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在中国的思想长河里披沙拣金
■本报记者 刘力源
大师
【以师语为座右铭】
蔡尚思的书房里挂有一张顾廷龙的书法条幅，上面抄录着蔡尚思作为座右铭的王国维、梁启超、柳诒徵、顾颉刚四位师友对他的鼓励支持之语。顾廷龙书后有跋，写道：“忽忽四十多年，先生年高学进，著述日新，益弥钦挹，叩其修养之道，则曰：得力于往时师友箴语，终身服诵不懈……”
【为治学强身健体】
蔡尚思曾说，锻炼贵野蛮，不避高山，不避冷泉。他晚年登高健足都似年轻小伙子，一马当先，不肯落于人后。游历时，看到山水秀丽，兴致一来，也不管是否寒冷，便下水游泳，常引得同行人惊愕。为了在家中泡冷水浴，他买来一只莲花缸，每天泡上几分钟甚至半小时，坚持了几十年，直至95岁那年，经家属劝阻才罢休。
【墨家精神践行者】
从苦难走出来的蔡尚思推崇墨子，认为墨子的一部学说史就是贫苦之人刻苦奋斗的学说史。他身体力行，年轻时以墨子“日夜不休”精神苦读苦思。生活上践行“节用”，不抽烟、不饮酒，只喝白开水；穿衣更是从不讲究，只要达到冬暖夏凉就很满足；有学生造访他家，想请他到小饭店吃饭，他坚决推辞，转而热一些包子菜汤作为招待。
思想家的行动力
蔡尚思曾自述：“与其夸称我为‘思想史家’‘哲学史家’，倒不如夸称我为‘思想家’‘哲学家’。”从福建山区的贫寒人家走出来，最终成为思想家、哲学家，蔡尚思的行动力非常值得一提。他年轻时跟着一则报章上的广告来到北京，拜名家、请教学问，从不畏首畏尾，也不计较学历；失业之后，并未患得患失，而是直奔图书馆住读一年，通过少有人为之的苦读，为自己充了电，也为日后治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秉持这份专注与魄力，蔡尚思积数十年之工而立一家之言，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学术档案】
蔡尚思（1905—2008），思想家、哲学家。曾号中睿，福建德化人。中学毕业后到北京自由听讲，并向海内诸文史名家问学，学业大进。1929年起，任教于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和无锡国专。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为沪江大学代校长。1952年调复旦大学任教授，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历史系主任和副校长。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研治尤深。著有《中国思想史研究法》《王船山思想体系》等，有《蔡尚思全集》传世。
1939年，蔡尚思的第一部代表性学术著作《中国思想研究法》出版。为书作序推荐的是蔡元培、柳诒徵、蒋维乔、顾颉刚，全是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柳诒徵在序尾引了一句蔡尚思最喜爱的句子作为勉励：“创天下之所无，而反对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这两句表露了青年学者蔡尚思的志向，后来也成为他治学一生的写照。
蔡尚思的治学之路很不一样。他以常人不能及的苦读实现博通，大规模地在历代文集中把中国数千年来，尤其是宋以后宝贵的思想材料发掘出来；又在博通之上追求创新，“详前人所未详，或发前人所未发”，成一家之言。他重点研究中国思想史，20几岁起笔，90多岁仍笔耕不辍，跨越了一个世纪的人生里，为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留下了丰富著述，更留下了他“自得”的独到见解。
师名家，研思想，做对人民有利的学问
蔡尚思的求学经历是特别的，跟随的老师每一位在文化史上都可圈可点。1905年出生于福建德化的蔡尚思，因看到报上一则清华学校研究院的招生信息，便不顾家庭宗亲的反对，只身离乡求学，而且求学的地点一定要是北京，因为当时北京是时贤最为集中的地方。蔡尚思家境清寒，德化到北京路途又远，北上之行也无熟人照拂，结果如何更是难以确定，赴京读书的举动在当时不到20岁的蔡尚思身上颇有些破釜沉舟的意味。“不勤学即自杀，不自杀即勤学，无必死之精神，则无必成之事业”，这些话里可见他的决心。然而受闽南战事影响，蔡尚思到京时已经错过了清华招生期限，经引荐，他见到了王国维，于是拜王国维为师。一开始可能只是千里赴学的志气打动了王国维，真正的“敲门砖”则是蔡尚思在福建永春苦读古文、钻研韩愈文章练就的笔力——王国维看过蔡尚思寄送的文稿后大为赞扬：“……具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言，甚为欣喜！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自此，蔡尚思展开了国学研究的新一页。其后拜梁启超为师，也是通过一篇文章。1925年秋，蔡尚思把一部关于先秦诸子的书稿《百家思想》寄给梁启超请教。梁启超颇为欣赏：“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之言。”梁启超的鼓励，使蔡尚思更加努力研究先秦诸子思想，这也是他决心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正式开始。
