伴随我一生的母爱——献给母亲诞辰百年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每当读到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总会想起自己的母亲。在母亲诞辰百年之际,收集自己脑中的记忆碎片,编织成这篇文字,献给母亲。
1996年6月5日,遵义园宝山殡仪馆。山上松柏低垂,静穆悲悼。我们兄妹在这儿送别两天前辞世的母亲。当火化炉炉门关闭,黑红色的火焰腾起时,我和妹妹拥在一起,失声痛哭“妈!妈……”亲人悲怆的哭喊声在苍松翠柏间的陵园中响起。
母亲熊毓英,1915年旧历四月十二日出生于贵阳。今天的护国路下段(原来叫顺城街)王伯群故居南行约20米,街对面的电厂宿舍就是当年的熊家大院所在地。熊家大院我只有非常模糊的印象。最近,微信姐妹群中,用武表兄推敲了熊家大院门的朝向;接着,远在美国的易璇表妹贴上了易长表兄当年手绘的熊家大院鸟瞰图。于是,印在我的脑海中熊家大院是这样的:大门斜向顺城街开着,走上几步石阶,便进入正院。几栋古朴典雅的厅房兀立,正厅门楣上有一匾额,上书“慈闲燕禧”四字。两棵梧桐树阴盖着大院,院内鱼缸整洁,桂花盛开。主院有门通往凉厅的后院和另一侧院落。傍街的一侧一溜的客房,屋后的花园就连着城墙。
熊家在清朝中期,由江西丰城迁至贵州。先祖原在独山谋生,后来迁到贵筑(今贵阳)永乐堡乡落户,以卖草帽为业。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大家庭。外公熊继瀛,字静安,家中排行第五。长期在贵阳从事商业,民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城总商会会长,还出任过中国银行贵州分行下属安顺支行行长。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故去。外婆,慈眉善目,疼爱我们。我父亲去世后,母亲一度接她到家中。每天,放学下班的时候,她都拄着拐杖,倚着门闾,等待着我们进家。母亲的兄弟姊妹先后从熊家大院走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秉承祖训,承继家风;都在平凡的工作中发光发热,在默默无闻的人生旅途中,呈现别一样的精彩,令后辈景仰。舅舅熊其懋,母亲的长兄,我们的三舅,幽默风趣,豁达忠厚。他长期在银行工作,解放后曾任职于省工商联、市烟酒糖业公司。我的妻子从瓮安返城回贵阳,在他那儿办理副食补贴,初次见面竟对她提起未成家的我。缘分吧!而成家缺房时,他又腾出住房,给我当新房,自己则搬到他的女儿处。母亲的大姐熊瑞英,令人可亲。长期住在昆明女儿家,母亲到昆明看望过她;她每次来到我家,总与母亲聊天直到很晚很晚。二姐熊莲英,我们的“七姨妈”。1960年,在父亲、外婆先后去世后,我们就搬到七姨妈家的堂屋,一住就是17年。七姨妈热情,乐观,是一位献身幼教事业的实干家。是她筹款,办起托儿所,退休后,又与人合作,承办市里的幼儿师范培训。“文革”期间,受尽磨难,却泰然处之,自行其乐。讲述起那些遭遇,没有伤感之意,却只有朗朗笑声。小妹熊雯英,是我们的十四姨妈,抗战期间,曾在武汉从事抗敌宣传。因产后染上伤寒,过早离世。她离世的消息一直瞒着外婆,我在外婆那儿,曾听见过几位姨妈述说十四娘“来信”的消息。
青葱年华在那个年代,熊家聚族而居。纯朴良善的家风祖训,亲情友爱的大家族,影响着,陶冶着母亲温顺、良善的性情。表兄熊易贵告诉我,你母亲善良,对我们经常讲“要上进”。徐用武表兄这样告诉我,“她总是笑容可掬,文质彬彬,轻言细语,也愿意同孩子们亲近,应该是师道使然吧。”他这样描述母亲给他留下的印象:“记得一个周末,院子里的梧桐树结籽成熟落地,我和廷楷、廷模在树下捡桐籽吃,八娘娘从走廊上下来,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但所获不多,她说:‘树子太高了,竹竿也够不到,风吹好多下来,你们就捡多少吃吧。’似乎为我们惋惜。”事儿虽小,但母亲对侄辈的关切、怜爱溢于言表。一次,我哼唱《游击军歌》:“三个五个,一群两群,在平原上,在高山顶……”母亲也唱起来,她告诉我们,抗战时躲避日机轰炸,和七姨妈一家来到普定乡下,几个表兄用蚊帐、被单,表演《游击军歌》。此时,她的眼睛亮起来了,沉浸在那种充盈亲情的回忆中。上世纪30年代初期,母亲进入贵阳市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她勤奋刻苦,努力上进。当时,崇尚民主,追求进步的思潮在青年人中日益高涨。女师学生曾发动学潮,组织罢课,反对王姓校长治校专断。据母亲所述,一天早上,她和她的妹妹将一把炉灰倒进煮好的稀粥之中。这样的举动,对于今天的我们,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对于母亲,身处那样的时代,是对当时罢课这一正义之举的有益援手和积极参与。
