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 奋进新时代：病有所医有靠头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热斯喀木村村医发尔亚特·塔西白克(右三)与来自乡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经常会来到热斯喀木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出诊。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龙场镇龙河村卫生室医生钟晶(中)时常走村串寨探访村民，为村民建立了健康档案。郭泽玉 唐仲嵘 新华社记者 王佳勇 摄

15年前，家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仓屋榜村的郑大娘患上高血糖，有了糖尿病的征兆，稍不注意就会反复发作，严重时还出现了皮肤瘙痒。

不过从去年起，郑大娘终于不用再为高血糖犯愁了。在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动员下，她签约的家庭医生为她制定了精细的健康管理方案：每顿吃一小碗饭、一小碟荤菜、一小碗青菜，注意少放油盐，每天出去走走，按时吃药。一段时间下来，郑大娘的血糖不再“飘忽”，皮肤瘙痒的症状也没有了。

“以前，我们农民生了病，都是‘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巫婆’。现在好了，农民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不仅给我们治病，还帮我们防病。”忆起往昔看病的辛酸，郑大娘不禁感叹，“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民寻医问药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背后，是国家实力日益强盛、人民生活水平步步提升的铿锵足音。

“三大法宝”破除缺医少药

1965年10月的一天中午，正在田间劳动的天津市武清县(现武清区)农民陈宝贵，忽然听到村里的高音喇叭喊他的名字，通知他去公社卫生院报到，参加“半农半医”培训班学习。一向对医学感兴趣的陈宝贵顿时心里热浪翻滚，一路兴冲冲地跑到大队。第二天一早便背着行李赶到了培训地点。

这次培训改变了陈宝贵的命运，开启了他五十余载的行医生涯。然而，当时年仅16岁的陈宝贵对于在农村开办医疗培训班、培养农村医疗人才的意义还并不清楚。

新中国成立初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医疗卫生服务十分短缺，有限的资源更集中在城市。数据显示，上世纪60年代，中国约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

1965年6月26日，不满于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组数据后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这就是新中国医疗卫生史上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很快，一大批“半农半医”的医务人员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一面赤脚裸臂地在田间劳动，一面为身边的农民治病，因此被农民亲切地称为“赤脚医生”。1966年4月，陈宝贵背上红十字药箱，成为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队伍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度达到130万人。

然而在村民的眼中，彼时的陈宝贵不过是个不到20岁的毛头小伙儿，对他的能力，大家既期待又怀疑。一天，背着药箱巡诊的陈宝贵来到临近水渠的一块麦田边，发现生产队长正痛苦地捂着腮帮子喊牙疼。陈宝贵示意他坐下来，从“藏针夹”里取出银针，在他痛侧的3个穴位扎下去，疼痛便立马止住了，在场的乡亲们无不心服口服。

与陈宝贵一样靠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的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赤脚医生覃祥官，行医之余酝酿着开展农村合作医疗的构想。

1966年初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百日咳、麻疹等流行性疾病打破了乐园公社杜家村的宁静。由于缺乏有效的就医保障，村里先后有两户人家的孩子被病魔夺去生命，这让覃祥官十分揪心。

“怎样让村民摆脱缺医少药的困扰？”受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办供销合作社、办农业合作社、办信用合作社的启发，覃祥官心想：“乡亲们看病吃药难，能不能搞个合作医疗卫生室？”

当年8月10日，在覃祥官的倡议下，“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村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村里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每次看病只需交5分钱的挂号费，其他一概不用花钱。

两年后，覃祥官首创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到1979年，全国90%以上的村庄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与此同时，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也在不断健全。县一级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大队(村)一级设立卫生室，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赤脚医生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新中国推进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正是凭借这“三大法宝”，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覆盖，大大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出小头”换来“好靠头”

上世纪80年代初，覃祥官不曾想到，曾经辉煌一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很快就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农村合作医疗，虽然在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即使是在最鼎盛时期也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弊病。比如，医疗服务水平和层次过于初级，无法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管理不规范，资金缺口日益浮现；靠行政之手推动，难免与市场规律相悖等。这些都为其日后的瓦解埋下了伏笔。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生产单位缩小到家庭，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失去农村集体经济的依托而崩溃，这也间接导致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增多。“急救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便是当时农民看不起病、不敢看病的真实写照。

