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 杨振宁获得诺奖在台湾地区引发的冲击波

1957年10月31日，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在美国科学研究机构工作并具有中国国籍的青年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以下简称“李、杨”）折桂。消息传到中国，不仅大陆方面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积极的回应，台湾地区的反应更为热烈。台湾地区对李、杨获诺贝尔奖大肆渲染，媒体上的高曝光率，使李、杨二人成为明星一般的人物，可谓家喻户晓、童叟皆知。

李政道、杨振宁

李、杨获诺贝尔奖的科学论文发表于1956年10月。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吴健雄等的科学实验证实了李、杨提出的科学理论，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

在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15日这段时间里，尚未见到台湾方面对李、杨的直接关注。但从后来的一些知名人士的追述来看，台湾教育科技界已注意到这两位年轻人。例如，台湾的范韵诗在《杨振宁、李政道的震波》一文中写道：“在台湾，最早发现杨振宁具有科学上成就的是刘真，1953年他赴美作一年研究，此期中，他遍访美国各大学，在美东之行中，他得到机会去访问普林斯吞小城的普林斯吞研究所，他只想去看望一下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以便在一生经历中留下一个著名人物的印象，而那次他果然如愿以偿，他看到了爱因斯坦。也就在他那一次访问普林斯吞研究所时，他得以认识到跟随爱因斯坦从事研究工作的杨振宁。这些情形，刘真都在他的一本专著《旅美书简》中记载下来。刘真因为当时是台湾师大校长，常常心想在世界各地去寻访一些出色的中国学人归国为师大执教。”

笔者没有查到范韵诗文中述及刘真的《旅美书简》，但文中关于“跟随爱因斯坦从事研究工作的杨振宁”的说法并不准确，也许是刘真书中的溢美之词，也有可能是范韵诗的附会，或是兼而有之。不过，凭此记载，的确能够说明，至少早在1953年，台湾教育界就已关注到杨振宁了。

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李、杨进入了岛内教育、科技和媒体的视野；5月，李、杨获爱因斯坦奖，岛内对二人的关注度明显提升；10月，诺贝尔奖揭晓，岛内对李、杨的关注达到巅峰，在各种庆祝宣传活动和媒体的渲染下，李、杨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式人物。总的来说，整个1957年，台湾各界主要从以下方面关注、宣传、渲染李、杨及其科学成就。

台湾各界对美国话语的倚重

从1957年1月开始，台湾的“中央日报”及《联合报》，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李、杨的科学成就及吴健雄的实验工作，非常深入。1月18日，台湾《联合报》刊发了16日合众电“原子理论又一新猷，我科学家具有贡献”，对李、杨及吴健雄的工作进行报道。台湾媒体对美国媒体的评语非常敏感，但凡有美国媒体对李、杨的介绍和评价，都旋即被译介报道。《联合报》甚至连载长篇文章，介绍了美国《时代》和《新闻周刊》对李、杨及其科学成就的报道。《时代》说“许多物理学家现在感觉一个新时代是开始了。”《新闻周刊》说，“李、杨的理论把许多旧观念‘如台风经过破屋的村落’一扫而光。”“就理论物理学而言，李、杨的发现比分裂铀原子重要得多。”《联合报》还引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拉比的话评价李、杨：“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已被从根摧毁，我们不晓得怎样再把碎片重新建立起来。”而另一位科学家说：“过去几十年来的原子物理学家，好像向一道墙壁上画的假门摸索，现在才恍然大悟，至少可以向真理门推进了。”

1950年代的台湾当局紧跟美国，处于美国的庇护之下，加之李、杨虽有举世之成就却过于年轻，在李、杨还未获诺贝尔奖的情况下，因此台湾媒体在宣传李、杨时借重美国科学家的评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月底诺贝尔奖揭晓后，“中央日报”援引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的话说，李政道博士“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联合报》还援引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薛柏的话，薛柏称李政道为“美国二、三个最杰出的青年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此时台湾媒体借重美国知名科学家对李、杨的评价，已与之前不同，意在凸显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的重要地位。

在台湾岛内，李、杨二人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吴大猷先生也在1957年1月发表谈话，公开赞扬自己的两位爱徒，认为李、杨二人“是当代世界最优秀的青年原子科学家”。台湾岛内名流如前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任蒋梦麟、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也都通过媒体发表谈话，盛赞李、杨及其科学成就。总之，台湾媒体对于李、杨的科学成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至于在1957年1月，就有台湾记者预测李、杨可能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奖：“连日我写了关于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文章，觉得两人成就的确轰动了世界，会不会今年诺贝尔的物理学奖金会光降到他们的头上呢？”事如人愿，李、杨二人还真就于当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奖。

吴大猷

台湾各界突出强调李、杨的中国人身份

台湾媒体不仅对李、杨的科学成就进行了深入的介绍，而且特别关注二人的个人及家庭情况。首先，关于二人的身份，台湾媒体都是用“我（国）科学家”、“中国科学家”、“中国物理学家”等来描述，突出强调李、杨的中国人身份，与大陆使用的称呼完全一致。究其原因，当时在台的国民党政府力求“反攻大陆”，抓住一切机会争夺中国代表权，是当时的台湾当局非常明确的诉求。此外，台湾媒体也不避讳李、杨已取得在美长期居住的资格，并开脱说：“他们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欢迎其继续在美研究，而获得在美国较长期的居留证而已。”