蔡尚思是非常果敢的，在20来岁的年纪，就非常清楚自己追求什么，并不会为权威之语左右。他在北京自由听学的同时，考上了孔教大学，校长是前清进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留学归来的陈焕章。陈焕章要求学生对“孔学”先信后学，蔡尚思却不以为然，认为先信后学是主观的，是宗教家的语言；先学后信是客观的，才是科学家的语言，于是毅然离开孔教大学，从那之后，弄清楚孔子思想的真实面貌成为他一生的研究课题。蔡尚思“学问欲日益大”，而后又考入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研究所鼓励学生自由深入研究乃至“开展争鸣”，不设年限，非常对蔡尚思的胃口。那段时间，他经常去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看书；访问各导师，同他们交谈学术问题；自由地间断地去听一些课和学术报告。研究所师资雄厚，权威硕学集一时之盛，蔡尚思经常向陈垣、朱希祖问史学，向陈大齐问西洋哲学，向梅光羲、李翊灼问佛学及孔学，与蔡元培通信求教……陈垣更是指导他做文章须要言不烦，拒浮词，这对蔡尚思以后的行文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跟随的老师都是史学、哲学界的大咖，在学习过程中蔡尚思尤其体会到只研究哲学而不研究史学，会失之玄虚而欠缺史实，只研究史学而不研究哲学，会失之烦琐而欠缺理论，而他的志向是学有所得，用之于世，因此他决心将史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研究，逐渐摸索出了以文学为基础，史哲结合为专业，以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为重点的治学道路。
1928年，作为一个经常靠一个小馒头撑一天的穷学生，蔡尚思迫于生活压力结束了北京的求学生活，南下谋事，至此，他并未有一个盖“章”定论的文凭，蔡尚思也不看重这些。他曾坦言，老师王国维只有大学问而没有什么大资格大名气，可见一个学者在实学而不在什么虚名。
读书不为学历，又是为了什么呢？他的学生李妙根说出了原由：老师的哲学是“平民哲学”，他做学问的标准是是否对人民有利。这也在蔡尚思的文章中得到印证，他曾写道：“我的思想主要原则始终不变，如主张人民至高无上，一切都要为人民。”这一思想源自他幼年半农半读，吃过许多苦，几乎丢了性命的经历，更源于他的母亲——他晚年反思自己“能有今日，首先要归功于母亲”，“母亲是我的惟一无二的家庭教师”，也曾说“要了解我，就先要了解我的母亲”。深受封建礼教压迫的母亲教育十几岁的蔡尚思“为老百姓而读书”“为老百姓打不平而读书”，蔡尚思一直以这两句话为母亲对他最重要的教导，在他心中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许多儒家经书。他犹记得读书人都以做“人上人”相勉励，母亲却教他做“人下人”，认为不愿做在百姓之下的人，便不可能想到老百姓的一切事。母亲在他心中种下的“惟民思想”，势所必然地成为他追求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桥梁。1931至1934年，蔡尚思在武昌华中大学任教，与几位学生秘购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书籍约100种，互相借阅，也是在那时，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新方法，治学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39年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正是蔡尚思以武昌期间学习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笔记为基础写成的，是在旧时代敢于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一本新著作，也是较早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著作之一。《中国思想研究法》涉及了海量的史学材料，这里则要提到蔡尚思的另一个治学特点：苦读，而且是少有人为之的开矿式的苦读。
大图书馆是老师的老师，是大学的大学
“我从前只知大学研究所是最高的研究机构，到了30年代，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翻阅历代文集之后，才觉得进研究所不如进大图书馆，大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
