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散文特点：言之无文 明辨是非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墨子》的影响不及《论语》，也不如其他先秦诸子。但在诸子之文中，《墨子》的文章显然独具一格;它以自身的鲜明特点在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地位。

1.尚实尚质，言之无文

《墨子》之文，意显语质，言多不辩;重视实用，不讲文采。这是与墨子思想崇尚质实，富于现实性、针对性和功利性相适应的。墨家唯恐“以文害用”，故不事文采。其文虽然反复论辩、不尚空谈，却未免“言之无文”，因而也就“行而不远”。《墨子》对后代散文影响不大，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楚王谓田鸿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腾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犊，燕以桂椒，级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犊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犊炎，未可谓善x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钱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刘奖《文心雕龙·诸子》)

2.讲究逻辑.明辨是非

《墨子》之文，极善辩驳。在《非命上》中，有所谓“三表"(在《非命》中、下篇中，亦称“三法”)说，提出论证问题应有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本之于历史事实，二是原察百姓之见闻，三是观察政治实间的校验。这就是说，要引证史实和古代文献以及百姓的现实经验(见闻)，并以现实政治的实践效果来加以检验。很显然，这是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总结，是在实践中理性精神的大大发扬。它标志着人类逻辑思维的进步和发展。这样的论证方法不仅前代所未有，而且同代也罕见，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然而考《墨子》所载，其引述史实多取自古书，或得之传闻，不尽可靠，亦难尽信。但其文讲究逻辑而逻辑严密，在分析、议论、驳论等方面，显然对后来的《荀子》、《韩非子》之文有所影响。此外，墨家讲究论辩的目的，乃在明辨是非。其文大都有所为而发，针对性极强，因而旗帜鲜明，决不含糊，具有观点明确，是非分明的特点。

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日:“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李。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按:通“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

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一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墨子·非命中》)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幕也.今若使天下之下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子墨子日:“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

子墨子言曰:“若以众之所同见与众之所同闻，则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宜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殖车中，伏I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子墨子曰:“若以众之耳目之请以为不足信也，不以断疑，不识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足以为法乎?”……若苟昔者三代圣王足以为法，然则姑尝上观圣王之李:昔者武王之攻殷诛封也，使诸侯分其祭，日:“使亲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为有，是故攻殷伐封，使诸侯分其祭;若鬼神无有，则武王何祭分哉?……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又重之。此其故何也?则圣王务之。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是故子墨子日:“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幕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墨子·明鬼下》)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审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幕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体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墨子。小取》)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淮南子·犯论训》

3.文体因革，承前启后

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体散文，是早期散文不成熟的形态。因其目的在记录师言以免产生歧义之说，故文不成篇，乃纂辑而成。《论语》所记，多为孔子一人言论。因为孔子讲学，弟子记言，问者略而授业者详，故《论语》有如孔子之语录。《墨子》散文则在此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文体已经呈现出由“对话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趋势。这在《尚贤》、《兼爱》、《非攻》、《明鬼》、《非乐》等篇中，有突出的表现。其特点是:首先，各篇出现了简明扼要的标题。此标题并非可有可无，也非如《论语》似的任取文章首句用作篇名。但其篇名与全篇内容实不相干;而是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全篇，实有概括全篇中心思想的作用。其次，《墨子》中亦载墨子之语录，但这些语录并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围绕中心论题，互相被连缀成一个整体;就每段语录而言，都是该篇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再次，《墨子》文章谋篇布局已初具章法，颇有自觉为文的倾向。其文纲目昭然，层次分明，已构成颇具规模的完榷篇章;但各篇中仍屡见“子墨子日”、“夫子曰”或“子墨子言”，说明在形式上仍未完全跳出“语录体”、“对话体”的格式。这显示了《墨子》文体有因有革，它的出现，无疑是散文文体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文体的成熟程度而论，《墨子》似乎晚于《孟子》，而与《庄子》大体相当。这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