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科举制度在历史舞台中的利弊得失
科举制的积极作用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灿烂辉煌的历史。这其中，科举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纵观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中国文化的发展无疑受到科举考试制度的深刻影响。就狭义的精神文化层面而言，这种影响体现在教育、经学、文学、史学、书法等各个领域。科举考试为国求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选取有才华有抱负的人为国所用，体现了国家政府的利益和意志，也是实现民族复兴希望和个人理想的途径。
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学为主要内容，提倡“忠、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逐渐形成了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这不仅稳固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而且又提升了它的社会价值。所以，凡是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步入仕途的考生就必须对《四书》、《五经》这些古典经书进行深入学习和研读。就文学方面来说，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普及与发展也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唐高宗以后，进士科的主要录取标准改为诗赋，明确的体现出了进士科的文学考试性质。读书人以科举入仕，工诗善赋，为安身立命的资本。历史上，唐代可称得上是有着浓重的学习诗赋的气氛，此种选才的标准使得唐代呈现出了“百家争鸣”式的大批诗人。“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促进了唐代诗词歌赋的繁荣，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也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唐代诗歌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再说八股文，即使被后人痛恨至极，也并非毫无一点用处。八股文只是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它与试帖诗类似，作八股文的训练使得明清士人大多善于作文属对。
再者，科举考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书法的繁荣。唐代科举设有明书科，这个科目重要考文字和书法。因此，从理论上就对考明经、进士的举子提出了硬性要求——必须善于书法。考生在“省试”及第后，还要经过吏部的“铨选”四项科目考试——“身、言、书、判”。这其中的“书”就是观其书法是否“楷法遒美”，这种举措在客观上促成了唐代书风的盛行，成就了唐代空前绝后的楷书大观。当年政治舞台上身居高位的达官不仅是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更是擅长书法、水墨丹青的书画名家。政治家有王安石、包拯、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科学家有《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等；进士出身的文学大家如白居易、王维、贺知章、苏轼、欧阳修、柳宗元、韩愈等，在当时乃至后世都是赫赫有名、令人称道的。他们所做的书法、山水作品至今仍被视为至宝。重视史学更是中华民族的一贯传统，通晓历史有助于观古而知今，鉴古知今有助于总结往来，趋利避害。科举考试中以史取士、让士子遍读史书的要求，保证了入仕官员必须具备广博的史学知识，这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学习与发展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总之，科举制自产生之日到废除那天止所历经的1300多年，足以见证了历朝历代的荣辱沉浮、发展灭亡，始终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905年，清朝政府在当时的形势逼迫下不得不废止了科举制。从此，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彻底消失了，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但科举制毕竟是中华文明智慧结集的产物，虽被废止了也不能够被全盘否定。通过科考择优取士，公平公正的选拔有用人才，在当时来讲是最为先进的方法。如果说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创新贡献，一点也不为过，它的深远影响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性的。不可否认的是，科举确是一把双刃剑，其利弊和影响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总而言之，无论从哪方面来讲，科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科举制的消极影响
科举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结构、文化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点来看，科举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巩固政权、维护统一、体现公平公正的作用。客观上虽然有促进学习、鼓励读书的功能，但同时也有影响科技发展与知识偏狭的弊端……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严重地束缚了士子的思想，使他们在文学创作方面很少创新，既压抑了个性的发展，又阻碍了当时社会的科技进步。清末废除科举，究其原因，废掉的是八股取士的内容，而并非考试方法。再有，因为科举考试制度是代表着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文官选拔制度。所以，人才的选拔具有很大的狭隘性。中国历代的状元中有才华的人数不胜数，但最终身居高位做官的基本上是擅长人文政治、史学经典的人，而鲜少有精通经济发展和科技方面的人才。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种官本位对人才发展的限制的确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我们国家虽然有四大发明，却抵不住西方的“坚枪洋炮”，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的缘故而输给了西方国家。
另外，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到了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已进入腐朽没落阶段，科举制度也不会幸免于难，最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止。
总之，对于科举制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因素，我们应本着辩证的、历史的、客观的、公正的态度去评价分析，优点和贡献已经得到公认，缺点和局限也决不可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