1934年,母亲女师毕业,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她曾在贵阳私立时敏小学、正谊小学、尚节堂小学、永乐中心小学、普定建国中学、实验小学等学校任教。
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李万一是母亲在尚节堂小学的学生。他生前所撰写的自述性传记《路边仔》中记载了与母亲的交往。
“记得我去应试时,(我考插班生),一位高挑个儿,三十来岁,(高注:当时母亲年龄没有这么大)很和善的女老师给我出了一道作文题《读书的益处》,几道算术题。……那位老师看了我的作文后说:‘还可以。’接着问我:‘为何不作算术题?’我红着脸回答:‘先生,我不懂什么是算术。’她转过脸去和校长商量了一阵后对我说:‘我看你的语文基础还好,不懂算术不要紧;这样吧,我们还是收你读高二级插班。进校后,我慢慢地从头教你的算术好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我读小学的启蒙恩师、高二级任,学校的教导主任熊老师。
“记得我第一次听算术课,连1/2=0.5都不懂。多亏恩师熊先生,她真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硬是先用高一级(五年级)的算术教材,从头开始,手把手地对我进行个别授课;加上我的恒心和毅力,渐渐地,在上课时,我能基本上听懂教授的部分内容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学年下来,我逐渐能做高二级的算术题了。由于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级任老师就把编写《级刊》的任务交给我,她想让我多有机会练习写语体文章。一学年终了,毕业时,我竟以总成绩第二名得到了毕业证书。我永远不会忘记恩师熊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万一老师曾专程找到我家,拜谢我母亲。一进门,他就朝着母亲,毕恭毕敬地连声称“恩师”,又与母亲聊起当年的故事,一再表示当年老师的教诲没齿难忘。
老教育工作者任桐君先生在抗战的兵荒马乱期间,避难于贵阳。在筑期间,她主持贵阳市立实验中心学校,从学校创办,筹措经费,兴建校舍,物色教职员工到招生,编写教材,亲力亲为,呕心沥血。她秉承“德智体群美”的办学理念,培养“手脑双健”的学生,把这所学校办成贵阳当时首屈一指的学校。母亲就在任校长的麾下工作。任桐君先生在她的自传体回忆录《一个女教师的自述》(三联书店出版)中这样提到母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的两位称职的教师熊毓英、熊之英姊妹,忽然捧着聘书来向我辞职。原来她们考起了贵阳师范学院,即日要去报到。这件事使我犯难了,照例中途退聘是不准的,可我觉得事关她俩的前程,我不忍心阻拦她们。只好忍痛割爱,答应她们辞职,再物色两位教员。”
任老先生的这段文字,从另一侧面写出母亲的工作实绩。真应该感谢任先生。她在二十几年后撰写回忆录时,还记起内地两个普通教师的名字;更应该感谢任老先生,在当年办校的艰难岁月中,为了母亲“前程”的“忍痛割爱”。
当我读到这两本自述后,不禁自叹当年初中毕业时的选择。我是随意填上“师范”的,但教师这份职业却就此选择了我。这应该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母亲的率先垂范,让我选择了母亲曾经从事的这一神圣的职业;而且一生没有后悔,并乐此不疲,至今没有离开学校,没有离开教育教学岗位!