1934年，因为校长失信，蔡尚思愤而辞职，变成一个“失业青年”。而这段失业经历却促成了他平生治学的“黄金时代”——一整年，他在大学问家柳诒徵主持的南京国学图书馆里住读，把图书馆当作自己的书房，每天十六七个小时，“竭泽而渔”式地读尽了馆藏历代文集，“该馆所有文集三千种通通过眼，然后稍稍放心”，“企图把古来的优秀思想集成为一书，打破几千年来的限于旧传统旧统治的那一套”。
一年时间，在柳诒徵的特别关照下，蔡尚思完成了汉代到民初除诗赋词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的阅读，摘出研究资料达200多万字，他的“结业证书”就是他手批的南京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集部》5大册。蔡尚思这一在今天看来也近乎疯狂的举动并非心血来潮，他读了所有关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伦理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类著作，觉得书中的人物都是寥寥无几，于是发愤要从内容包括各方面的历代文集中去补充搜集，而且他坚持认为“学问必须掌握全面资料，从自己研究的心得中得出初步的论点。除了前人、他人的研究成果必须随时吸收以外，都是以不盲从为好的”。辞职后的空档期对蔡尚思来说，是践行这些想法的绝佳时机。
正如皇家图书馆之于司马迁、班固，天一阁之于黄宗羲，欧美众图书馆之于马克思……蔡尚思坚信学者的博学多才与大图书馆是分不开的：“大图书馆是老师的老师，是大学的大学”“学问从老师中来，而思想则要从非老师来”——非老师就是书、就是大图书馆。一年住读结束后再回教席，蔡尚思仍利用寒暑假专程赴南京住读。南京住读并非开始，也非结束，为搜集中国思想史的材料，“务使最重要的材料，不致多数逃出我目之外”，十余年时间，从上海到武汉到北京，蔡尚思是各家大图书馆的常客。新旧学者通常的搜集材料法，或是信任目录学书或是请大学问家框定一个范围，相比之下，蔡尚思的方法“又苦又笨”，但他却认为“最可靠可喜”，因为付出心力和挖到的矿也是成正比的，“真如古人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蔡尚思从中觅得的“珍宝”实属不少，有新的学术发现，也有治学思想的转变——他反驳了古来学者“汉后除宋明理学、隋唐佛学、魏晋玄学外，几无思想之可言，尤以清代为最甚”的异口同辞，认为就社会科学及其他思想方面而言，在先秦诸子以后，实以明清为最盛，亦最有价值……他自省过去对一些国学大师、史学专家过于盲目崇拜，经此番搜集，才发觉他们也未必正确：章太炎考据均田井田思想，以为历史上只有几个人，他却查出几十个；而对于老师陈垣的《史讳举例》一书，“此时就为它补出好多类例来”。他总结心得：上流研究和专门研究者，与其请人家指导，不如请自己博学广查来得可靠。而在此基础上专研小问题，才可以算是“真的专精”，不然会变成浅陋，变成“小足式”地做学问。
苦读的习惯伴随蔡尚思一生，哪怕耄耋之年依然不辍，1980年代末，80多岁的蔡尚思为编著《中国礼教思想史》，每天“打卡”复旦图书馆，后来又为编著《周易思想要论》多次挤公交车去上海图书馆等处查阅资料。一度早上7点半到图书馆，一直坐到图书馆关门。
《王船山思想体系》便是蔡尚思晚年苦读的结果。1981年底蔡尚思不小心摔坏了膝盖髌骨，医生嘱咐他静养，这段时间他便用来读书。王船山的遗书有500多万字，连梁启超都“自认未读王船山全部遗书”。李妙根记得，当时每一两周就拿几册线装的太平洋书店版《船山遗书》到老师处，再将读过的几册取回。半年专读加上之前断断续续数十年的阅读，蔡尚思攻下了全套遗书，用三年时间写就《王船山思想体系》，得出无人能驳倒的王船山哲学思想可取、政治思想多不可取的结论。《王船山思想体系》成书后，谭其骧作序推荐称：不仅是王船山研究著作中的一个典范，也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典范……无疑是值得广大学习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者学习的。
“治学之道，首要的在于多读书”是蔡尚思做学问的体会，也是他传授给学生的宝贵经验。李妙根记得，老师对研究生的主要授课方式就是，基于《中国文化史要论》一书的“中国思想史原始资料选要”开书单，让学生写读书笔记。“他叮嘱我们读书要读得仔细，要读原始资料，曾举例说，人们常引用孔子的话‘仁者人也’然后大加发挥，然而在《中庸》里明明还有下句‘亲亲为大’，只看前一句理解起来是片面的。”
惟信真理、坚持争鸣、提倡创新
“学问是‘学’和‘问’连在一起的，不学不问怎样能成为学问家呢？”蔡尚思认为，光好学读书是不够的，还要善疑好问。因此他坚持争鸣，也提倡创新。
蔡尚思研究中国思想史，十分崇尚先秦时代的学术之风，认为先秦诸子最具原创意识，而这种意识正是在各家各派相互辩难、相互争鸣之中被激活的。自由争鸣的精神和学术民主作风从北大时期就浸透于蔡尚思的血液之中，他一直相信学术只有展开百家争鸣，才能向前发展，也曾说过“学术研究和创作没有自由争鸣的空气，便出不了大家，也出不了名著”。当有人以“大师”“大家”来称颂他时，他自谦不是“大师”而是教师，不是“大家”，而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他敢于争鸣，也欢迎争鸣，晚年著作等身、桃李天下，而他没有视自己为“权威”，在他看来，“对一切都应当只有是非之分，而没有人我之别”。
