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鞭炮声声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小山村，孩提时代的我对鞭炮的喜爱到了痴迷的程度。那个年代男孩子过年有三大盼，“放鞭炮、吃好东西，穿新衣”，其中放鞭炮排在首位。过年时最期盼的就是父母开恩多给买几挂鞭炮，谁要是送给一挂甚至几个鞭炮，高兴的就像得了个大元宝，眉开眼笑、手舞足蹈，恨不得跪下给人家磕几个响头，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大姐夫的弟弟曾给过我一挂鞭炮（最多一百个），事情过去四十年了，我仍记忆犹新，恍如昨日一般。

过了腊月二十三，就一天天地掰着手指头盼着买鞭炮、放鞭炮，那时只要父亲说要领我去赶孙村或大龙堂大集（分别在腊月二十五、二十六），赶集的前一天晚上，不到半夜就会激动、高兴的再也睡不着觉了，父母一喊我的乳名，立马穿衣起床，蹦蹦跳跳的跟着父亲（母亲是小裹脚，那时没有交通工具，所以母亲一般不会出远门）或哥哥姐姐们出发了。看到鞭炮，就像饿狼发现了猎物，任凭别人再三催促，双脚就像钉在了地上，半天不见挪动。

那时候，分给自己的鞭炮是舍不得成挂的放的，一般是拆开来，零星、单个地放，也往往是选择人多的时候放，有时候会和小伙伴们比着放，看谁的鞭炮响，看谁放的多，特别羡慕鞭炮多的小伙伴！似乎谁的鞭炮多谁就是英雄，谁就高人一等。拥有较多鞭炮的小伙伴往往是神气十足、趾高气昂，活脱脱一副得胜将军的派头。有的小伙伴只要有了就放，正所谓“狗窝子里放不住干粮”；而有的小伙伴则舍不得放，像割自己的肉一样，半天才放一个，几乎留到正月十五乃至二月二。放鞭炮也能体现出小伙伴们的性格特点。

那时候往往是买那种叫“帘子挺”的小鞭炮，不为别的，只为价钱便宜，“帘子挺”鞭炮的直径比小麦的秸秆粗不了多少。那时还经常捡拾未响的鞭炮，那也是宝贝，把未响的鞭炮掰开，用火点燃，或当成烟花观赏，或点燃后用脚用力去剁，也是非常响的；或倒出里面的药粉，用火去点，刺啦一响，发出一小片火光，也非常刺激。

说起放鞭炮，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小故事。那年我大约六、七岁，大年初一天还没亮，我的一个叔伯哥哥到来我家，我把我仅有的一挂鞭炮拿给他看，我俩为了鞭炮上的一根细细的线到底是芯子还是线绳发生了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说点着试试，这一点不要紧，鞭炮在屋子里的桌子上响了，只听噼啦噼啦，火光一片，吓得父亲赶紧扑救，幸好没有引起火灾，我和哥哥也没伤着。可是我仅有的一挂鞭炮就这样报了销，以后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放，眼馋的不得了，好心的三哥见我可怜，把自己的鞭炮分给我一些。这个小插曲，成了以后的笑料，多年以来时常被父亲提起，往往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其实，痴爱鞭炮的人何止我一人。放鞭炮，热闹、喜庆、驱邪，早就成为中国年文化的重要元素，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铭刻在中国人的脑海里、骨子里。记得邻村的一个家里很穷的小伙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穷志不穷，卖了棒槌子（指玉米）也要买爆仗（指鞭炮）”。此话流传周边好几个村庄，历时几十年而不衰。可见，鞭炮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我的老父亲就非常喜好鞭炮，他老人家七八十岁时还放鞭炮，而且他老人家喜欢用手拿着鞭炮，点燃后再扔出去，有时来不及扔，鞭炮就响了，把父亲的手熏的漆黑，炸的生疼，但父亲乐此不疲。

改革开放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家会成箱的购买鞭炮，用放鞭炮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党的富民政策的感激，更高目标的豪迈追求！放鞭炮多的人家会成为人们街谈巷议、茶前饭后的主要话题。我的老父亲常说，看看谁家放了多少鞭炮，就大差不离的知道这家挣了多少钱。

现在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感受不到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鞭炮的痴迷程度。

作者：傅先河，男，1964年出生，山东济南人，中共党员，供职于历城区人民检察院，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山东青年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山东周易研究会理事、山东散文学会会员、历城区首届“优秀传统文化讲师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