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为何对巴黎如此情有独钟？看了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了

威廉·莫里斯曾说过：“所有发展的事物都是浪漫的。”就此意义上说，所有的大城市都是充满浪漫的地方，19 世纪的巴黎，是需要具有先知性的眼光的人来发掘的，雨果就担任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以巴黎为背景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小说，为雨果带来极大的荣耀。对于雨果来说，巴黎是他心中最为神圣的地方，所以他了解巴黎的每条街道，了解各阶层的语言，了解城市的光明与黑暗，从而在作品中可以很好的还原与重塑巴黎。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明确指出：文艺必须是“真实”的，强调文学艺术形象要来源于切实体验。可以说，雨果对巴黎形象的塑造是与他的个人经历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悲惨世界》中的巴黎形象时，不妨对当时巴黎的历史环境以及法国社会的文学与建筑风格等方面进行一一了解，以探讨雨果笔下的巴黎形象的来源。

197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温德－雍松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会反映出他在人生的旅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他把这些经验作为某一首诗或某一个故事的素材。诗人和小说家为了要产生实在的或是对他们而言是实在的真实影像而创作，寻求灵感的痛苦及思考的漩涡中，发现精确语言的本质，并加以提炼。”巴黎为雨果提供了施展文学才华以及政治抱负的空间，他热爱这个城市，所以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城市的细微之处，他可以感受到城市的脉搏，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生于斯，长于斯

1802 年 2 月，雨果出生在法国东部的城市贝桑松，父亲约瑟夫·莱奥波德·雨果在拿破仑手下当过将军，终日随战争迁徙。雨果幼年曾跟随父亲辗转异国，到过西班牙、意大利等地。西班牙的建筑艺术，使雨果关于城市的想象开始萌芽，领悟到了空间艺术的对照之美。而《悲惨世界》的结构也就是雨果关于建筑物的对称性想象的成果。小说中采用的时空对照、虚实对照、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的对照手法，正是像建筑艺术一样，在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的审美想象。西班牙文化对雨果的影响极深，特别是那里的造型艺术，更是启迪了雨果的思想。“他从西班牙带回了一些革斯蒂耶风格……西班牙的太阳把他的性格晒成了青铜色，又把他的想象晒成了金黄色。”按照雨果的描述，那是个最富有强烈对照的地方，在雄伟辉煌的建筑物旁边，通常就存在着一些凄厉阴惨的景象。这种景观在年轻的雨果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这种创作方式也同样伴随在雨果一生的创作之中。

雨果两岁时，随母亲索菲·特雷布谢到巴黎生活。在《悲惨世界》中，主人公马吕斯的经历，就有雨果自己的影子。马吕斯出生在巴黎，而雨果也一直认为巴黎才是他真正的故乡。由于父母失和，雨果的童年就是在父母之间的两地奔波中度过的。1809 年，雨果在拉里维埃尔神父的学校里上课，和母亲一起住在斐扬派修道院街的一幢旧屋子里，这里有一座废弃的花园，成了小雨果儿时游乐的天堂。雨果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度过童年，定居巴黎后也还未受到正规的教育。他自称有三个老师：“在我满头金发的童年，唉，可惜太短！有三个老师：母亲，老神甫，一个花园。”一座小花园，是雨果童年的整个大自然。他在这里结识了日后的妻子阿黛尔，所以花园成为他心中神圣美好的地方。在《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寓所也有一个小花园，那是珂赛特的天堂，是马吕斯与珂赛特相识相知的地方。这也许可以成为儿时经历影响雨果小说创作的一个例证。

我们从《雨果夫人见证录》中可以知道大量关于雨果童年的信息，书中精彩的细节描绘，掩盖了雨果父母不和的事实。军旅生活的动荡不安，决定了雨果在16 岁以前生活和精神不得安宁。1811 年，约瑟夫国王派特使来巴黎，请求索菲去马德里和自己的丈夫团聚。雨果夫人带着三个儿子出发去马德里。“走到昂古列姆，许多古碉楼引起了维克多的注意，他对于建筑物已经很感兴趣，这些碉楼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颇为清晰的印象，日后他不重见它们还能描画出来。”旅途中经过的两个城市：爱尔纳尼和陀尔克马达。爱尔那尼的居民多是贵族，门楣上刻着 15 世纪的徽盾，给人庄严之感。雨果非常喜欢这个小镇，日后，“他还用这名字题了他的一个剧本”；陀尔克马达已经被法国军队烧得只剩废墟，雨果兄弟在城中玩游戏，探访遗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从此城市的概念深植雨果心中。他在经过每座城市时做过关于城市的速写，在车窗外看到过示众的苦役犯，很小就耳濡目染地懂得了流亡的意义，这些经历，都深刻地影响了雨果的小说创作。