其次，关于二人的成长成才经历及工作情况，台湾媒体也都进行了细致的报道。李、杨二人都曾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台湾媒体故而对此特别强调，对他们当年的求学表现和生活趣闻等给予了深入挖掘，目的在于把他们二人取得的科学成就部分地归因于当年西南联大的成功教育，比如上文提到的蒋梦麟、梅贻琦在盛赞李、杨之成就的同时，都明确把他们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西南联大的成功教育，蒋梦麟就认为“西南联大自由研究的精神”是李、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另外，台湾媒体还对他们二人在美学习情况、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研究工作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甚至于他们担任副教授、教授的时间和年龄都给予了清晰的考证。总之，台湾媒体使出浑身解数挖掘李、杨成长成才之趣闻与因缘。

再次，台湾媒体还不厌其烦介绍李、杨二人的家庭状况。李、杨二人的夫人及孩子等基本家庭信息，都被各大媒体反复报道。李政道夫妇的合影多次出现在“中央日报”和《联合报》的新闻配图中。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因是著名数学家，多次在新闻报道里被提及，他的夫人杜致礼因其父亲杜聿明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特殊身份，也经常被提及。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当时旅居台湾，故而也成为各家媒体的重点采写对象，诸如《慈母口中的李政道》此类介绍李政道成长经历、性格、爱好等的长篇通讯文章不时见诸报端。

借机呼吁当局增加对科教事业的投入

1950年代，台湾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并不理想。李、杨取得的科学成就及荣誉，给了台湾各界向政府施压的机会。自1957年1月，台湾媒体就开始借李、杨之科学成就，通过赞扬美国来暗讽台湾当局：“美国科学界硬是要得，他们不但不斥责这两位中国青年为‘离经叛道’，或嫉妒他们的新奇假设，反而提供出各种优良的设备，帮助他们实验其理论。”

诺贝尔奖揭晓后，台湾媒体的指向更加明确和深刻：“我们在欢欣之余，进一步再作检讨，又不能不感到杨李之成功，也有其成功的条件。第一，他们有美国这么一个良好的科学环境，使他的智慧学力可以开展。要是杨李果真现在仍在国内，则以我们今天的物质科学水准，他们决不可能有今天的表现，是可以断言的。第二，他们也靠有人爱才识才而乐于培植……第三，杨李今年才三十几岁，论年事实在够轻的。幸而杨李研究于不讲究‘老资格’但问实际成就的美国，所以终能脱颖而出一鸣惊人。要是美国也事事以老资格作偶像，任何声名地位是非一切以老资格为准，想来杨李也是难于出头的。我们根据这一体会，对杨李二位只能视作中华民族品质优秀的表征，最多表示他们前一阶段教育国家对他们尽了力量；其余后一阶段的发展与光大，我们却是无法居功的。”可见，台湾媒体通过抬高、美化美国的科研环境，批评台湾教育和科学界的陈腐现状。

科教界知名人士也公开发表谈话，呼吁台湾当局要重视教育和科学事业，加大投入。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公开呼吁：“这件事希望能促使社会和政府，对科学予以更多的重视，这样中国的科学前途才能更为光大。”因李、杨的科学发现与贡献属于基础科学领域，一时难以看到应用价值，普通人更是难以理解，梅贻琦因此特别强调“科学上的新发明，常常是先创立理论而后方能推及于实用方面，他乃特别吁请国人要多注意基本科学的研究”。他还在11月1日台“教育部”庆祝李、杨获诺贝尔奖的午餐会上，“以警惕口吻说，我们今后应注意如何发展学术研究，社会人士须与政府当局协力推进”。因与李、杨有特殊的师生关系，作为岛内知名人士的梅贻琦借此事频频喊话不仅因为他“忧国忧民”，更因为他作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特殊身份——为清华大学的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其他教育界知名人士公开发言的目的亦如此。比如，台湾交通大学电子科学研究筹备处主任凌鸿勋也在午餐会上发言，他“希望政府对于基本科学研究能多筹拨经费，以期有更大成就”。

梅贻琦像

台湾大学物理系主任戴运轨也尖锐指出：“假若这两位科学家不去美国而在国内的话，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有今日之成就……中国青年的确有很多可以造就的人才，惜因政府对科学过分忽视，由于在国内没有一个较好的科学环境，以致很多优秀的青年于毕业后除了去美国外，几乎无第二条路可走，但他们到美国后稍有成就的人才，却不肯再回到国内来，因为回国后研究工作等于中断，结果国内的科学人才愈来愈缺乏，在科研经费困难人才缺乏的情形下，当然也就无法谈到发展科学、造育人才了。凭枪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吾人欲期国家富强，必须在科学上迎头赶上，否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戴运轨“因此特别呼吁政府和国人藉此反省，痛下决心，由现在起拿出尽可能的努力，努力发展科学教育，培植出一个好的科学环境，把青年导向科学之路。”

台湾“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熙谋博士则从更为务实的提建议的角度指出，“杨、李二位科学家获得此次殊荣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可以促政府了解科学的重要性，不要以为花很多钱不会收获。假若政府能拨出一笔较多的经费，培养一个研究环境，相信在国内同样可以造育出成功的科学家。”

从上述台湾科教界知名人士的谈话中，我们可以认为，1950年代中后期，台湾科教界对岛内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满意，或者说台湾地区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主要表现在台湾当局对科技、教育事业不够重视，科技、教育经费困难，科技人才缺乏，科研环境不利于人才成长等。这一方面反映了台湾社会发展对科技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在“反攻大陆”思维主导下，国民党治台政策的偏差与失误。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