1941年10月,母亲考上新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成为数学系首届学生,开启了她大学的学习生涯。
珍贵的玫瑰红
我的父亲高昌隆(字自约),贵阳大坝子高家子孙。自幼饱读诗书,20多岁就离乡在外,四处奔波。他到过马来亚槟榔屿,到过汕头、广州……民国时期的上海市政府,重庆中央海外部,南京中央党部,都留下过他宦海浮沉的身影。陪伴他的,经常是一杯酒,就一碟花生米,吟出一首诗。灯下,读黄庭坚、陈师道,品郑子尹、莫友芝。他的挚友黄苗子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郑子尹集》是他从不离手的爱宝。战时流离迁徙,总是随身相伴的。”因故,直到37岁,仍未提及婚姻大事。
是家兄的催促,是好友向知方、姚仓均牵线,当月老,促成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1943年8月,他以诗《寄毓英》为简作答。诗共四首,前有一小序:
仓均屡书为介,久无以答。顷时雨回凉,休沐中静念永言之义,遣此当简如何
曰余三十七,尘海阔波澜。即路怀孤往,将心亦已博。未堪怜信命,趣与寂言欢。拂乱何增益,悠悠尽不安。
徴古畸人说,侔天许未然。独行原久惯,执一倘能权。淡泊嗟微亮,殷忧亦仔肩。方齐物我论,待赋鱼跃渊。
良朋向与姚,展矣非一朝。持念通家谊,说怿护落瓢。索居情殆喻,和乐瑟应调。愿结韦弦佩,无从垒块浇。
朋情初取洽,兄命徐开函。岂曰强而可,其将德有惭。静言无往谏,来者义同忝。借报姚夫子,琼瑶傥尔堪。
父亲的这组诗简没有碧桃花下的绵缠,没有新月如钩的浪漫;而是明白如话的心志剖白,愿结连理的真情抒怀。他在诗中回顾自己“尘海”“波澜”的宦海生涯,检省自己“趣与寂言欢”、“独行原久惯”的“畸人”之误,表明自己“齐物论”、“鱼跃渊”的志趣,表白自己愿“通家谊”、“调琴瑟”,“结韦弦”、“ 浇垒块”之心迹。
对这门婚事,正在读大三的母亲内心是排斥的。表兄丁廷模在回忆他的母亲一文中曾这样提到我的母亲:“八娘熊毓英,在贵阳师院数学系三年级时,因结婚辍学,她为此曾大哭一场,当时情景长久留在我的记忆里。”“遣此当简如何”,正是父亲的诗简传递的真诚为人,剖白心志的真挚的“永言之义“,叩开母亲心扉,她从中认识了父亲,认同了父亲,也从心底接纳了父亲。这是她在此后几十年风风雨雨中支撑自己的情感之柱。就这样,父亲八月来函,11月,便告假自渝返筑成婚,时间似乎快了点,但毕竟已是瓜熟蒂落的事了。当年,父亲那种欢愉的心情无以言表,便托诗寄情:“闻将兴礼乐,侧想太平年”,“应更惭亲旧,欢然酌我情。”
父母的大婚,应是父亲的长兄高可亭操办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文笔街高家公馆大门敞开,宾客盈门。表姐向芹随她的母亲参加了婚礼。她向我述说了当年的盛况:酒席从堂屋前三院摆起,大开中间,成一直线,一直摆到四进大院,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婚后,已是年底,母亲随父亲到了重庆。1945年7月,诞下了我,1947年12月,弟弟言常在南京出生。这段日子,母亲相夫育子,生活是安宁的,是优渥的,是欢愉的。她与闺蜜余庆玉,还有其他朋友,游上清寺、歌乐山,游玄武湖、明孝陵……从留下来的照片中,我们看到雍容大气的母亲,温婉清丽的母亲,勃发的青春气息呼之欲出。1987年,我出差到南京。曾逡巡于成贤街,寻找我坐在饼干桶上照相的那个庭院;我流连于玄武湖,寻找那片草坪,那片两岁时胸有围兜的我,曾在那里照过相的草坪。那天,玄武湖公园游客不多,当摁下快门的时候,我仿佛听见母亲的声音,还有她的闺蜜们的笑声……往事悠悠,悠悠往事……那段岁月,我想,母亲总会忆起。表兄熊易贵曾告诉我,“你母亲回贵阳后,曾提起歌乐山……”
父亲婚后的诗稿没有留存下来。《耻躬堂残稿》的诗作截止于1943年。按照父亲写诗的频率,每年总有十余首,婚后的生活,应该有诗稿记录。可是无从寻觅,十分惋惜。
