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文|季羡林难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忆了吗?
我不甘心承认这个事实,但又不能不承认。
我现在就是回忆多于前瞻。
过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师友,现在却频来入梦。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笔名冬芬。
在课堂上,他出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
意思自然是,我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
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我就利用这个自由写了一些自己愿意写的东西。
我从小学经过初中到高中前半,写的都是文言文;
现在一旦改变,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应。
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话旧小说,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几乎读遍了,自己动手写白话文,颇为得心应手,仿佛从来就写白话文似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写文章的一套看法。
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来自旧文学,从庄子、孟子、史记,中间经过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都给了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灵感。
这些大家时代不同,风格迥异,但是却又不少共同之处。
根据我的归纳,可以归为三点:
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挚;
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练、优美、生动;
第三,整篇布局必须紧凑、浑成。
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
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更是至关重要。
后来读了一些英国名家的散文,我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
我有时甚至想到,写文章应当像谱乐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复杂,关键在于有节奏。
总之,写文章必须惨淡经营。
自古以来,确有一些文章如行云流水,仿佛是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
但是那是长期惨淡经营终入化境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行云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董秋芳先生]
我这些想法形成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并没有清醒的意识。
它也流露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也没有清醒的意识。
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课堂上,我在“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我回故乡的作文。
感情真挚,自不待言。
在谋篇布局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殊之处。
作文本发下来了,却使我大吃一惊,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
我真是如拨云雾见青天:“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
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认。
“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有什么节奏呢?”
这也是事实,不容否认。
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却为董先生和盘托出。
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
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
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
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
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高中毕业以后,到北京来念了四年大学,又回到母校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然后在欧洲呆了将近十一年,一九四六年才回到祖国。
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一直没有同董秋芳老师通过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会议上,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竟见到了董先生,看那样子,他已垂垂老矣。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也非常激动。
但是我平生有一个弱点: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
董先生看来也是如此。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把火,表面上却颇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
我生平还有一个弱点,我曾多次提到过,这就是,我不喜欢拜访人。
这两个弱点加在一起,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
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的关系,看上去有点若即若离了。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董先生退休了,离开北京回到了老家绍兴。
这时候大概正处在十年浩劫期间,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顾不暇,没有余裕来想到董先生了。
又过一些时候,听说董先生已经作古。
乍听之下,心里震动得非常剧烈。
一霎时,心中几十年的回忆、内疚、苦痛,蓦地抖动起来,我深自怨艾,痛悔不已。
然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
看来我只能抱恨终天了。
我虽然研究佛教,但是从来不相信什么生死轮回,再世转生。
可是我现在真想相信一下。
我自己屈指计算了一下,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是一个善人,坏事干过一点,但并不影响我的功德。
下一生,我不敢,也不奢望转生为天老爷,但我定能托生为人,不至走入畜生道。
董先生当然能转生为人,这不在话下。
等我们两个隔世相遇的时候,我相信,我的两个弱点经过地狱的磨练已经克服得相当彻底,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访他,做一个程门立雪的好弟子。
然而,这一些都是可能的吗?
这不是幻想又是什么呢?
“他生未卜此生休”。
我怅望青天,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选自《忆往述怀》季羡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