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课：三十年写作经验分享给你

小说创作漫谈

（在某文学创作培训班讲座稿）

谢谢李主席，谢谢文联各位领导，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同时也感谢各位文友，在这么个炎热的天气里，冒着酷暑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我很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与咱们中条山的文友们一起座谈，一起谈谈文学和写作的话题。

其实，我不是个很善于说话的人，更不适合讲座，讲课。讲座，讲课是大学教授们的事，是研究文学的人干的事，我只是个写作的人，写作的人只要会写就行，不一定非要会讲。咱们农村有句话，说是“咬人的狗从来不叫，叫得欢的狗不一定会咬人”。写作也是这样，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很多人谈起文学，讲得头头是道，谈起自己要写的某个作品，某个小说，更是神采飞扬，你听他谈的时候，好象真的他就马上要写出一部传世巨著来。可是等他写出来再拿给你一看，你就会发现，他原来说的那么好的东西，在作品里一点儿也看不到了，说和写完全是两回事。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写小说的，写了很多年，也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读的书也不算少，文笔也不错。每次有了新构思，都会来找我谈，谈起来连我都觉得这真是一个好东西，意境啊，人物啊，真是好，要是能按照他说的这样写出来，一定是部好作品，但是等到他写出来再拿给我看，坏了，他说的那些呢，全没有了。意境啊，人物啊，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叙述，叙述了一个故事，叙述了一个事件，讲了一个过程。让人大失所望。

有一次他到《山西文学》编辑部去，到了以后就给人家谈，谈他准备要写的一篇小说，谈得神采飞扬，很兴奋。当时，《山西文学》有一位副主编，就跟他说：你呀，你知道你的小说为什么写不好吗？就是因为你太能说了。这就像蒸馒头，馒头还没熟呢，你就漏气了，一漏气这馒头可不就夹生了！你知道人家谭文峰的小说为什么能写好吗？就是因为人家不吭声。你能听到他说话吗？他见谁都不说话。人家不吭声就能把气圈住了，圈住气才能把馒头蒸熟了，你以后也学着点。

后来这个朋友见了我，老拿这句话开我玩笑。说我能写出好小说，就是因为我能圈住气了。他写不好小说就是因为总漏气。

当然这是说笑话，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不爱说话，天性不善言辞，在什么场合都是听别人说，我从不发言，这是性格的原因。但大家细想想，咱们那位副主编说的是有道理的。许多人写作的过程中会打腹稿，有些人连作品的语言都会在腹稿中完成。打腹稿的过程就是构思，就是蒸馒头的过程。馒头蒸好之前，千万不要揭盖，一揭盖就漏气了，闹不好就蒸一锅夹生馒头。大家都知道，陈忠实老先生在写《白鹿原》的过程中，前后六年，搜集各种历史资料，采风和采访用了两年，正式写作四年，从1988年动笔，直到1992年完稿，老先生一个人住在老家，西安灞桥区西蒋村，过几天他老伴去给他送一袋馍馍，老先生就是靠着这一袋袋馍馍写出传世巨著《白鹿原》的。那时候，都知道陈忠实在写一部长篇，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一部什么样的东西，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现在回头看，的确是，《白鹿原》的故事只能读，不能讲，讲出来就不是那个味了。我们从《白鹿原》的语言，以及语言背后透出来的东西，能够感受到波澜壮阔，厚实沉重的那种诗史般的感觉，如果要讲出来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个感觉了。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必须去读，才能感受到小说的真正魅力。而不是去讲，讲是只能讲故事，讲不出文学的韵味。陈忠实老先生这一锅馒头，算是蒸熟了，蒸成了传世巨著。

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作家，包括一些大作家，小说写的很棒，让他讲课，让他谈写作经验，他们经常也是面红耳赤，不太会讲，也不想去讲。包括贾平凹这样的大作家，也是这样，贾平凹也不善言谈，他就不喜欢给人家讲课，就算讲他也从来不长篇大论，只讲实实在在的东西，只讲他自己经验性，体会性的东西，从不讲文学理论。贾平凹曾经说过一句话，关于写作，关于小说，很多东西是不能说的，一说出来就不对了。