1957年夏天,表兄丁廷楷返筑探亲,邀了我们一家,同游南明堂。在花坛前,表兄摁下快门,留下了我们一家的合影,这是我们家唯一的全家福。相片上我们兄妹三人乐开了花,父亲母亲脸上也写满了笑意。好像就在前一年的一天,父亲的挚友李俶元先生来家小坐。我正在一旁做作业。年仅5、6岁的小妹在一旁打闹。李先生笑着说,“三天不打,揭瓦上房”,父亲则只是笑笑,把小妹揽在胸前,抚摸着她的头。星期天,我经常的任务就是到弯弓街巷口的豆腐店,打上一锅水豆花。中饭时,从灶上端下来,热气腾腾的,就着父亲炒的几碟小菜,这是当时我家饭桌的“标配”,父亲则用温酒器温上一壶酒,慢慢品着。一家人热热络络,闹闹笑笑,生活清贫,却乐在其中。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从未红过脸,吵过架,生于那个时代,充满旧文人气息的父亲终生嗜酒,见酒就醉,是母亲依着他,让他醒酒安歇。母亲曾说过,父亲看见她抽烟,曾劝她,你不该有这样的嗜好。父亲和母亲,应属于媒妁之言,走在一起的;但是他们恩爱如初,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共同用爱呵护着我们这个小家。就在父亲辞世的那天,母亲仍是在院子里洗衣服,父亲则在厨房准备中饭。
用这么一章,写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是因为父亲过早的离世,他们没有白发偕老;但是,他们彼此心中,都有着对对方的关切、牵挂和相守。母亲作为女人,在自己的生命年华璀璨绽放的时候,她有过爱的滋润,她是美丽的,是幸福的!这是她生命中的一抹玫瑰红色,珍贵的玫瑰红!今天,母亲和父亲在天国团聚,一定会很幸福,一定会慈爱地望着他们的子孙正在幸福地成长。
母亲,是您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我们感恩于您!您是幸福的!
岁月留痕
1948年,那是风云遽变的时代,国民政府将南迁广州,退守台湾。当时,在南京的五舅熊伟(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劝父亲留在南京:你在这儿是“显微镜”下的人物,回贵阳那就是“放大镜”下的了。思乡心切,惟愿叶落归根的父亲则选择了携妇将雏,返回家乡。冬日,父亲告别了石头城,先到上海,与定居在沪上的小弟昌国辞行,随后便乘船溯江而上。到了汉口,弃船改乘火车南下。抵金城江后,又换乘颠簸的汽车,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贵阳。越明年,贵阳解放,后1个月,妹妹言赬出生。
五十年代初期,聚居两百年的高家大院行将解体,面临分崩离析之态势,高氏各房纷纷迁出,另觅居处。1951年3月,父亲因为旧社会的“历史问题”,由有关部门进行“审查”。父亲被离家之日,正是我家行将搬离文笔街高家大院之时。头几天,家什器具什么的早已捆扎装箱,收拾妥帖。这一下,父亲没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从上屋找到大门,又从大门找到花园,哭着,喊着……
父亲“被审查”的两年,家里的一切,全靠母亲操持。当年熊家大小姐,婚后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有父亲张罗;现在一切需要自己独自面对,3个孩子年幼,幼女尚在襁褓之中……是母亲,是她,用自己羸弱的肩膀把家撑持下来。
这两年,我家搬了4次。离开高家大院后,先搬到省府东街,又搬到六洞街,再搬到护国路202号,护国路188号。为什么频繁搬家,我们不知就里,但母亲自有搬家的无奈和难处。那是什么样的场景:不到两岁的小妹得抱着,满车的家什、器具,得跟在车后跑着……
当年,母亲与父亲成婚,在师院办理了转学手续;回到贵阳之后,母亲是准备复学,修完学业的。但是,有了妹妹,接着又是家庭的变故,复学的念头就此搁下。
这个时候,为了家庭生计。母亲毅然走出家门。她在市尚信会计学校学习,以掌握一门新的技能而谋求一职;同时,她参加政府组织的扫盲工作。当时扫盲是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性活动。母亲在贵阳市第三区34夜校担任义务教员,翌年被任命为教导主任。似乎是参与那样火热的社会活动,加之繁忙的教学任务,让母亲走出了心中的阴霾。在夜校组织的庆祝抗美援朝胜利活动集会上,我看到了母亲神采飞扬,显露出的笑容。“三套黄牛一匹马,赶车的人儿笑呵呵……”、“太阳出来磨盘大,你我都来纺棉花……”这些五十年代初期的流行歌曲,我至今还在哼唱。你知道吗,这是母亲在夜校唱过的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母亲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就被调到市扫盲协会,1953年5月,又被分配到省商业厅干部学校担任文化教员。当父亲回家时,母亲已经有了正式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儿女也已经长大了许多。
