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在清华时的毕业论文导师是谁：柏林大学博士 喜欢中国戏剧

1935年的《清华暑期周刊》第7-8期，刊出了一篇介绍清华大学石坦安博士（Diether von-den Steinen，1903-1954）的文章。文章先调侃了石坦安的中文名，认为Steinen>变成Stein>又变成stones>stone，接着谈到了石坦安所教授的课程：

他是个德国人，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的德文，都由他教，还德文抒情诗选也是他教的。他讲英文多带一点德文的味道……但是讲的很慢很清楚，德文与华兰德班上有什么不同呢，我就告诉你，石先生并不像华兰德那般严厉，你就稍微松懈一点。……若你不缺课而且稍为留心那你是总会及格的。石先生大致是三十岁下的青年人，高高的个儿，卷曲的头发，满脸上都有可以刮了的髭须，十一弟、十一妹现在都见不着他，他今年休假，回欧州去了。

这就是高年级学生眼中的石坦安。年轻，随和，当时他三十出头，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不久就来到了中国。他的名声不显，如果说中国还有一些人记得他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季羡林。

（一）石坦安与清华大学

1927年，24岁的石坦安博士来到中国广州。在那里，他获得了国立中山大学德文教师的教职。11月3日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二版发布了《文科布告（一）》，以相当喜悦的语气宣告了石坦安的到来：

理、医、预各科愿补德文者注意，德文教授石坦安博士现已到校，所任德文，现分班教授如次……

石坦安具有严肃的“德国气质”，初到校即进入教学状态，结合实际进行开课。但他在中山大学停留的时间不长，两年后，石坦安去往清华大学。他转投清华的原因很可能因为杨振声。

杨振声

杨振声是留美博士，1927 年秋应好友傅斯年的邀请赴国立中山大学任教，与石坦安抵校时间几乎同时。他与石坦安私交甚笃，1928年夏，两人曾经同游苏州，杨振声以散文《苏州游记》记录与石坦安的这次颇有意思的旅行。在散文中，他称呼二十多岁的石坦安为“老石”，而此时的杨振声已经38岁，石坦安不过25岁而已。

那一年杨振声离开了中山大学。国民政府任命他的北大同学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 1928年秋，杨振声被延聘为清华大学教务长。虽然他于次年2 月即辞去了教务长职位，但石坦安得以入职清华大学，未必与他没有关系。

1929年9月，石坦安以清华大学新聘教授的身份来到北平。这一年清华大学聘请的教授中很有一些后来极其著名的人物，如中文系刘文典，外语系瑞恰慈、叶公超，历史系蒋廷黻、原田淑人，社会系李济，数学系杨武之，物理系周培源，化学系张子高、萨本铁，政治系张奚若……在这些名教授的光环下，石坦安似乎是不那么起眼的一位。

作为外籍教授，石坦安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的学生开设“德国抒情诗人”等课程，还曾与与杨丙辰合开“浮士德”。当时北京高校教授常常跨校兼课，即使系主任也是如此。石坦安即以讲师身份在北京大学担任多年德文教师。

除了授课以外，他还需要参与各种教学活动。比如1935年4月24日，石坦安与陈寅恪、蒋廷黻、朱自清等教授参加了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学生田德望的毕业考试。当年6月13日又与吴宓、钱稻孙、杨宗翰、王力、闻一多、邓以蛰等参加了田德望的论文考试（朱自清参加田德望毕业考试以后，认为自己“对外国文学知识太浅，殊不足以考试别人”，辞去论文考试委员职务），当日还与吴宓、陈寅恪等参加了赵萝蕤的毕业初试，赵萝蕤是燕京大学教授赵紫宸之女，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的妻子。

赵萝蕤与陈梦家

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平稳日子还有两年时间就要到头。

（二）石坦安与季羡林

1930年，石坦安到清华大学一年之后，季羡林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他们一为教授，一为学生，其实年龄不过相差八岁。

季羡林年轻时

西洋文学系有三个专修方向，分别为英文、德文、法文，季羡林所修为德文。求学期间，季羡林对朱光潜、陈寅恪、朱自清、谢冰心、郑振铎等中国教授的课赞赏有加，对本专业方向的外国教授倒颇有微词。他有些嫌弃地说，“这些外国教授的水平都不怎么样，看来都不是正途出身，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费了四年的时间，收获甚微。”

究其原因，大约一方面清华大学的德文专业更重视对西洋文学的通识养成，德文专业的德国教员竟然使用英文授课，学生的毕业论文也以英文写作。德文教师“让学生自己阅读原文，语法由学生自己去钻，不在课堂上讲解。”学生们只能受到德文文本阅读训练，听、说全靠自己，这一点引起了学生的不满。

另一方面可能也与清华外籍教授的能力和态度有关。一部分外籍教授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专著，教学也马马虎虎，对学生要求并不在意。季羡林回忆说，有一次学生们请求德籍的艾克教授用德语讲，“他立刻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其快如悬河泻水”，然后说，“既然你们听不懂，我还是用英语讲吧。”

相比艾克，石坦安对学生的态度已经算是优秀。季羡林说石坦安深受学生喜爱，“比较认真，要求比较严格，因此这年学了不少的东西。”但是钱文忠《季门立雪》中也说“谁都不明白他（石坦安）的特长在哪儿，说不清楚。”这样看来，季羡林对石坦安在学术能力上的评价似乎并不特别高。石坦安曾将一些中国古代史籍片段、曹大家之《女诫七篇》及曹操的几首诗译成德文，但比起和他同时进入清华大学、后来成为文学理论界“大咖”的瑞恰兹，石坦安不以学术知名。