咱们省有个作家叫吕新，现在是省作协副主席，他也是这样。他是属于先锋作家，小说写的很好，意识很超前，全国很多刊物都发他的作品，长、中、短篇写了很多，也获过不少奖。但是你让他讲，他立马就结巴了，口吃，讲不出话来了。去年8月份，我们作家新干线平台在垣曲搞颁奖活动，也请他来了，晚上开座谈会，来的几个有名望的作家都给大家讲一讲，山东的著名作家赵德发，还有咱们省的著名作家毕星星，王西兰、张行健都讲了，论到吕新，他讲了不到十分钟，讲的什么，最后没人能听清。因为他是晋北人，口音太重，晋南人听不懂。他就像我这样，讲起来磕磕巴巴的，讲不了几句，也没有讲出什么东西来。

所以说，对写作的人来说，能说会道也不一定是好事，像我这样的，不能说不会道的，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开个玩笑，算是为我自己不会讲课找个台阶吧。

既然来了，就和大家一起聊聊，我还是围绕小说来谈，咱们随意聊，就算是“小说创作漫谈”吧。我想结合我自己的创作经历，谈点体会和感想。

我已经很多年不写小说了，这些年也很少读小说。大家都知道，我这些年大多时间都在做影视剧创作。做影视剧不是因为我喜欢，也不是因为比小说赚钱，而是那几年我有几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所以我被导演强拉进了影视圈。虽然我没有再写小说，但在我心里，对小说还是情有独钟的。

我记得我发表最后一篇小说，应该是1997年。江西有个文学刊物叫《百花洲》，我最后一篇小说就发表在《百花洲》杂志上，题目叫《生命变奏》，是一部四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百花洲》是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

这篇小说的写作和发表有个背景。应该从1995年说起。1995年春天，《山西文学》杂志社在河曲召开一个笔会，参加笔会的都是咱们省内的作家，一共有十个人。省作协的焦祖尧主席，《山西文学》主编段崇轩老师亲自带队，在河曲一共住了十天。开始一段时间主要是游玩，河曲有黄河，有娘娘滩，有西口古道，有古渡口。大家玩了几天后，最后三天，焦祖尧主席和段崇轩主编就提出一人必须交一篇小说。这样我在那里就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仲夏的秋》。写完后，焦主席和段主编都认为这个小说很好，发表后很有可能被《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转载。当时就约我回家后再写一部中篇小说同时发表。于是我回来后又写了一部3万字的中篇小说叫《走过乡村》。

这两部小说同时在《山西文学》1995年第8期头题发表后，很快全都被转载了。《仲夏的秋》被刚复刊不久的《小说选刊》转载了，《走过乡村》被《小说月报》转载了。没有多长时间，大概是这年的10月份，我就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话，他们约我把《走过乡村》改编成电影。后来我就到长春电影厂去改剧本。这部电影后来改名为《红月亮》，后来在上海一个电影节上获得“九六年度十佳故事片奖”。

我在长春电影厂刚改完剧本，还在等导演和电影厂领导审稿子时，就接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一个副主编的电话。我记得那个副主编是叫谢敏，他告诉我说，我的小说《仲夏的秋》，获得了1995年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个奖是由《小说选刊》评的一个奖项。当时获奖的一共只有五部短篇，五部中篇。而且获奖作家大都是名家，有汪曾祺，池莉，阿成，何申，王跃文等人。我可能就是属于最没有名气的一个了。就这样我从长春直接到北京参加了颁奖仪式。

当时的颁奖仪式是在一个名叫皇家国际俱乐部举办的，那天几乎是在北京的所有的文学界老作家、名作家等都参加了。因为《小说选刊》那一帮人比较开放，他们搞的是一个开放式的颁奖典礼，我记得连主席台都没有设。在吃饭之前搞了一个简单的颁奖仪式。在颁奖仪式开始之前，我记得中国作协副主席、小说家肖复兴领着我，拜见很多文学前辈。那时候我很腼腆，也不会说话，见了人还脸红。很多作家名字知道，有的是如雷贯耳，记得当时见得有王蒙，邓友梅，汪曾祺等，还有一些中年名作家，比如梁晓声，张抗抗等。颁奖的时候是王蒙老师给我颁奖。