此时,父亲已通过“审查”,结论为“曾经多次利用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贡献”的“爱国进步人士”。之后参加省、市政协学习,并聘为贵州省文史馆馆员。
母亲离开省商业厅干部学校后,调入省文化用品公司,后又到省商业厅储运公司、省五交化公司,一直从事商业统计、会计工作,与算盘、数据统计打交道。因工作需要,她经常出差,曾一度常驻都匀、镇远、马场坪。在贵阳,又是奔走于沙坡仓库、牛郎关仓库、岩脚寨仓库。这几十年,她都在拥挤的人流中为生活,为一家人奔忙。一如当年做教师的样子,依然尽职尽责,依然任劳任怨,每年都会捧回“先进工作者”的奖状。
1959年8月30日,这个夏日的上午,刚完成省文史馆交付的《贵州志》部分章节撰写任务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辞世。年仅53岁。他带走了他的文采,他的书法,他的篆刻,他对贵州历史沿革的研究,带走了一家人对他的眷爱……就是十多分钟,顶梁柱坍了,一家人陷入无尽的悲痛中……那年,母亲44岁,我14岁,弟弟还不到12岁,小妹仅有9岁多。
生活还要过下去。又一次的家中变故,没有压垮母亲。她努力工作,维系家中最低消费,两分钱的豆渣,曾是我家经常的下饭菜。我记得有一天,已经很晚了,本来应该在牛郎关仓库的母亲突然回家了。她流着鼻血。原来因天燥取暖,她和同事都流鼻血,被送到商业医院,医生处置后回到家中。翌日一早,她又挤上了拥挤的汽车。为了贴补家用,曾托邻居,承揽了红岩化工厂糊纸筒的零活。每天回到家后,母亲就忙着用木模,外套专用的纸,折叠好,糊上浆糊,带着我们兄妹,加工成筒状纸盒,再放到一旁阴干。近日,因为准备搬家,整理杂物,翻到了1961年8月的一则日记:“昨天和张妈妈约好,借到了‘架子’(装纸筒用),我们决定今天送纸筒(到打渔寨红岩化工厂)。纸筒已经做好了几个月,一直因为化工厂没有开工而没有送成。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因昨晚已经捆好,现在再准备一下,吃过早饭,六点四十分就出发了。“我挑四千六,弟弟挑三千六,小妹挑一千八,一共一万,沿途边歇边走,9点到了东山垭口。10点过进厂。12点过挑到目的地。验了货,直到下午1点半,才收拾回家。稚嫩、平实,略显流水账似的文字,这是当年三兄妹送纸筒的真实记录。一路上,风吹着纸筒沙沙响。至今,当我登上垭口,走在王家桥的时候,这样的场景总浮现在眼前。1961年,大饥荒年代,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是没有油水,仅有的定量粮食不够吃。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听别人说还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母亲总是设法去弄。星期天,她带着我们兄弟俩到蔡家关,在路边的斜坡上,抓着草根,一步步顺着斜坡往下挪,找到蕨丛,扒开泥土,挖出蕨根;又采了一捧捧红籽。满载回家后,取浆,取籽,蒸熟后代主食充饥。
随着困难的加剧,根据上面的要求,母亲她们机关干部粮食定量减到23斤……这时,为了给干部一点补充,每月增发2斤麦麸饼干(加工面粉后剩下的麦皮和壳磨细制成),那时可是我们的美味佳肴!当时,我们每个月盼着发饼干那一天,照例这天家里不做饭(要节省一顿粮食),用少许的包谷面粉熬成疙瘩汤,放一点糖精,等母亲下班带回饼干,我们可以美美吃上一顿,那个欢喜劲,不亚于过年节。
以后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孩子们长大了,母亲又面临子女的远行。弟弟言常学习成绩优异,读七中时,曾是贵阳市三好学生,喜报贴在家门口。在那极左的年代,初中毕业竟不能升入普通高中,而被分到有色金属技工学校。弟弟哭着,母亲也流泪,当天务川来家的五姨妈劝慰着母亲。后来弟弟随学校迁往遵义,就留在了八五厂。文革中,初中刚毕业的小妹,又被安排上山下乡,远奔岑巩偏远的山村。痛心的是,出发那天,母亲在“学习班”,不准请假,未能送行。儿女远离,母亲无奈,只得为他们打点行装,送他们走得远远的。她的心在流血!