蔡尚思一生惟信真理，而不问一切宗派门户，以“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随风使舵，不曲学阿世”为治学原则，一切凭自己的学习心得作出判断和结论，这恰恰展现了他在付出巨大心力治学后建立的学术自信与实现的学术独立。在他的著作里，经常会看到他对一些大学问家的观点提出异议，比如在《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中，反驳了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等人对王船山的片面夸大之词；再比如为清人袁枚“翻案”，认为袁枚是秦汉以后不多见的伟大思想家，“只列入文学史中，称为诗人、文人，这未免太小看他了”，这与许多前辈学者的观点也大相径庭。作为蔡尚思的学生，姜义华在接受采访时也给出了类似的例子：“蔡先生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及续编，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论战的对象都是他的同时代名家，政治性、学术性都很强，旗帜鲜明。他所讲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重在群体性分析，所研究的对象近百人，其中很多人是他的老师、朋友或经常打交道的人，因此，常常能够道他人所未道。蔡先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尽管会质疑、会反驳，事实上，蔡尚思非常尊重老师，常以师友们的鼓励之语自勉，甚至请顾廷龙手书这些鼓励之语，装裱挂墙，以时时提醒自己。只不过，他的学术与感情是分开的，此处可参见他的一句名言“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
蔡尚思一直试图将争鸣的学风传递下去，甚至为人不解，被贴上“好辩”“偏激”的标签。但他依旧“自甘做异端，不愿效尤、不易守残”，为的是多听不同声音，择善固执，从善如流，因为“学术上的真理与谬论不是一时分得清的，必须经历时间与实践的考验，不宜匆忙下结论”。所以他主张学术研究没有禁区，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尊重不同意见，反对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等等“春秋”笔法。他曾主动将一篇在学界引起争议的学生文章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复旦学报》上，并鼓励那个学生“论文引起争议，是好事，就怕文章写得不痛不痒，敢于纠正前贤及时贤的论点，很有说服力”。
争鸣贵在创新。袁枚称著书立说最忌“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这句话对蔡尚思影响至深。他曾说，做学问，就是应当有创见，一部书至少要有一半是自己的观点，否则，东抄西摘，弄些空洞无物的大部头书，何异于骗子。因此尽管辛苦，他乐于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做别人不做的事，也因此才有了一部部著述背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书海拣金，也有了他“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揭人所未揭，言人所未言”的著述原则。
“我不记年龄！只记读了什么书，还要做什么事。”蔡尚思晚年一直以“忘年人”自称，倒不是忌讳年纪，而是在学术研究的舞台上，他愿做“永不毕业的研究生”，忘却年纪，多做学问。80岁以后，他仍思考不断，笔耕不息，《蔡尚思全集》收录著作20多种，文章300多篇，相当一部分是他81岁退休之后完成的，90高龄还撰写了《论语导读》《墨子思想要论》等论著。对此，他自有说法：“学术是学者的生命。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学术研究；不搞学术研究，等于行尸走肉，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蔡尚思深知身体对研究学问的重要性，因此拒绝做文弱书生，而要做业余体育家，多年泡冷水浴，自编体操锻炼身体，为的是“延长其学术生命，因为学术生命是第一生命，肉体生命是第二生命”。
蔡尚思常说“学问永不毕业，思想长葆青春”。他之所以可以永远“正当年”，正是因为胸膛里那颗为学术、为人民的赤子之心罢。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