当时的颁奖活动上，也来了许多外地的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主编等，他们都是来见作家，约稿子的。当时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副社长兼总编，也是《百花洲》杂志的主编，姓朱，他也来约稿了。就是在这次颁奖仪式上，朱总编邀请我参加他们准备第二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大型笔会。

于是，我在1996年7月份，就应邀去江西庐山参加了《百花洲》的庐山笔会。应邀参加这次笔会的，大都是全国的一些名家，起码名字都是很响亮的，大部分都是我知道的作家，看过作品的，且大都以小说作家为主。我现在能记得名字的，有黑龙江的阿成、迟子健，南京的储福金、韩东，湖北的方方、池莉，湖南的王跃文，北京的石钟山等人，还有《中国作家》杂志社的一个编辑，也是小说作家，老家是福建的，名字想不起来了，当时他告诉我有一个杂志发了一个篇评论文章，把我和他两个人的小说对比评论，所以有点印象。那次笔会，山西就邀请了我一个。这次笔会共七天，说是笔会，其实就是邀请作家们到庐山玩玩，消夏避暑，联络感情，目的就是出版社要稿子。

拿了人家手短，吃了人家嘴软，参加了这个笔会，完了就得给人家写上个稿子。当时一个星期的笔会，据说百花洲出版社就花了十多万元。1996年的十多万元也不是个小的数字。我是个比较有惰性的人，如果没有人逼着，就很少出作品。当时在庐山时我手里没有稿子，跟着人家混吃混喝混玩，回来了总得给人家有个交待。于是，我就硬着头皮写了一个中篇小说，题目就叫《生命变奏》，写了一个最底层最穷苦的农民如何空手套白狼，利用各种阴谋诡计和社会关系，成为一个当时传说中的大款，一个农民企业家和房地产商。最后因为工程偷工减料，导致新建的学校垮塌，酿成了悲剧，进了监狱。还写了他生命中两个女人甚至三个女人。

这篇小说其实是反映了那个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代历史背景中的一些社会现象，揭示了当时的一些应该引起人们深思的社会问题。后来这种问题在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几乎成了普遍现象，发生了多次典型事件。

这篇小说当时在《百花洲》编辑部反映还不错，他们一个副主编当时给我打电话，说他特别欣赏，想要发头条。后来看过这篇小说的一些文学圈的朋友，都对里面的故事和人物，以及一些场景印象比较深，画面感比较强，有影视剧的感觉，里面三个女人的形象刻划比较独特。可惜这篇小说最终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也没有被转载。这是当年我唯一发表后没有反响的小说。也是我最后发表的一篇小说。那几年，基本上我的每一篇小说出来后都会有反响，或者被转载，或者被改编影视剧，或者获奖，各种报刊在评论当前的文学作品时，都会谈到我的小说。在评论到农村题材的作家时，我也是经常要被人提到的。

这最后的一个中篇小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被选刊转载。一个作品要想引起大家关注，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要被选刊转载，作品只有被转载后才能引起文坛的关注，如果不被转载，就很难让更多的人看到，许多搞文学研究的和文学评论家，他们只看选刊，只看转载的作品，不会去看一些名气不是很大的原创刊物。因为刊物太多，他们也根本看不过来。这篇小说没有能被转载，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篇幅比较长，一般《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所选的中篇小说，大都在3万字以内，这篇小说差不多快五万字了。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作品不够好，只要是好作品，肯定会引起关注，被各种选刊转载的。要想被转载，就只有一条，把小说写好，写出新意，写出精品。