1966年,文革动乱年代,作为我们这样的家庭更是在劫难逃。运动初期,母亲被贴大字报,她回来告诉我们,“罪名”竟是“娘婆两家都是地主”。还好,人生自由没有限制。1970年3月,正是西哈努克亲王被“废黜”,有国不能回的那天,贵阳的街头采取“革命行动”——“大抄家”。高音喇叭震耳欲聋,践踏宪法,蔑视人权的事就在深夜发生。这一夜,我家成为“抄家”对象,被折腾得够呛,一直闹腾到天明。带走的两筐东西,全是父亲的线装书,父亲挚爱的篆刻用金石,以及高家大院留下的字画。折腾的人走了,留下的是被折腾人的惊吓、难受、痛心……那段经历,那段让人折寿的日子,那段令人诅咒的日子,真是无法赘述。母亲挺过来了。
到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军宣队通知母亲,要她离开贵阳,投亲靠友,疏散下放。那是一个夏日,为了寻找一个落脚之地,小妹陪着母亲,找到贵定沿山堡,找到在当地工厂的表兄贺正荣,通过他就地联系一个生产队。回到单位后,面对军宣队的询问,她诘问道,我是文史馆的家属。你们问一问,文史馆的家属是不是都要下放。就这样,她最后竟然被安排退职回家,直到几年后,落实政策,办理了退休手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生病,打喷嚏,家庭就会遭殃!我的家庭变故,只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
岁月留痕,往事并非如烟!
严冬过去,终于迎来了春天。
母亲退休后,我们兄妹相继成家。母亲在贵阳、绥阳、遵义等地,照料出生的孙辈。以后,她还报名进了新成立的省老年大学,学习医疗保健;平时,拄着拐杖,与老朋友玩玩麻将,安度晚年。
当年,父亲被审查期间,家里有一位老保姆,母亲叫她牛嫂,刀靶水人。正是因为母亲与她的友好相处,真诚与对。在我们家遭遇最大难处的时候,她留了下来,照料我们,让母亲在外奔波,直到父亲回家。文革时期,单位上许多被下放的同事,回城后总会聚到我家,纾解一下心中的怨气,议一议平反落实政策事儿。母亲总欢迎他们留在家中。
母亲就是这样,一辈子善良,一辈子本分,一辈子执着,一辈子以诚待人,一辈子自强不息,一辈子与命运抗争!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
与弟妹相比,我长久与母亲生活。在表兄妹聚会的时候,表姐们曾说,我与母亲长得很相像。这么几十年,我就是在母亲的爱中成长的。这是融在血液中的爱,这是浸润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爱。生了病,母亲督促我去医院;我需要的参考资料,母亲托人给我找来;毕业分配,母亲为我找了关系,托付友人;文革初期,我因故整晚没有回家,母亲焦急万分;为了我的成家,母亲操了多少心,向我唠叨了多少回,托了多少人,包括学校的同事……就是这样,母亲用爱温暖着我,塑造了我的人品,我的性格。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母亲的艰难抚育下,在逆境中成长的我们三兄妹终于长大,成家立业了。可以告慰母亲的是,我们和您的孙辈们均在各自的不同岗位上,兢兢业业,事业有成。重孙们也在健康幸福地成长。
回忆的闸门一打开,这些记忆碎片就一涌而出。这时,母亲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一张一张,叠加在一起,越发清晰。青葱岁月的,宁渝时间的,步入垂暮之年的……于是,含着泪整理了这些记忆碎片,编织成了这篇散文,谨以此献给母亲诞辰百年。愿远在天国的母亲和父亲幸福吉祥!!
2014年2月2 日确定文题
2016年12月2日初稿于欣歆园2016年12月25日二稿于欣歆园
2016年12月29日三稿于欣歆园
2017年8月3日四稿于欣歆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