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到底在讲些什么？（论语选释系列之一.前言）

论语选释

前言：

在“汉”文明的世界里，“经史子集”是一个对文献重要程度的大致分类标准，一个文献，能被视之为“经”学的范畴，其对后世百代的影响将是无比巨大的，这种影响，在现象的世界里，或许可见，或许隐匿，但须臾不可或缺，就像那参天的大树，我们能看见的是郁郁葱葱或花朵烂漫，冠盖如云或虬枝挺拔，我们看不见的是那深深扎根于大地的盘旋交错的根。我想，所谓“经”就是这样的根。

在西方，“圣经”，“古兰经”无疑是这样清晰可辨的“根”；在东方，事情可能要稍微复杂一些，汉语世界里上千年来就有“四书五经”的界说，其中所涵盖的诸“经”也基本上是被后世一体尊奉的，作为后世学子，所有这些“经”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熟知，因为这些都是文明之根，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不能长久的。历史的看，我们不难发现东西方“经”的异同，在西方，不管是“圣经”，还是“古兰经”，其内容都是确定不移的，且不要说这种“经”由于神圣性所赋予的不可更改性，即便是次级的释经工作所伴随着的也是无比巨大的血与火的冲突，族群的分裂，人与人的对立。总而言之，西方语境下的“经”其语义就是人或者说社会的支柱，无可撼动。到了东方世界，这种万古不易的神圣性依然存在，只是在气质上舒缓了许多，众所周知，汉文明的经学体系在历史长河中是几易其身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保持不变外，外围的，附属的内容后世经学家是有所增益删减的，所以在不同的时代，汉文化中的“经”的内涵指向是有所不同的。我想，这两种经学体系的不同际遇也就同时昭示了这是两种大不同的文明，其根殊异，其身殊异。相对于西方一神教文明的神圣，谨严甚至可以说严苛，汉文明无疑是宽容的，大度的，但获得这种大度的代价不能不说也是粗糙的，含混的，不求甚解的。曾经享受过这种大度宽厚所赋予的从容和安详，那么就要承受这种粗糙含糊所必然带来的苦痛和不安。

近世以来，西方强盛，东方式微。强盛者，源于文明，而彰显于器物；衰败者，受挫于器物，而归咎于文明；世间常态也，不足多虑。况生死成败，瞬间事尔，人类距离尘埃落定尚久矣。从西方兴起到今天，对西方文明，当然的包括对西方经典的研究，无论从西方的视角还是东方的视角，都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洋洋大观，毕竟一种文明的发展本身就包含着其对自身的阐释，从对“圣经”的解释我想我们就能很清晰的看到这一点，没有这种所谓“解释”，何来的宗教改革，何来的科学体系，何来的社会组织制度的变迁。至于东方对西方的研究，虽然相对比较薄弱浅陋，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反观世界对东方的研究，多少就显得有点漫不经心了，虽然学界有所谓“东方学”，“汉学”，甚至“中国学”这样的科目，但在这种语境下，这种研究多少有隔靴搔痒的味道。至于东方对自身传统的反思，也未见乐观。这种难堪的情景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世界是西方主导的世界，不管你承认与否，这是基本的现实，而且这种现实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很可能还要存在数百年。

一般而言，文化是先于现实而发端，迟滞于现实而终结。今天世界的全球化进展直接的来源于西方先贤的努力，在我们乐享其成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注意到了其中不容忽视的苦难和悲哀，这种忧虑，再加上我们对古典中国那种万世一系的所谓超稳定社会形态，以及其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篇章的怅惘，就不能不让我们适当的将目光投向这个与一神教文明并立的伟大文明的深处，这就是儒家文明，其行塑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大陆的基础人类文明形态。我们要踏上这样的寻根之旅，不光是为恢复东方应有的荣光，更是为我们的世界寻找本来就具足的另一半，一个跛足的人很难走得长远稳健，一个残缺的心灵永远也无法沐浴上苍的恩泽。

接前所述，对于西方世界，我们完全可以把“圣经”看作文明之根。这种论断的被接受不仅仅来自于所谓学者的考察，更为重要的是其接受了历史的勘验。而其他不管是在其前，还是居其后的西方文明成果我们贴切的称之为经典，其后的自不必说，其前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比如希腊雅典时代的人文艺术典籍，罗马的律法典籍，甚至久远到埃及时代的许多我们算不上熟知的文献资料，它们也许直接，也许间接的对“圣经”的最终成书多有贡献，但我们还是只能把他们称之为经典而非“经”。一个至为重要的理由是所谓“经”者，她必须能完整的创造一个世界，一个完整，神圣的世界，一个超时空而蕴含时空，具足，齐备的世界，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人才获得了存在，才能生活。我用“创造”一词多少是有点含混的，我想更准确的界说应该是所谓“经”与其相系连的世界一起诞生。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再提出“经”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无意义的，但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问题领悟到这同时就意味着“经”是完全具体的存在，它绝不可能是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抑或理论的，更不用说什么科学的，教条的之类形而下的论断。实际上，这个判断基本上也是我们用来判别“经”和“经典”最重要的依据。我们还可以顺便引申出所谓“经学”（神学）实际上是更贴近于历史治学方法的学术体系，只是二者的逻辑基础有所差异罢了。

