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家乡：力主开渠 一“阅”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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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5日，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归来，到新疆石河子看望内地支边青年。他在意外遇上当年由淮安县钦工镇建华村到新疆支边的青年李正兰时，满怀深情地说：“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

周恩来爱家乡，也有原则地为故乡做了许多具体的实事，只是因为历史烟尘的湮没，现在能知道的人已经很少，回忆他在建国前后为家乡做的件件往事，可以见到伟人周恩来那颗关爱故乡、关心家乡父老的赤子之心，读了足以让人动情动容。

力主开渠

1949年和1950年的夏季淮河都发生洪灾。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皖北区党委和苏北区(当时安徽、江苏都还未建省)党委都向中央和华东局拍发了灾情报告。报告说，这场大水淹没了几千万亩庄稼地，受灾人口达2000多万，两区共有600多万人逃离家园。特别是毛泽东在看到报告上“不少是全村沉没”、“大水下来之后，人蛇争树，毒蛇咬人又致人落水”等悲惨状况时，难过得落了泪。他当即挥毫将此件批给周恩来，并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8个大字，要周恩来抓紧制定治淮计划和落实治淮措施。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亲自指导和参与下，水利部专题召开治淮会议。周恩来根据淮河流域的古往今昔，亲自制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总方针。

在一次讨论治淮方案的会议上，政务院有两位领导对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有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国家刚从废墟上建起来，百废待举，哪有钱来挖这样一条大河呢？这两位政务院领导说的当然也完全是实情。但是周恩来当即板起面孔说：“苏北人民在两次战争(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了那么多烈士。为了支援革命，他们还出了那么多民工。民工们用小车推着粮草，跟在我们部队后边，让我们打赢了淮海战役。他们又用小车把我们‘推’过长江，一直‘推’到上海南京路。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遇上困难了，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支援他们吗？”就这样，他用事实和真情说服了那些不愿在当时花钱治淮的同志，坚持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

1951年，周恩来的八婶母杨氏偕孙子周尔辉赴京，见到了她多年想念的侄儿周恩来。其实，周恩来也在想念着这位对他有过养育之恩的婶娘。周恩来关切地问：“八婶，家乡人现在生活好吗？”

“比原来好多了。”八婶回答他。

“北乡人也能吃到大米饭吗？”

“现在还不能。”

听到婶娘的回答后，周恩来告诉她：“八婶，家乡还要挖一条大河啦，从洪泽湖一直挖到海，那时就更好了。我们淮安北乡人也就能长水稻吃大米了。”

周恩来说要开挖的这条大河就是现在的苏北灌溉总渠。它西起洪泽湖边的高良涧，东到黄海边的扁担港，全长168公里。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调动下，苏皖豫3省共出动了130多万民工，用铁锹挖土，用石硪打夯，仅用83个晴天就全部挖成告竣，创造了人间奇迹，被当时前来参观的一些国际友人赞誉为：“中国人的手真是铁打的!”

淮河，这条为害千百年的“害河”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服了。如今，水到淮安抽水站后，已经是“东西南北任调遣”的一番景象。周恩来的“蓄泄兼筹”的治淮方略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周恩来的家乡，也就是今天的淮安区，已由当年南乡只能长一季小麦，秋天的水稻要看老天的“脸色”才能确定有无收成，而变成现在的旱涝保收了；北乡则由原来只能长些低产的旱谷作物，变成如今的水旱轮作，年年高产无忧的景象。这就是苏北灌溉总渠带给淮安的巨大作用。当然，治淮的巨大成果是惠及豫皖苏3省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周恩来关心家乡、为人民办的一件最最具体的实事。笔者清楚地记得，就在苏北灌溉总渠开挖的同时，淮安来了4位高个子、大鼻子的苏联专家。专家们帮助设计建造了淮安运东分水闸、运南节制闸、淮安船闸和运南水产养殖场等一系列现代化的水利工程和科学化的经济企业，使昔日名气不大的淮安，成为苏北排洪、抗旱、航运和灌溉的枢纽，一个管水的中心。所以，每当我站在苏北灌溉总渠的岸边，看到和听到那哗哗东流的河水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是为伟人周恩来唱出的关心家乡、热爱故乡人民的乡情歌、爱民曲!