“旧农合”退出历史舞台，一场新的改革正在孕育。

2003年7月，由农民个人及各级政府共同筹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启航，吉林、浙江、湖北和云南4省率先启动试点，计划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村居民全覆盖。

“新农合”究竟新在何处？

如果说，传统农合是一种以农民个人和集体集资为主的互助互济制度，那么，新农合则是一种以国家集资为主、农民个人出资为辅的国家救济制度。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禄生看来，较之旧农合，新农合有四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从原来的“村办村管”变成“县办县管”，资金统筹人口更多；二是管理模式更加完善；三是政府作用不断凸显；四是可选择的就诊范围更大。

2007年，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台溪乡园兜村村民林永华听说村里搞了新农合，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为母亲陈山美投了保，“其实那时候我并不清楚新农合是干什么的，只是觉得10块钱不多，比买商业保险划算。”

就这样，连续缴费至2010年时，陈山美体检查出双肾衰竭伴心脏病、糖尿病。“幸亏之前参加了新农合。”如今，林永华对新农合有了深切感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农民出小头，政府出大头，生病有靠头。”林永华给母亲算了一笔账：2011年12月，她在县中医院治疗时，医疗费总额是10382.77元，其中保内费用8425.15元，实际补偿额5055.09元，报销比例达到60%，大大减轻了看病的负担。“这正是‘出小头’换来了‘好靠头’。”林永华说。

像林永华一家一样享受到新农合带来实惠的案例在全国不胜枚举。随着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新农合制度的成果不断惠及更多农民。截至2008年底，新农合试点范围就已经覆盖全国31个含农业人口的省份，覆盖人口达8.91亿，参合率达到91.53%，补偿农民5.8亿人次。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健康是幸福之源，是立身之本，更是强国之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问题，开启了建设健康中国的新征程。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时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两年后，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全民小康，农民健康无疑是最应关注的焦点，也是亟待补齐的短板。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困难，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水平一直与城市地区有很大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设计上，二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设施和能力上。

让农民享受到和市民一样的医疗卫生服务，一直是我国医疗改革的重要靶向。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靶向更加突出。

破冰之举，从城乡医保并轨开始。

2016年，我国决定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行整合，力求实现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基金管理“六统一”。截至2019年5月，全国已有24个省份实现了城乡医保并轨。

亿万农民受益于这项改革。2018年，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南社村村民老张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颈椎病，总花费大约10万元。并轨前，他只能报销2万元；并轨后，不仅可以直接报销6万元，通过大病保险还能报销2万多元，自己只花不到2万元。

统一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只是深化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更难啃的“硬骨头”。

为提升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近年来，我国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指出，“将新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经费全部用于村和社区，务必让基层群众受益。”

不久前，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龙场镇龙河村卫生室医生钟晶和她的家庭医生团队又开始忙碌起来。为了预防季节性疾病高发，他们要对全村65岁以上老年人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进行健康管理。

刚到龙河村时，村民看病就医情况让钟晶很是忧心：“村民看次病，要早上5点出门，走3个小时山路，看完病还要赶回家干农活。一位结婚几年的妇女，因为一个简单的妇科炎症引起生育受阻，最后导致家庭破裂。”

“以前，村里就医条件十分简陋，只有不到60平方米的卫生室，医疗设备也是很不齐全。如今，村里不仅建起了3层共900平方米的卫生室，配备了不少先进的诊疗设备，还可以通过网络同州县医院开展远程会诊。”在龙河村行医12年的布依族姑娘钟晶，亲眼见证了龙河村医疗卫生情况发生的巨大变化。

龙河村卫生室是如今很多农村医疗服务机构“强起来”的缩影。当前，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通过远程会诊、分级诊疗，基层医院和当地三甲医院建立起联合诊疗机制，着力打造家门口的“15分钟医疗圈”。农民在家门口，也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千百年来，农民长期处于被国家医疗福利和医疗保障制度“遗忘的角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张惠及亿万农民的医疗保障网在广袤的乡土大地上逐渐建立起来；如今，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这张医疗保障密网将更加有力地托起亿万农民“病有所医”的健康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