说了这么多，是想说明我最后一篇小说出笼的背景。也间接谈到了我当时的一些创作状况。我从短篇小说《扶贫纪事》引起文坛关注，到中篇小说《生命变奏》停止小说写作，大概就是五六年时间。当然在《扶贫纪事》之前，我已经写了十年了，也发表过作品了，《扶贫纪事》算是我的成名作吧。这篇小说当时反响比较强烈，后来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1997年之后，我再没有写过小说。没有写小说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的一些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开始是我被应邀去改编自己的作品，到后来就是一些导演邀请我去帮他们改编或者创作一些影视剧。就这样开始触电，就与小说绝了缘份。但是在我心目中，小说仍然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形式。我一直认为，真正的作家，是必须写小说的，不写小说的作家，很难称得起作家这一头衔。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虽然多年没有写小说，但是我对小说依然情有独钟，依然热爱。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最爱读的就是小说，那时候上课，我一般都会在课桌下面放一本小说，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看小说，耳朵在听老师讲课，眼睛在看小说。我相信很多喜欢写作的人，都有过喜欢读小说的经历。因为一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它所表达的深刻与厚重，是其他的文学形式所不具备的。散文可以很美，但它不能足够表达一个民族历史的厚重，很难写出时代的深刻内涵。《白鹿原》就被称为是一部民族的秘史，如果《白鹿原》是一篇散文，再怎么长，它都难以具有民族秘史这样的深度和厚度。

所以说，小说是文学形式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小说的品格，决定了它能够承载一个作家深刻的思想与生命的厚度。其他作品，很难达到小说可以承载的东西。我们看到《白鹿原》改编成电影以后，远远没有了小说的厚重感。因为电影的体量，决定了它只能从一个女人的命运切入，去能表达情爱和人生，讲述人物的命运。而小说《白鹿原》却是从一部民族的历史切入，从一个家族的命运切入，从深厚的传统文化去切入。单从切入点来说，电影就已经输给了小说，就更别说主题方面了。

小说白鹿原的主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诠释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解读了整个民族命运的历史渊源。而电影《白鹿原》描述的就是一个东方文化观照下的女人命运，传统文化和封建礼制对一个女性的戕害。

还记得当年我的那部中篇小说《走过乡村》，改编成电影《红月亮》以后，就远远不是我原来想要的样子，尽管电影剧本还是我自己改编的，但导演处理和电影本身的表达上面，它就差了很多。所以有很多人后来告诉我说，看了电影以后感觉不如我原来的小说好。这是一个共性问题，很多小说被改编以后，都不如原著好。这就是小说的特性，小说具有它不可改编性，再怎么改编都远不如原来的小说好。因为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语言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可以给人们提供丰富的想象空间，语言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甚至是无限的张力。这一点影视艺术是做不到的，其他艺术形式都做不到的。小说的生命力也在于语言。只要人类还使用语言，我相信，小说这门语言艺术就会永远存在。

小说有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比如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小说的题材问题，小说人物的性格塑造问题，小说的风格与流派问题，小说语言的独创性问题，小说的审美功能问题，小说的社会功能、现实批判功能问题，还有作家的使命感问题。我觉得在这诸多问题中，作家的使命感与文学的社会功能，是我们在创作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中国古人有句话，叫“文以载道”。这一句话就概括了中国文化，包括所有的文学艺术的主要社会功能。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以“载道”作为根本的。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写什么比怎么写更为重要。

写什么，是指作者思想和主题的表达，涉及到作者对生活的感悟，体验，剖析，挖掘，涉及到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认知和思考，也涉及到作品的新意和深度。怎么写，是指创作的技艺，涉及到语言运用，结构设置、人物安排，故事构织等技术问题。再好的技巧，没有思想做为作品的灵魂，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随着改革开放，随着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思潮的流入，随着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改变，随着人们越来越推崇个性化，我们的文学写作已经进入到多元化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作家们对文学的认识，到文学创作的手法，作家的思想观念，甚至文学语言都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许多成名的作家，大都受到过西方文学或者说世界文学的影响。莫言的小说明显受到了拉美文学的影响，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就是这样说的：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魔幻现实主义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传入中国，代表作就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作品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一个叫马孔多的小镇的百年兴衰，作品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中国当代的很多作家都受到拉美文学的影响。连陈忠实这样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作家，都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

