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150年
《自然》封面“我想在这150年历史中，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的核心使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支持科学家和科学发现，把科学的硕果传递到全世界，正是这些‘果实’成就了如今的便利生活。”
《环球》杂志记者/彭茜 张家伟
“思想常新者，以自然为其可靠之依据。”翻开英国学术刊物《自然》150年前的创刊号复刻版，封面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一行诗歌，让人重温了早期科学的浪漫色彩。
杂志刊头用黑色油墨印刷了云层掩映的地球，背景有流星划过天际。下方是双栏目录，提示本期刊载了关于美洲日全食的描述、对于三叠纪恐龙化石的分析还有对热辐射的观测文章等，广博的学科覆盖成为《自然》百年未变的传统。
从19世纪百科全书式描绘万物的博物学，到21世纪多学科繁荣发展的现代科学，这本老牌学术期刊跨越三个世纪的变迁，如实记录了百年来人类科学技术的一次次重大变革。
科学世纪
1861年，26岁的约瑟夫·诺曼·洛克耶在英国温布尔登乡下的自家后院支起一架天文望远镜，经过精密调试，他隐约看到月球上凸起的环形山。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捕捉到淡橘色的火星。
彼时《自然》的创始主编洛克耶尚在英国陆军部任职，但拥有大量闲暇兼顾登山和科研兴趣。对广袤宇宙的无限好奇，驱使他成为一名狂热的天文爱好者，他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发表在大众报刊，但更大的渴望是打造一本专业科学杂志，为大众和科学家提供交流平台。
伦敦国家肖像画廊至今仍收藏着一幅中年时期洛克耶的油画肖像：涂了发蜡的中分油头、精心修剪的卷曲小胡子、裁剪合身的毛呢西服——这是一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
洛克耶梦寐以求的读者群也是和自己一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因为他们对科学拥有理性的兴趣。他费尽口舌，终于说服私交甚好的出版商麦克米伦支持他的出刊计划。
究竟为何洛克耶会选取“自然”为名已无从查证，但它确实在英国科学界引起共鸣。美国科学史研究者梅林达·鲍德温在《铸造自然》中写道：受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德国自然哲学影响，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作品通常采用“自然”的意象作为所有真正科学知识的向导。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科学飞速发展，科学大师群星闪耀。英国是牛顿力学的故乡，更是近代科学的主要策源地。科学的种子开始在新兴中产阶级间萌发。
1869年11月4日，定价为4便士的《自然》首次亮相伦敦小报摊。读者们发现，这与1先令的《康希尔杂志》等通俗科学读物好像有些不同。
《自然》另一位创始成员、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创刊号上引用歌德诗篇《自然》以阐释杂志宗旨：“旨在呈现人们对大自然各种表象的理解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过程。”
19世纪被誉为科学的世纪。诞生于16、17世纪欧洲的现代科学，在19世纪迎来了革新与发现的黄金时代。科学史研究者吴国盛在《科学的历程》中说，在这个世纪，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均相继成熟，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和可靠的自然知识体系。
《自然》正是在科学真正迎来职业化发展的时期应运而生。洛克耶在创刊之初有些“贪心”，希望杂志能同时得到普通大众和科学界青睐。他将杂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面向普通大众的科学发现报道、书评等；另一部分包含科学会议和论文摘要、“致编者的信”等专业内容。
然而，《自然》并没有沿着他的理想设定演进，而是愈加倾向专业科学读者。杂志投稿人们显然对与同行交流更感兴趣，而对为大众写科普文章意兴阑珊。尤其是“致编者的信”栏目，一度成为有争议科学讨论的中心。
19世纪后期的科学辩论通常都是从达尔文开始的。
进化论在提出之初饱受争议，尤其受到宗教界全面抵制。但《自然》编辑团队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捍卫进化论。
就在创刊当年，《自然》第三期刊登了达尔文的评论性文章《冬季灌溉作物施肥》。此后十年间，达尔文发表的71篇作品中有41篇刊登在《自然》。
作为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赫胥黎遭到牛津大主教威尔伯斯的讥讽：“我恳请指教，你声称人类是从猴子传下来的，这究竟是通过你的祖父，还是你的祖母传下来的呢？”
而赫胥黎淡然回应：“一个人无任何理由因为祖父是无尾猿而感到羞耻。如果有一个祖先使我在追念时感到羞耻的话，那么他大概是这样一个人，他多才多艺而不安分守己，他不满足于在自己领域所取得的令人怀疑的成功，而要插手他毫不熟悉的科学问题……”
无论是《自然》的投稿人，还是编辑团队，都将投身于科学真理作为一个科学人的道德和文化标准。他们记录着、也推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
当19世纪进入最后30年，世界开始由“蒸汽时代”转型为“电气时代”。科学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全方位转化为技术，显示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自然》忠实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又一次飞跃。