一“阅”情深

笔者曾亲身经历了淮安周恩来故居的修复和开放，参加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奠基、筹建和开放，也参加了淮安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的揭幕，还参与了周恩来百岁诞辰时淮安的仿西花厅的陈列和布展工作，参与了周恩来百十岁诞辰的纪念筹备和整个活动过程。在参加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曾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故居和童年读书处征集过大量有关周恩来的文物、图片和计算不清的资料。现在都已成为我们淮安有关周恩来纪念地的宝贵藏品，有的还成了国家一级文物。但我征集到的有关周恩来关心家乡的手迹却只有一个字“阅”。这个“阅”字是怎么来的？它是否真是周恩来手迹呢？

话还得从20年前说起。

1994年8月底，淮安市委、市政府(原县级，下同)为了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的事，由时任淮安市委副书记、市长陆广浦率领我们淮安一干人马赴京征求周恩来亲属以及他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意见。笔者当时因为担任周恩来纪念馆资料科长，就被派作先遣人员先去首都。在我拜访到曾先后任过周恩来、邓颖超秘书的赵炜时，就向她征集文物说：“赵大姐，邓颖超同志逝世后，组织上曾让您花一年时间进出西花厅，专门整理西花厅的文物资料，如果有关于我们淮安的，请您给我们，以便我们日后陈列布展。”

“老秦，你别说，还真有几件呢，待这次开座谈会时，我给你们捎去。”赵炜快人快语，当场就答复了。

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是1994年9月4日在北京前门东侧的首都宾馆(今名首都大酒店)二楼召开的。碰巧那天赵炜有点不舒服，没有参加那次座谈会。我正在失望，只见赵炜的丈夫、曾担任过周恩来机要秘书的赵茂峰一边上楼梯一边笑着对我说：“老秦呀，赵炜今天没来，她让我将这两袋东西带给你。”我顿时喜出望外，从他手中接过那两只国务院常用的大信封，感觉两个信封都沉甸甸的。

那天参加座谈会的有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他的秘书、警卫、医护人员和服务人员等，一共有30多位：罗青长、刘昂、王伏林、李庚奇、孙岳、马列、刘三源、成元功、张作文、陈舜瑶、陈浩、高振普、张佐良、郑淑芸、韩福裕、霍英华……，以及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的刘武生等等。等来宾一一到场落座后，我就抽空看一下两个大信封里的东西：有关于1958年7月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赴京见到周恩来时，秘书在一旁的记录，有周恩来高祖笑岩公著的《海巢书屋诗稿》，还有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先生亲笔写的有关周恩来“五服”以内的亲属名录……其中我还见到了一个留在中共淮安县委信笺纸上的周恩来用毛笔写下的“阅”字。原来王汝祥1958年那次进京时，带去了一份中共淮安县委向周恩来总理的汇报。这份汇报共分四个部分：淮安县几个领导人情况；淮安的农业生产情况；淮安的工业发展情况和淮安县城情况。

由于淮安是周恩来的家乡，淮城是周恩来出生的地方，周恩来12岁离家后又从未回过家，淮安县委是第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就想尽可能汇报得细一点、全面一点，好让总理多了解一些家乡。结果这份汇报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八千多字。没日没夜忙碌的周恩来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呢。于是，他的机要秘书孙岳就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将淮安县委的汇报拣主要部分摘录在一张16K的国务院信笺纸上呈报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不仅仔仔细细看了这份摘录稿，而且还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在字下边加点加杠。

到了那年的11月，水稻等主要农作物已经全部收获，淮安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县委就又向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喜信，直接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又一次仔仔细细地看了这份报喜信，并用毛笔在卷面上加深加重了10余个标点，还在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二十亿五千万斤”这十几个字下边划了杠杠，以表示他的重视。然后在右上角写下一个“阅”字。因为这份汇报是呈报给他个人看的，是让他了解家乡淮安情况的，不需要交其他人办理或传阅，所以他签批文件时落在文件下方的那个“周”字也没写；再者，当时浮夸风盛行，大话说的铺天盖地。淮安县委的这份报喜信也不例外，也就是说这一产粮数字有一半以上的水份。据已故淮安县委副书记颜太发当年在病床上告知笔者，1958年年底核实的全县粮食总产只有7亿多斤。睿智的周恩来不可能没有察觉。

我在看到周恩来的这一签阅件后异常激动和高兴，不顾座谈会还在发言，就悄悄将这份签阅件让孙岳、赵茂峰、王伏林、马列和李庚奇等人看了，他们都是周恩来当时的主要秘书。他们一见就说：“这是总理亲笔写的。”

在我从事周恩来研究几十年、征集成百上千件的文物中，只有这一个“阅”字是周恩来关怀故乡的亲笔手迹。这虽然只有一个字，却饱含着周恩来热爱家乡的一片深情!