其实，对于“经”和“经典”的这种详细的区分之于西方世界并不太重要，因为西方文明的“经”是明确的，我们只是要用这种结论来辨析我们这里真正的主角，东方文明的“经”，如前述，儒家文明的传统上被认为是“经”的具体指向或者说内容或多或少是有所时变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必要的筛查工作。 换句话说，我们要从“经典”中择选出“经”来，能够充任这种“经典”的备选材料显然只有“四书五经”了，综观之下，能进入视野的恐怕只有“易经”，“论语”和“孟子”三者，排除其他经典的一个最主要理由是他们所涉及的内容过于狭窄，显然，纯粹历史，文学或者其他方面的论述很难充任一个世界创造者的角色。至于上述三者，我们先看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按理说，这个“群经之首”的称谓就足以让我们判定她的地位了，但当我们考量“易经” 的实际内容时，我们不难发现，原初作为卦辞出现的“易经”其内容过于抽象神秘，以致其实际效用大打折扣，正是因为“易经”的抽象性，使得她似乎怎么解释都可以，但怎么解释都不完备，也就是说，其原始性太强，就像其所代表的那个多少还显得混沌蒙昧的时代一样，“易经”及其所代表的世界还远未清晰确定，这是我排除“易经”作为儒家真“经”的理由，在考虑到历史勘验的效用，我们不能说“易经”在东方历史发展中无甚大用，但起码该效用最多也是存在于所谓“历史的背后”，而绝不是彰显于前。下一个要排除的是“孟子”，其理由倒并不是说她成书晚于“论语”就一定比“论语”的地位要低，或者孟子作为孔夫子的徒子徒孙就一定逊于老师，诚然，孟子对后续的儒家社会影响极大，但我们考察“孟子”的内容，不难发现很多地方已经非常的倾向于教条化或者确定化，具体倒是具体了，但又太具体了，用现在的话讲，“孟子”已经有了变身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巨大倾向。用一句话来概括上述二者就是“易经”未至，而“孟子”已过。最后用一点文字来讨论一下另一部中国文化经典“道德经”，“道德经”非儒家经典，本不需要在这里提及，但考虑到一直以来，“道德经”是与“论语”并称于世的中国文化经典，甚至有提法，中国是所谓道家，儒家，后来还加上了佛教共同构筑的世界。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们不需要深究，只需要简单看一看历史中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国家，或者佛教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例子，那是不是就能证明起码二者没有办法形成自然的意识形态体系，缺乏这样的能力自然也就没有了推动历史的能力。况且，我们考量“道德经”的内容，应该不难发现，其基本上是由一些抽象的推演断论构成的，这样一本由宇宙论，本体论等内容构成的经典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于哲学范畴，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将儒家视为文明本身，而道家只是次一级的文化现象，事实上儒家浸润着整个东亚社会，而道家只是在中国大陆本土内有所开展。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论语”了，“论语”的历史地位已经毋庸多言，“论语”的的确确创造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只是这个“世界”曾经失败过，也许她还要没落很长时间，继续在历史的暗处徘徊独行，咀嚼回味那无以言表的痛楚。但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辉煌的世界，在黑暗压抑至极的岁月里大放异彩，不管她有没有所谓未来，我们都要真诚的去了解她，因为没有她，就没有所谓的我们。这种言语可能过多的表达了个人感情，其实，我们如果认为“论语”是“经”，当然，目前的这个所谓“经”还只有称谓上的意义，最多只是一种来自外部的评价，本质上毫无意义，只有让我们全然浸入的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经”，才是我们的根。

因此，本文以下的内容就是尝试对论语提供一个解释，或者直白的说就是释经工作。首要的理由就是“经”是完全有能力自证其为“经”的，而且也唯如此，因为“经”是不接受来自外部的判断的，是“经”孕育了我们，而非相反。所以只有深入其中，透彻的了解，我们才能体认，而不只是停留在无谓的口头称谓上。其二，是基于历史发展的理由，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嘈杂，混乱的时代，就像“论语”产生的那个时代，当时的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冲突，那么当下我们也需要将自己接续于“经”，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自己，安顿身心。最后谈谈所谓释经工作，本质上，按现在的语言，这应该属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范畴，我个人所能理解的好的意识形态创造就是以真诚的态度，在经典的基础之上去做必要的解释，取舍，裁量，再加工的工作，以契合历史和时代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