“在电话的这头唱歌，电话那头的人可以立刻听到。”——1877年的一期《自然》杂志，报道了发明家贝尔的讲座，电话机成为当时的颠覆性技术。仅仅时隔4年，谢尔福特·比德韦尔描述了他使用“光电话”所做的实验，发明出现代传真机的原型。
重构版图
1919年5月29日，一次日全食发生在南半球中纬度地带，太阳正好处在易观测的壁宿星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将将熄灭之时，科学的远征却刚刚开始。
在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的游说下，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派出“远征军”兵分两路，远赴西非的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的索布拉尔观测这次日全食。
为何兴师动众观测一个已不再神秘的天象？1919年的《自然》给出答案——它发表了爱丁顿通过日全食观测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验证结果：“这种一致性成功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一种客观现实。”
爱丁顿等人测量出星光在太阳附近发生了1.7秒的偏转，直接印证了广义相对论的重要预言——“光线的传播在强引力场中会发生弯曲”。
关于广义相对论，有一句著名的形容：“理论家的天堂，实验家的地狱。”
这个以宇宙为背景的宏大理论，在20世纪初有限的条件下，难以被实验验证。因此，外界给予爱因斯坦更多的是质疑或沉默。
地球上已找不到质量足够大的物体能够证明“光线偏转”理论，爱因斯坦想到了利用太阳。但整个欧洲大陆仍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下时，谁愿意跨越重洋去观测日全食？英国人爱丁顿站了出来。虽然英德两国在战场上势不两立，但两国科学家为追求真理的合作没有断绝。
观测结果发表后，相对论获得广泛认可，《自然》成为各国科学家讨论相对论的主要平台。1921年，爱因斯坦又在《自然》发表《相对论发展概述》。紧接着，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领域的一系列突破性发现也登上《自然》。
尽管战时纸张限制一度消减了《自然》的页数，编辑部甚至差点在伦敦闪电战中毁于一旦，但《自然》开始收到更多美国、奥地利、荷兰等英国以外的投稿，逐渐成长为有国际声誉的学术刊物。
1936年2月《自然》发的一则通告说：“尽管身处政治大动荡时期，科学工作者因为对原创性科学研究及科研成果的共同兴趣而紧紧团结在一起。”
“转折”成为20世纪近代科学的关键词，人类求真的步伐跨越国界迈向更远。相对论、量子力学取代牛顿力学成为物理世界更普适的基础理论，重塑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科学观，也为以自动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基础。
如果说世纪初年的物理学革命让人重新认识了所处的世界，那么分子生物学的出现则让人重新发现自身。
1953年4月25日，《自然》刊载了一篇只有一页纸长度的文章，它没有包含任何数据或复杂信息，只配有一张画着两条螺旋结构的速写草图。与现代学术论文的丰富数据和精美电脑插图相比，它太过粗糙与随意了。
但这寥寥几笔却隐藏着解开人类生命之迷的密钥——DNA（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
这是《自然》发表过的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和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的《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提出了DNA的分子结构模型。基于此才有了解码人类基因组和克隆羊多利等一系列进展。
而这篇论文竟是由实验室主任提名才得以发表。《自然》第六任主编约翰·马多克斯以此为例抨击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弊端，称在同行评议体系下，这篇论文根本无法发出。
1966年，这位以犀利著称的前《曼彻斯特卫报》首任科技记者开始掌舵《自然》。以往主编多是科学家的谨慎做派，而马多克斯却孤标傲世，决不妥协。
上任第一天，他就对编辑部的凌乱大加批评：这是一个没什么布局的开放空间，10米宽朝西的大窗户窗台上有堆积如山的积压稿件。“那些稿件每叠代表一个月，看起来活脱脱就是一幅直方图。”他说。
如同无法忍受陈年积土的清洁先锋，他上任伊始便开始去旧立新，在1966~1973年和1980~1995年马多克斯两度担任主编期间，《自然》迎来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改革。
他先是赋予编辑团队在甄选文章方面的极大权力，有时甚至可以不通过同行评议就决定发表论文。但是能够让他毫不犹豫捍卫的，只有科学真理。一次为核实论文真实性，他竟直接组成独立调查团队前往科学家实验室观察实验。
同时，马多克斯大刀阔斧整改新闻板块，将新闻类文章放到杂志最前面。他招募了一支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庞大“记者军团”，以带来最前沿科学新闻。他们匿名写作，风格犀利，不惜在专栏中与读者展开论战。每每文章引发争议，马多克斯便欣喜若狂。
为保证杂志时效性，马多克斯常在发刊前最后一刻才撰写社论，有时干脆在印刷室里奋笔疾书，打字员就在一旁待命。立场强硬的社论直白地对当代科学问题发表看法。
地理科学专栏记者大卫·戴维斯回忆马多克斯时说：“他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自然》……它从一本非常严肃而古板的杂志开始变得有趣了。”
理论物理学家和记者的双重背景让马多克斯拥有敏锐的科学嗅觉和新闻直觉，他敏感地意识到世界科技版图正在重构，《自然》也必须把“触角”伸向更远。
1970年，马多克斯带领助手来到美国华盛顿筹备新基地，一待就是6个月，每周撰写的社论都通过货运航班寄回伦敦发表。
随着《自然》北美第一个办公室在华盛顿成立，二战后世界科技新秩序业已形成。美国科研基础设施未受战争破坏，反而顺势孕育出曼哈顿计划等大科学工程，在战后迅速崛起为世界科学重地。到了1980年，《自然》上近三分之一的科学文章都来自美国，完全超过英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90年代，《自然》的国际发行量也达到巅峰。