题写报头

淮安历代名人荟萃，加之她在历史上有过重要的地位，早在民国年间，就办有多家报纸。读报、关心时事政治也是淮安人的传统。日军侵占淮安前夕，进步群众自发在淮安城内办起“淮安群众看报室”，以唤起民众，投身抗日，不当亡国奴；解放战争后期，《新华日报》华中版就办在淮安。据《新华日报》老同志、原驻淮阴记者站站长刘峥对笔者回忆，当时由毛泽东、朱德联合下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命令”公布后，就是在淮安板闸《新华日报》华中版报社赶印出来后，再连夜用吉普车送往前线各参战部队的。

建国后，中共淮安县委为了继承淮安历史上的这一光荣传统，进一步推动淮安的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5月1日创办了新的中共淮安县委机关报———《淮安报》，每周2期，8开2版。

《淮安报》创刊后，人们期望有一个出自名人之手的报头。淮安人首先想到了敬爱的周总理。1958年夏天，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受县委、县政府委托，专程赴京向周总理汇报淮安工作。那年7月23日，周恩来在他的中南海西花厅后客厅亲切接见了王汝祥，详细听取了家乡淮安的工农业生产情况。王汝祥见周总理高兴，就向他汇报说，为了适应淮安的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淮安县委已打算把现在的周二刊《淮安报》办成日报，想请总理给题写个报头。周恩来听了笑着谦虚地说：“我不会写字，怕写不好。”经王汝祥一再请求，他才诙谐地说：“既然是‘父母官’的吩咐，我也就只好遵命了。”接着，他又就如何办好《淮安报》作了指示，并要求以后每期报纸都能给他寄一张。

按周家祖训，男童5岁时入家塾馆念书，习颜体毛笔字。周恩来很小时候就练写出了一手秀气的颜体字。1907年他先后失去生母和嗣母后，到淮安东门内的龚表舅家寄读。龚家塾馆的周先生又让周恩来在颜体的基础上再加练魏碑，以增加笔锋上的刚阳之气。就这样，周恩来终于形成了他后来特有的那颜体加魏碑的毛笔字。

1958年7月27日，也就是王汝祥第一次在西花厅见过周恩来的4天过后再去见周恩来时，周恩来拿出了6张他写在宣纸上的《淮安日报》4个字的报头题字，对王汝祥说：“老王，报头的字我给你们写了。我字写得不好，你们随便挑一张将就用吧。”王汝祥端详着周恩来那隽永秀丽、浑厚有力的墨迹，十分激动，把6张题字都小心翼翼地收好带回淮安。从1958年10月1日起，《淮安报》改为日报，并正式启用周恩来题写的《淮安日报》4个字的报头。至1961年9月21日，因为我们国家连续3年自然灾害，加上一些人为因素，经济上十分困难，《淮安日报》在一共出了895期后停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淮安的各行各业也同全国各地一样，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淮安报》又成了我国首批恢复出版的县级报纸。1980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4周年时出了复刊试刊号，仍用周恩来题写的报头，只是中间去掉一个“日”字。同年3月5日，周恩来诞辰82周年时正式复刊。复刊13年后的1994年再度恢复为日报，并完整地使用了周恩来题写的4字报头。复刊后《淮安报》仍按照周恩来当年的嘱托，每期寄去一份西花厅，请邓颖超收阅，直到1992年邓颖超逝世。

1998年3月5日，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奠基典礼上，邓颖超的警卫秘书高振普讲话时还说，大姐(指邓颖超)在我临来淮安前对我说，她在职的时候，就想来一趟淮安，因为淮安是她的婆家。但是因为工作忙，她未能来成。现在退下来了，时间有了，可是又失去了来淮安的身体条件。但她知道你们淮安人很关心她、也很想念她。她经常收到你们淮安给她寄去的报纸和书籍，她交待我，年岁大了，她不能给你们一一回信了，这次要我总的答谢大家，谢谢你们了。高振普将军说的“寄报纸”的事就是指《淮安报》社给邓颖超寄去的报纸。

2001年2月，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淮安日报》又自然的升格为地级的中共淮安市委机关报，并且继续沿用了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报头。半个多世纪以来，淮安人民每每看到这张报纸，就会自然联想到敬爱的周恩来对家乡的关怀，因为这是他留给家乡的一片深情，一片爱心，从而激励着家乡人民的学习和工作。

蓝天情思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那些年，淮安人民一直怀着无限深情，盼望周恩来能回故乡看看：看一看他童年放过鸽子的镇淮楼；划过小船、打过“水仗”的文渠；还有他曾在周围挖过野菜的文通塔；看一看日新月异的家乡建设新面貌、新成就。盼呀盼呀，盼了多少年多少载？!人们常常这样遐想：“战争年代，戎马倥偬，您无暇回到淮安；和平时期，该有空回来看看了吧？”