另一方面，在母亲逝世后，雨果一度无依无靠、孤苦伶仃，这段经历帮助他体验了生活的艰苦与人间的辛酸，为《悲惨世界》的写作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小说中，马吕斯的遭遇重现了作者的生活，马吕斯和祖父决裂之后，独自在巴黎底层挣扎，这与彼时的雨果是很相似的。由于没有父亲的资助，又失去了母亲的保护，雨果体验到生活的艰辛，这与其成年后形成理解、支持穷苦人的做法是紧密相关的。1822 年，雨果与青梅竹马的阿黛尔结婚，新婚之夜，同样爱着阿黛尔的哥哥欧仁出现明显的癫狂症状，雨果为此良心深受谴责。雨果精力旺盛，创作力惊人，30 年代初已经在法国文学界小有名气。凭借创作所得，全家搬进了巴黎的高级住宅区“王家广场”（今孚日广场）六号。雨果在这里品尝到了爱情背叛的苦果，阿黛尔与其貌不扬的评论家圣伯夫接触日益频繁。雨果把巨大的痛苦转移到文学创作中，神速完成了《巴黎圣母院》。小说主要用来发挥“保护古典建筑”的作用，“描绘了 15 世纪的巴黎，又是描绘有关巴黎的 15 世纪。”试图借此“把对于民族建筑艺术的热情灌输给我们的民族”。1832 年，《巴黎圣母院》出版以后，引起了人们对古典建筑的关注，雨果又继续发表《向毁灭古迹的人宣战》、《有关法国文物建筑的摧毁》两篇文章，号召保护法国的古典艺术，为古迹的保存做出了卓越贡献，后被任命为新设立的“文学、哲学、艺术……新发现文物委员会”委员。

1833 年 2 月 16 日，雨果与朱丽叶·德鲁埃相识，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恋。这一天对于雨果可谓意义重大，多年以后，他在创作《悲惨世界》的时侯，仍不忘将珂赛特与马吕斯结婚的日子定为这一天。雨果偿还了朱丽叶欠下的债务，朱丽叶默默为雨果做抄写的工作，以及在夏天陪雨果旅行。夏季出游似乎是雨果的某种需求， 1834 携朱丽叶畅游卡纳克、奥尔良等地，1835 年到了诺曼底和庇卡底，1836 年游览了法国西南部的圣马洛、鲁昂等地，1837 年到法国东北部布鲁塞尔等地，1838 年去了香槟区，1839 年—1840 年去莱茵河、罗纳河两岸和瑞士。旅行的经历，使他开阔了视野，对自然与城市生活等各方面都有着更为深刻的体验。雨果在旅行途中两次在土伦参观苦役犯监狱，苦役犯们的处境带给他很大的触动。对各种犯罪问题的关注，使得雨果对他们产生了同情与怜悯之心，产生了一系列这样的作品。从《死囚末日记》到《克洛德·格》，再到鸿篇巨制《悲惨世界》，写的都是城市中的贫困导致的市民犯罪的故事，试图借此引发人们对犯罪问题的关注。正像雨果在给朋友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小说是为这些如此聪明、如此先进的巴黎人民写的，巴黎人民使巴黎成为进步的中心城市。”

1841 年，雨果终于入选法兰西学士院，在就职演说上，他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表示拥护王朝，反对共和政体。两天后，雨果在街上看到有恶少欺负街头的妓女，把雪团塞进她的背部。雨果不顾可能招惹来的麻烦，到警察局去为受害人作证。这段经历日后演变为《芳汀的故事》。1843 年，雨果最疼爱的女儿不幸溺死，雨果承受了巨大的打击，他体会到了一个父亲受难的过程，日后，他把这种感觉附加在冉阿让的身上。

1845 年国王任命雨果为法兰西世卿，同年雨果却因被捉奸在床而名声扫地。在众人嘲笑他的时候，他却开始悄悄地着手《悲惨世界》的写作。1847 年，朱丽叶回忆起她童年时代在修道院的经历，为雨果塑造小比克布斯修道院提供了依据。1848 年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从法国率先刮起，作家的写作计划被迫中断。革命打破了雨果对王朝的幻想，他看到了在人民群众中所体现出来的的伟大的革命力量和英勇无畏的奉献精神。雨果认为是“贫困把各国人民都带向革命，而革命把各国人民带向贫困。”他和群众一起走上巴黎街头，反对路易·波拿马的统治，为保护共和政体而呐喊。在镇压革命的街头，一颗流弹差一点击中了雨果，若干年后，这颗子弹就差点击中了马吕斯。《悲惨世界》中关于街垒的描绘，也是来自于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1851 年 12 月，波拿马政变之后，雨果被迫离开法国，开始了长达 19 年的流亡生活。

