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这种昆虫的益处 古人的态度一改从前 竟从厌恶到了人工养殖

晋人第一次记载了大规模的人工养蜂盛况。西晋皇甫谧在《高士传·姜岐》中有：“其母死，丧礼毕，尽让平水田与兄岑。遂隐居，以畜蜂东为事，教授者满于天下，营业者三百余人。”

这是我国最早的养蜂授徒的记载，姜歧是东汉人，在甘肃天水隐居养蜂为生，是中国养蜂第一人。尽管早在《楚辞·招魂》中就有“柜敖蜜饵”、“瑶浆蜜勺”的文字记载，但当时的蜜应当是偶尔获得的野生蜂蜜，而非人工养殖所得。由此可见，至迟到东汉，中国人工养蜂的形成期就已经到来。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以蜜蜂采蜜之“广取兼采”为比，云：“窃惟绩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昧，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说明蜜蜂采蜜时博采众花之长，汲取不同的花粉加以综合，才能酿造出比花粉本身更为甜美的蜜，故称“甘逾本质”。庚信在《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中写有“花留酿蜜蜂”等句，也是在生活中对蜂采花酿蜜的贴切观察。

晋代与蜂的形象转型最为密切，不仅出现了历史土第一篇《蜜蜂赋》、第一篇记载人工养蜂的文章，还第 次正面肯定了蜂是春天的代表，它和蝴蝶一样，成为春天的象征。晋代颜幼明在为汉代东方朔的《灵棋经》作注时，题诗曰：“孰知成左若升天，老去多忧夜不眠，忽见故园春色好，飞飞蜂蝶闹芳册。”蜂与蝶在春天的花园里飞舞，一改蜂之前令人恐惧的外形特征，和翩飞动人的蝴蝶一样，成为了春天美好的象征。

从有害的毒蜂转变为有益的蜜蜂，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蜜蜂采花酿蜜的文学书写，尤其是蜂蝶闹芳娇的组合意象，开启了后世昆虫文学审美的新视窗。文人从关注蜜蜂本身逐渐扩展到对蜂农的体恤和同情，文学体现社会民情的功能不断凸显，最终使蜜蜂成为文人竞相书写的对象。

蜂在先唐时的文学评价是多元的。首先，基于蜂自身的整针之毒，令人望而生畏，因而文学世界给予它的是一昧的声讨。其次，在不同的背景和环境下，蜂特性得到了多元应用。它们的整针特性被应用到仿生学上，社会结构特性被运用到治国之道上，相应的在文学中也体现了这种变化。再次，随着对蜜蜂实用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人们从最初的躲避、焚烧，到野外采集蜂蜜使用、驯养家蜂酿蜜，这个过程环环相接，不断延伸发展，为文学书写提供了一条持续变化的线索。

简而言之，当蜜蜂的益处远远超越了之前的害处时，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蜂。纵观整个先唐对蜂的文学书写，持续的变化是其主流趋势。从毒蜂到蜜蜂这一认识过程的转变，且然艰难而漫长，但意义非常重大。从社会发展来看，蜂蜜成为提高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物资，从文学发展来看，蜜蜂一改过去的负面形象，成为象征春天的新的书写对象。这一时期的蜂文学为唐宋蜂文化的形成和养蜂业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铺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