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故事：评论历代各体文章（10）
以上以若干种文体为例，概括叙述了刘勰对于诗、赋等审美性质较浓厚的作品、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作品以及子、史学术性作品的文学批评实践。现在再作一简单的归纳: (一)刘勰的批评实践，与《知音》篇反对“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是相符的。他评论作品，所肯定、称道者，范围相当之广，举出了许多西汉魏晋的名家名篇。于刘宋诗歌，虽不具体列举作家作品，但于其写景真切鲜明的特征颇有体会。《通变》说商周文章(即儒家经典)丽而雅，是文章典范，而后世则“从质及讹，弥近弥淡”，表现出某种崇古抑今的保守倾向。但在批评实践中并不如此。“弥近弥淡”的说法，过分地强调了后世作品(特别是刘宋以来作品)中某些不良倾向，实际上是为标举“矫讹翻浅，还宗经浩”的主张提供一种理论依据，具有片面性。
刘勰此种相当全面、广泛地肯定前代作家作品的态度，与当时其他批评家是一致的。上文已说过，江淹作有《杂体诗》三十首诗，模仿自汉至刘宋诗人的作品，认为各时代、各种风格的诗作都“具美兼善”，其广收博取的态度最为鲜明。昭明《文选》，收录范围也很广泛。当然，南朝批评家肯定的范围虽广，但并非没有选择，没有高下褒贬的评判。一个批评家，不论自觉或不自觉，总有其审美情趣、批评原则。只是应力求通达，力求具有多样的爱好，避免狭隘固执。刘勰事实上也有他的标准。从他的批评实践观察，从他肯定、赞扬和否定、忽视哪些作家作品来看，他的标准大体上与当时一些有识见的批评家，如江淹、沈约、钟嵘、萧统等一致。也就是说，《文心》所反映的批评标准、审美观念，不仅是刘勰个人的，而且也属于那个时代。当然这是就大体而言。《文心》中也反映了刘勰个人的某些见解和与众不同的眼光。如一般人以为曹巫的创作才能远不如曹植，刘勰不同意这种评判。他说曹巫的乐府诗写得很好，学术著作《典论》明晰简要，兄弟二人实互有短长。又如刘祯以诗作闻名于世，而刘勰说他的笺记“丽而规益”，“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不过此类与众不同的见解，看来还只是个别情况。
(二)综观刘勰对历代文章的评论，总体而言，他比较侧重于谈论写作艺术，谈论审美方面，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议论比较空泛，要求也较宽松。这不是说他不重视内容。他重视内容的充实、情感的真挚，要求文辞为表现内容服务，对于“繁采寡情”、“为文造情”颇为厌憎。但是，在表现什么样的思想内容方面，他没有鲜明的方向性的提倡，没有苛刻的要求。他标举宗经，其实主要出于论写作艺术的需要，出于反对当时逐奇失正的讹变文风、反对醉心于玩弄辞采而忽视内容充实的不良倾向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纠正某种错误思想倾向或提倡某种思想原则的需要。在刘勰看来，当时一般文人所欣赏的历代相传的名篇佳制，在思想内容方面大体上都是合格的，即使有些违反儒家教义的驳杂不纯之处，指出一下也就可以了，不必全盘否定，更不应置之不读，至少它们在写作方面还有可取之处。他的注意力，主要还在于从写作艺术方面评论作品，加以总结，以供人们学习揣摩。这层意思，在本章第一节论《文心》的基本思想、论刘勰的宗经观点时，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再从刘勰评论历代作品的角度，举一些实例。
对于儒家经典，刘勰当然极口称赞，绝无微辞。而他对于经书的赞颂，虽也涉及思想内容，但谈得比较具体的，比如认为经书中已包含后世各种文体的雏形，赞扬《诗经》作者情感深挚，为情造文，指出经书中已有显隐详略、对偶、比兴、夸张、描写、物色等各种艺术表现方式和手法，而且运用得当，称赞经书文辞雅正而美丽、文质彬彬，等等，都是偏重于写作艺术方面来谈的。
对于《楚辞》，刘勰在思想内容方面，大力肯定屈原的忠君爱国，批评《楚辞》中个别地方有诡异之辞、捐狭之志、荒淫之意，与经典不合。但刘舞评论的重点，其实也仍在于审美和写作艺术方面。他热情颂扬(楚辞》抒情、写景和运用辞藻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其写作方面的某些间题。刘勰是将《楚辞》作为“奇文”的典型加以评论的，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告诉人们文章发展必须有逐奇求新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强调求奇不可过分。刘勰既将《楚辞》看作后世文章审美因素取得重大发展的源头，又认为是逐奇失正之风的最初表现。他既主张以正为主，以奇为辅，酌奇而不失其正，那么当然须将《楚辞》的地位置于经典之下。当然那也是他尊儒思想的表现。从《文心》全书看，所谓“酌奇”，指艺术表现方面的新奇;而所谓正，其实主要指文风的雅正，并不是强调文章内容的纯正，要求文章成为政治、道德的传声筒。
对于诗赋，刘勰的评论显然偏于审美因素一边。关于诗歌，对韦孟《讽谏》、应凉《百一》等自觉地为政教服务的作品，刘勰是赞扬的，但只是提一下而已。加以热情赞美，或论述较充分者，还是从抒情动人、写景逼真、表现明朗等方面谈论汉代古诗、建安诗和刘宋山水诗等。只是对男女艳歌那一类流俗歌曲，从思想内容方面予以严厉批评。关于赋，承袭前人观点，对赋中缺少讽谏表示过不满。但具体评论作家作品时，对其体物方面的成就充分肯定。刘勰对汉赋的批评，如堆砌事物名称(所谓“繁类以成艳”)、过分夸张、过多使用连绵字等，都是属于写作艺术方面的问题。批评赋的作者为文而造情，是批评那些作者醉心于辞采，为表现自己的文辞之美而作赋，并非真的意在讽谏。这样的批评，其实不是嫌赋作未能进行讽谏，未能发挥政教作用，而是嫌其内容与辞采不相称。与扬雄之否定赋作，可谓貌同而心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