身已远，心犹在

雨果对流亡者下过一个定义：“一个完全破产、只剩荣誉的人，一个被剥夺干净，只剩良心的人，一个彻底孤立、身边只有公道的人，一个人人摇头、只与真理为伍的人，一个被投入黑夜、只剩太阳的人，这就是一个流亡者。”

1851 年，雨果在情人朱丽叶的帮助下，乔装成工人，逃出巴黎到了布鲁塞尔。雨果曾在手记中回忆，认为朱丽叶是他的保护神，为了他的安全在巴黎街头的枪林弹雨中穿梭，好似日后在街垒战斗中的乐观勇敢的伽弗洛什。与朱丽叶会合后，雨果又从比利时辗转到了英国，最后在英吉利海峡群岛中的泽西岛登陆，他们全家租住在海边一栋叫做“海景台”的房子里。1855 年，由于受到英国驱逐，雨果全家迁去根西岛。在“高城居”居住，直至返回巴黎。雨果亲自对寓所进行改造工作，以巴洛克风格装饰房屋，亲手创制屏风和衣架，还用旧的家具部件以及在小岛上捡来的瓷片改装橱柜等，使居所变成了一幢装饰繁多、涵盖各种文明的巴洛克建筑。反映了他对城市的一种态度。

虽然身居海上，远离巴黎，但是巴黎仍然是雨果最牵挂的地方，他和友人通信以了解情况，友人的来访会让雨果欢喜异常。1853 年，吉拉尔丹夫人从巴黎来拜访雨果，带来了在巴黎很流行的“灵桌”。所谓的“灵桌”，是指借助会动的桌子实现和彼岸世界的交流。随着亡女莱奥波特蒂娜在灵桌的显灵，雨果开始对此深信不疑。“灵桌”成了雨果的主要消遣，它的启示对作家思想的发展和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流亡时期，岛上的其他流亡者对雨果的创作产生过积极影响。例如在《惩罚集》中，《罗马的阴沟》一篇，就展示出雨果对于下水道，这个作为城市的良心的管道系统的重视，雨果对巴黎的下水道系统有很大的兴趣，其中关于阴沟的描述，就是受益于同居与泽西岛的皮埃尔·勒鲁的一本关于粪肥施用的书。

周围的环境渐渐帮助他忽略了流亡的痛苦，从巴黎来到海上，雨果看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海岛的美丽宁静给作家带来了平静的心境，巴黎是个骚动的社会，而大海则是本色的自然。自然和大海又赋予雨果新的灵感，创作又成为雨果的主要工作。流亡期间，是雨果作品大丰收的时候，在哲理诗、戏剧、小说、绘画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带给他最高声誉的《悲惨世界》也是在此时完成。雨果在写给友人奥古斯特·瓦特里的信中写道：“今天，1861 年 6 月 30 日，上午八时半，灿烂的阳光照进窗口，我的《悲惨世界》完稿了。”雨果在 19 世纪20 年代到 50 年代所关心的以及感受到的城市生活，最后都出现在《悲惨世界》当中。

雨果从保王派青年到自由派作家，从关心文学创作到热衷于政治活动，或是

从一名巴黎公民到一个海外流亡者，这种种身份的变化，都没有改变他关心社会底层穷苦大众的初衷。雨果的《悲惨世界》的灵魂就是挣扎在巴黎社会底层的穷人们，他把在巴黎街头听到的故事以及自己旅行中的见闻，都写进了小说，细腻地描写了贫穷的巴黎。流亡生活的经历，丰富了雨果的生活，也使得他的审美观以及文艺观念有所改变，对他所钟爱的哥特式建筑也开始厌倦。正如帕特里夏·沃尔所指出的那样，“此时雨果笔下的‘哥特式’又和 1820 年前一样，是具有贬义的了”。所以《悲惨世界》中的修院在作者眼中是阴森恐怖的建筑，是禁锢人灵魂的地方。雨果一生都对建筑艺术、对巴黎都极度热爱，为了保持巴黎建筑和谐统一的面貌，雨果在晚年时期还极力反对兴建埃菲尔铁塔，认为巴黎铁塔的建造会破坏巴黎的美感。

我们可以看出，雨果的一生对巴黎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他细心的观察巴黎，记录下了市民生活的点滴；他热爱城市的建筑，积累建筑学的知识，甚至自己动手参与居所的设计；他了解市民的语言，学习过黑话俚语；他热爱旅游，游览过众多的城市，见识了各地的风景，而这些积累都成为雨果创作灵感的源泉，以及小说的表现对象。《悲惨世界》是雨果历时最久创作的一部小说，囊括了巴黎的风土人情的各个方面。小说对巴黎的塑造，固然是与作家的经历和他对巴黎的情感紧密相关，但也是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