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漫长的探索 才确立了创作指导思想 唐太宗倡导朴实文风

本文乃“刘力家常厨味”独家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

唐代诗歌的发展，离不开创作上的正确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的确立，是一个缓慢的探索与逐步完善过程。生活于初唐后期的陈子昂显然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这却又不是他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结果。早在李唐王朝建国之初，最高统治集团中头脑清醒的代表人物，如唐太宗、魏征等，鉴于齐梁陈隋因荒淫而灭亡的惨痛教训，就坚定地反对以文学作为纵欲、淫放和消遣的工具，认为这样做将导致政教败坏、风气奢荡。

太宗虽在诗歌写作上摆脱不了“宫体”积习，但却认为自齐梁传下来的绮靡淫丽之风“释实求华”，“以人纵欲，乱于大道”，“无益劝诫”。他指示房玄龄：“凡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伸于政理者”，“皆须备载”。由此可见，他倡导的是一种“可俾于政理”，即有益于国家之治理、社会风气之改良的朴实切直文风。魏征批判陈后主等“亡国之君”，“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气”，以致“雅道沦丧”。他所痛心的“雅道沦丧”，是指文学政教作用的消失。由此可见，他也是着眼于文学“有比于政理”的社会功能。

但是，无论是唐太宗，还是魏征，他们在批判绮靡淫丽文风的同时，并没有无视、抹煞文学本身的艺术特征。太宗在他亲自撰写的《陆机传论》之中，赞美陆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高词迥映，如日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称赞江淹、沈约等人：“缚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这些赞誉前人诗歌文采之美的言论表明：他们谁也没有把文学看成是可以不要文采、不具备任何艺术特征的单纯的政教传声筒。在他们的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应当是一种“有伸于政理”且具有文采的文质并重的文学。用魏征的话说，就是“其理也贵当，其辞也尚巧”，从而“文质因其宜”。

太宗和魏征理辞兼备、文质并重的见解，虽然就“质”、“理”来说，过分强调了“有比于政教”，但这种见解确实成了唐代诗歌创作的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基本上为后来众多诗人认可与遵循。终有唐一代，单纯逐“文”而舍“质”、求“华”而释“实”，或者“质木无文”的作品（即一味追求文采华美、完全不管思想内容健康与否的作品和只管内容、全然不要文采的作品），确为鲜见。从整体来看，三百年的唐诗，无疑是一种思想与艺术并重、内容与文采俱佳的健康状态的文学。

“政教”作用只是文学社会功能的一部分。唐太宗、魏征等人过多着眼于此，确有一定片面性。到了“四杰”，开始倡“骨气”之说，并批判齐梁遗风为“争构纤维，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这就接触到了诗歌的一些本质特征问题——感情、风格、语言。他们强调的是感情的浓烈昂扬（“气”）和风格、语言的刚健、道劲（“骨”）。

参考资料

《陆机传论》

《隋书·文学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