“约翰对于去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发回关于他们科研现状的综述有极大热忱。对科学本身和科学共同体的广博知识，让他可以得出真正深入的见解。”现任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总编辑的菲利普·坎贝尔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1995年，马多克斯离开了耕耘22年的《自然》，拥有大气物理学博士背景的坎贝尔成为第7任主编，但很多马多克斯时代的采编理念依然延续至今。最令坎贝尔珍视的是《自然》有责任挖掘真相，展现不同观点，为科学而战。
新时代思考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仍是个谜。或许源自一场工业事故，或许是他们竞争性集团中的一员碾压了其他。不管怎样，由于对宇宙终极力量的滥用，他们引发了一场灭顶之灾毁掉整个星球，紧接着遭殃的是他们唯一的那轮明月。”
在世纪之交，《自然》杂志首开的科幻栏目“未来”刊登了“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阿瑟·克拉克的一篇精品短篇《成长中的太空邻居》。
与其说它是科幻小说，不如说是一则发人深省的警世通言。一个从碳基生命转型为锗基生命的外星人观察员以独白形式，冷酷讲述了地球从万物生息繁衍到自食其果灭亡的过程。
“未来”专门刊登纯原创、长度八九百字的优秀科幻作品。在《自然》以学术论文所营造出的科学广厦中，这是一间别有意趣的小屋。身为克拉克忠实“粉丝”的坎贝尔并不认为科幻小说有悖《自然》严谨的学术基因，反而可让人从有趣的故事中生发对未来的思考。
正如《成长中的太空邻居》所警示的，进入21世纪，核威胁、气候变化、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浮现，人类需要重新思考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发现自然、改造自然，我们是否应当寻求与自然的和解？
“人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信息，也需要更多有关人类境况以及我们如何与技术相处的思索。其中涉及的风险和所引起的伦理问题值得关注。”坎贝尔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新时期的社会挑战，坎贝尔推出了能源、可持续发展、人类行为等多个子刊。很多都在探讨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主题，包括未来的食物、海洋以及公共健康问题等。
目前，《自然》已有50多种冠名子刊，这也反映出在新世纪，科学真正迎来了各学科的蓬勃大发展。
2018年夏天，坎贝尔履新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总编辑。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遗传学博士玛格达莱娜·斯基珀接棒任《自然》第8任主编。她也是《自然》历史上首位女主编。
“其实，女性很早就在科学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世界第一位程序员阿达·洛芙莱斯、苏格兰数学家玛丽·萨默维尔，只是长久以来难以获得同等认同。”斯基珀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斯基珀认为，关注科研中的女性，推而广之其实是注重科研的多元与开放。如今，不同性别、种族、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全球科学家广泛参与，有助于提出更富有洞见的科研问题，带来多样化的解决方案。《自然》也正在适应这种新变化。
斯基珀刚刚收到新兴科研力量带来的惊喜。她提到最近印象深刻的一期《自然》封面：一枚深蓝色芯片，中央印有多个神经节点组成的大脑图案。
这是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施路平教授团队关于“天机芯”的论文今年8月以封面文章登陆《自然》。这一借鉴了人脑信息处理机制的计算芯片，将为人工通用智能研究提供更高效灵活的计算平台。
“论文作者将人工智能中的计算机科学研究与神经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里程碑，获得《时代》周刊等国际媒体和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其中中国媒体报道超过1400次。”斯基珀说。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力量，中国科学家成为《自然》的“常客”。斯基珀说，1997年时，《自然》发表的原创科研论文中只有0.4%涉及中国作者，而到了2017年已增加到15%左右。
“我们在衡量科研质量时，会考虑一些关键特质：如科研对特定领域和整个科学的影响、对社会的潜在影响，以及科研工作的稳健程度及诚信等。我们在观察中国科研工作时，发现所有这些衡量尺度都有了提升。”斯基珀说。
站在150年的重要节点，斯基珀常常会回顾过去的百年历程，并思索未来将把《自然》引向何处。
“我想在这150年历史中，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的核心使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支持科学家和科学发现，把科学的硕果传递到全世界，正是这些‘果实’成就了如今的便利生活，”斯基珀说，“尽管传播之路道阻且长，我们仍会继续下去。”
来源：2019年11月13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3期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本期更多文章敬请关注《环球》杂志微博、微信客户端：“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