花开花落又一春，燕来雁去又一载。一年一年过去了，总不见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坐船或乘车归来。1956年年底，周恩来的嫡亲婶娘周八太在淮安县人民医院辞世，中共淮安县委第一时间向北京发去了电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向淮安回了信又邮来了丧葬费。那几天，人们好像听到了飞机飞临淮安上空。于是有人说，那是周总理特意坐飞机回家吊丧的，还从飞机上扔下一封吊唁信，于是，淮安师范第二天停课，全校师生在古城墙处苦苦寻找……

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末，淮安盛传着周总理要回故乡看看的佳音。为此，淮安方面还专门拓宽了南门大街等街道，疏浚了文渠，维修了淮安两座古老文明的象征性建筑文通塔和镇淮楼……然而，周恩来终于因为国事繁忙，未能回到淮安。可是，由于淮安人对周恩来的热爱过深、盼望他回乡的心情过切，一个天真烂漫的奇想又在淮安人心中涌动：每当人们站在通往北京的大运河畔时，就希望这漫长而潺潺流淌的河水，能像载走周恩来那样再载着他归来；当人们在田间劳作休息时，在工间做操时，抑或开会站立在广场上时，常常仰望头顶上的蓝天白云，注视着那一架架从头顶飞过的银燕，盼望它能徐徐落下来，从机舱里走出人民的好总理，哪怕他从机舱里探出头来看一眼也好……这一动人的传说一直延续到周恩来去世以后。淮安《周恩来与故乡》写作组把它写进书中；黄宗英也把它写进了散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

周恩来真的在飞机上眺望过淮安吗？

1991年10月，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对笔者回忆说，周总理座机每次起飞前，机组人员总要事先把《飞行日志》送呈总理，上边标明何时起飞、何时到达，当天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沿途经过哪些地方等等。凡是看到要途经淮安上空的，总理就感慨地说：“这次又经过我的老家淮安上空，如果天气好能让我看看故乡就好了。”短短的话语间流露着对故乡的深切怀念和热爱。

1959年的1月2日和12日，周恩来2次从广州乘专机返回北京。当时，他的专机飞行线路是“广州—上海—北京”，所以，必定飞经淮安城上空。其中的一次是从广州开完会返京，那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当座机快飞临淮安上空时，周恩来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不顾“伊尔—18”飞机在飞行中的颠簸摇晃，踉跄着走向驾驶舱。成元功怕他跌倒，忙站起来紧跟着他往前走。周恩来进入驾驶舱后，就对正在全神贯注驾驶飞机的机长袁桃园说：“小袁，快到淮安上空了吧？能不能拉下一些高度让我看看老家？”袁桃园一听，明白了总理的意思，立即回答说：“可以，总理，您坐下吧。”说着，副驾驶站起身来让总理坐到他的位置上，袁桃园机长很快地降低了飞机的速度和高度。周恩来就低下头，神情专注地看着机翼下的故乡淮安。也许他怕打扰机组人员的驾驶，也许他已沉浸在对故乡一桥一巷的回忆。周恩来只是看，没有说一句话。飞越淮安上空了，袁桃园转过脸问：“总理，要不要再盘旋一周，让您再仔细看看？”周恩来摇了摇头说：“不用了，那又要多费汽油了，我们还是赶回北京吧。”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深情地从副驾驶的座位上站起身来并微笑着对机长、副驾驶说了声“谢谢”，在成元功的搀扶下，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周恩来坐下后，好久也没有说一句话，似乎完全陷入对童年时代故乡生活的深深回忆……

1994年9月4日，中共淮安市委、市政府为筹备周恩来百年诞辰的纪念事宜，在北京首都宾馆二楼召开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时，曾任周恩来经贸秘书的王伏林也对笔者讲了这件事。他说：“总理12岁离开淮安，虽然没有再回去过，但他对淮安是有很深的感情的。那次他在飞机上看淮安我也在飞机上。事后，周总理对我说，他看到了文峰塔、里运河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鼓楼(镇淮楼)附近的街道好像变宽了……”说到这里，王伏林还问也在场在成元功：“具体情况你也清楚，是哪一年的事？”成元功先伸出5个指头，然后又做了一个“9”的手势。意思是1959年的事。

周恩来生前一直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很想回去看一看故土旧居，领略一下可以引起童年记忆的淮安风光，但六亿神州、五洲风云在他宽广的胸怀中占有着更重要的位置，使得他不得不把难于割舍的乡思深藏在自己的心底，从而使他未曾一偿夙愿。

(作者系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