我们都记得《百年孤独》开头是这样写的：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而《白鹿原》开头是这样的：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他一生中娶了七房女人。这里很明显，陈忠实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

而《白鹿原》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比如他写到田小蛾死后，长工鹿三被她灵魂附体，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被她“拿上来了”。这种民间咱们常见的，经常听说过的事情，陈忠实把它用一种神秘的手法写到了白鹿原里，带有明显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及以前的中国作家的作品里，从来没有过。陈忠实开始写白鹿原的时间，恰好是魔幻现实主义传入中国的时期，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使白鹿原民族秘史的性质更具有了厚重和深度，也更强化了作品的可读性。

其实，我们要说魔幻现实在主义，中国文学才应该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老祖宗，我们要比拉美早好多年。咱们中国的《西游记》，《聊斋志异》，不都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吗？《西游记》我们把它当神话看，可其实孙悟空又生活在现实之中，他是一路走着去西天取经的，为什么要走着去？因为他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唐僧不就是一个凡人吗，他要保护唐僧取经，一路行走的是凡界。所以说，把现实和魔幻揉合在一起写，吴承恩才是大师，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祖宗。

这是一段题外话。

前些年，有一部分作家把文学创作当作了私人体验的表述，称为私人写作，甚至有一些女作家，公开宣称用下半身写作，以生命本能做为写作主旨，以性体验，感官刺激做为创作的主题，年轻人可能知道，上海宝贝，棉棉等人就是代表作家。我的观点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都是应该被允许的。

但是，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真、善、美、爱等普世价值观，永远会是文学作品描述的主题，能够留存下来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还是那些有艺术审美价值和宣扬普世价值的作品，那些用下半身写作的东西，最终还是会被人类当作垃圾抛弃的。所以“文以载道”这个根本的主旨，再过多少年，还是会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的。

一个作家不关注普世价值，不关注人类文明的根本主旨，不关注社会与时代的变迁，不关注你所生活的现实社会，对民众的痛苦漠不关心，对民族的命运漠不关心，是不可能写出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的。我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讲过，一个作家，一定要跳出“小我”，走向“大我”，所谓“大我”就是作家的使命感。一个作家抛弃了民众，对现实漠不关心，那么你最终也会被民众与现实所抛弃。

所以我说，写什么比怎么写更为重要。

我已经二十年不写小说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二十年前的小说还在不断地被一些出版社编选。去年北京有个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编选了我1993年发表的一个中篇小说《乡殇》。这套丛书一共6卷，精选了1979到2009三十年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一些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巧合的是，目录里，我的名字正好排在陈忠实和路遥两位大师的中间。我前面是陈忠实，后面是路遥。这本书里选了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故事梗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是故事梗概。

河南一家出版社前年也出版了一套《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收集的是1977年到2012年35年的农材题材小说，这本“乡土小说名作大系”也选了我这篇《乡殇》。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跨世纪全新小说精品库》，不仅选了我这篇小说，还把《乡殇》作为这本书的书名。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九十年乡村小说精编》选了我的两部小说：《扶贫纪事》和《走过乡村》，还有好几家出版社出版的丛书都选了我的《仲夏的秋》这篇小说。比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精选》，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精选》等，都选了《仲夏的秋》这篇小说。前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小说经典必读》，也选了我的这篇《仲夏的秋》。

还有许多大学教授或者研究生，他们在研究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的论文里，很多都提到了我的小说，甚至还有一个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就叫“从鲁迅到谭文峰”。当然不是说我和鲁迅有可比性，但是他认为从鲁迅到我的小说，都关注到了农民身上的一些劣根性，都具有对国民性的批判精神。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我在想，为什么在我多年不写小说以后，我的一些小说仍然受到关注，文坛仍然还没有忘了我的小说，这是为什么？我想了想，不是我的小说写得有多好，最重要的，是我的小说切中了那个时代的痛点，这种痛让每个读到小说的人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切肤之痛，让他们认识了那个时代，因而也记住了我的小说。

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话题，小说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也就是文学的社会功能高于艺术功能。

（上半部完，下半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