年轻时的季羡林

正是这位石坦安成了季羡林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石坦安曾讲授“德国抒情诗人”。荷尔德林是德国重要诗人，国内注意到他的人却并不多。季羡林曾尝试撰写一篇荷尔德林的纪念文章。艾克教授指点说石坦安有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的《日与事》，里面有篇文章讲到荷尔德林。1933 年 2 月 23 日，季羡林前往借阅（石坦安大约也是借来的），石坦安说这篇文章非常难懂，季羡林“借回来后就抄，因为他急着要还回去。”

这很可能促使季羡林以《荷尔德林的早期诗歌》（The Early Poems of Hlderlin）为毕业论文选题，石坦安则成为季羡林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尽管季羡林本人对这篇毕业论文的评价不高，但它在论文考试时获得了高分，季羡林视其为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的德文水平不可能真正看懂荷尔德林的并不容易懂的诗句。当然要说一点都不懂，那也不是事实。反正是半懂半不懂，囫囵吞枣，参考了几部《德国文学史》，写成了这一篇论文，分数是 E（excellent，优）。我年轻时并不缺少幻想力，这是一篇幻想力加学术探讨写成的论文。……如果这就算学术研究的话，说它是“发轫”，也未尝不可。

季羡林很少提到石坦安对这本毕业论文的帮助。以石坦安教学态度之认真来看，他对于这篇论文也应有较大贡献。1935年，季羡林申请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交换研究生得以通过，成功赴德留学。《请求选派赴德交换研究生报名册》中有田德望、万家宝（即曹禺）等16个人的名字，最后录取了敦福堂、季羡林、乔冠华三人。从季羡林赴德之日起，就与石坦安少有交集。季羡林回国已是1946年，石坦安早就从清华离职了。

（三）在中国与德国之间

石坦安在中国悄悄地生活，又悄悄地走，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他的学生本就不算多，除了季羡林以外，很少再有学生记得他。现在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么一位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德国教授。

但石坦安毕竟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年轻时最宝贵的十余年都在远离家乡的中国度过，他对中国的感情不可谓不深，他喜爱中国。

1928年夏天，石坦安与杨振声原本计划计划同游南京，结果在苏州就被吸引住。杨振声在《苏州游记》中记录道，两人在苏州吃溜鱼、炸鱼、汤鱼和烧鱼面，游逛狮子林不成，最终去了留园。石坦安在饭店见到古拙的酒壶就欢喜，看着层层叠叠的云山相接，“他叹口气道：‘我到了这里才了解中国的山水画！’”他兴致勃勃地在苏州小河两岸游玩，感受从苏州人家后门里透射出的浓郁的生活气息，高兴地说，“这才是苏州呢！”结果被一个老妈子误泼了一身洗脚水。

作为一个对中国颇有好感的德国人，石坦安为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少努力。 1930年，曾积极参与北大国学门的德国教授卫礼贤逝世，石坦安应吴宓之请，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纪念文章《尉礼贤博士行述》。石坦安喜爱戏剧，1931年1月14日，北京饭店上演德国剧团的《浮士德》，石坦安碰到浦江清等清华大学同事，还掏钱请同事观剧。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是中国戏剧迷，曾经写过《介绍北平的国剧陈列馆》等文章。1930年4月6日，北京大学德文教授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将《琵琶记》中数出译为德文，组织一众人士在北京饭店展演。演员着中国衣冠，但文词都是德语。石坦安不但积极参与，还赠给外文系教授吴宓戏票，请他前去观看。4月24日，《琵琶记》德文本在北平首次公演，胡适看见石坦安扮演蔡邕，在日记里夸他“颇卖气力”。 1934年3月19日，德文本《琵琶记》还曾在上海兰心戏院演出，吸引了蔡元培前去观看。虽然洪涛生德译并演出中国古剧很快受到田汉等提倡话剧的中国文艺界人士的非议，但也算是中德文艺交流的一大盛事。

1933年3月27日，石坦安出席了中德文化协会筹备委员会会议，5月4日，中德文化协会（1935年5 月22日更名为中德学会）在德国驻北京领事馆举行成立仪式，名誉会长是当时的中国教育部长王世杰和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胡适、马君武、傅斯年、梅贻琦、蔡元培、罗家伦等17位名流为董事，石坦安、宗白华等为编译组组员。只是未等作出多少成绩，还算安稳的日子就结束了。

（四）曲终人不见

季羡林毕业后，石坦安仍在清华大学教学数年。当时社会形势还没有大坏，大学外籍教授的薪水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生活比较平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局势突变。

战争来临了。

1937年9月初，杨振声以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秘书主任的身份从北平抵达长沙。他写信给杨蔚、杨起姐弟，让他们也到长沙来。正是在石坦安的帮助下，两姐弟才顺利逃离北平。后来杨起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7年10月25日，留在北京的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信说“今天上午接杨先生由石坦安转来一信”。沈从文一家和杨振声相熟，也与石坦安有些来往。此时北京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

石坦安没有随清华大学去往云南，留在北京的他是怎样的心情，早已得而知。他以个人原因离职之后在中国有怎样的经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离开中国，已经难能查考。后来据说他去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汉学讲师。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使他能够胜任这个职位。

1954年，51岁的石坦安去世。也许在他临终前已经不记得二十年前曾经指导过一位毕业论文写荷尔德林的中国学生。这个中国学生后来成为一位学术大师，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偶尔会想起那个很认真也很年轻的德籍教授石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