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为何会被“世人皆欲杀”
李白----为何会“世人皆欲杀”
说起李白，大家都太熟悉了，熟悉他的人、也熟悉他的诗。
今天我们先从李白早年人格的成因说起，探究李白晚年为何会被“世人皆欲杀”，
领略大唐的社会宽容精神和学术氛围。
一、任性、非主流、和低情商的李白
（1）世人皆欲杀
我们先引用李白的一句诗来导入话题。李白在诗里写过“龌龊东篱下,泉明不足群”,是嫌弃陶渊明的隐居小日子很龌龊,自己不想和这种人做朋友,但后人评价李白,常说他是陶渊明的继承人,比如“太白渊明总一身,休将出处(chu)较比邻”,这种矛盾,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这个问题可以有好几个角度的回答。首先我们知道,人的看法不会一成不变,,而且人是复杂多面的。事实上,李白一直很欣赏陶渊明的人格。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变本加厉,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但在李白的心里,好男儿就该建功立业,要建要立还不能是普通的功业,必须是丰功伟业。所以,一旦看到丰功伟业的苗头,李白立刻就会雄心万丈。
写“龌龊东篱下”的时候,年近花甲的李白正在永王李璘的幕府,眺望着洞庭湖里的水军演练,想象着马上就要平定安史之乱,为大唐江山拨乱反正,所以心潮过于澎湃了。而且自己是以名士身份被永王礼聘来的,很有诸葛亮出山的感觉,更觉得这时候如果还不出山,非要守着“采菊东篱下”的个人主义小情调,实在委屈了自己天大的才华,对不起慧眼识英雄的永王,更对不起饱受战火蹂躏的天下苍生。当然,以他的天纵英才,加上五六十年间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竟然没看出永王集团存在着合法性不足的问题,这家老板不能跟。
李白后来沦为政治犯,就是因为这件事。李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男孩,一直到死,心智都没有发育成熟。他到处说错话,做错事,招人讨厌。如果不是因为他家里太有钱,本人又有太出色的文学才华,他恐怕活不过中年就会被人整死,而且死得大快人心。在永王失势之后,杜甫担心李白的安危,写诗说过“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话并不夸张。我们今天看李白,是把他当成一个一千多年前的文学偶像来看,所以越看越爱,但如果我们真的和李白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恐怕比那些所谓妒贤忌能的卑鄙小人们更想把他弄死。而那个“吾意独怜才”的杜甫,其实也是一个很极品的讨厌鬼、麻烦精,很难和同辈和谐相处。重大的人格缺陷,造就极致的诗人。
历代的大诗人里,也有性格好的,苏轼就是典型。苏轼绝顶聪明,学问也是第一流的。换句话说,不管是论才华还是论学养,苏轼比李白、杜甫都强,但苏轼的诗就是写不出李白、杜甫的极端感来,不会给人很直接、很强烈的情感震撼。我们读李白、杜甫的诗,总会感觉天塌地陷,但是读苏轼的诗,就像在宁静的夜晚仰望星空,虽然无风无浪,但深不可测。这是两种不同样式的美,前一种更容易在第一时间激荡人心。
（2）人格定型期
李白的诗歌的魅力,首先是从他的任性来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杜甫对李白留下的印象。为什么任性呢?天性当然是重要原因,但也有两个后天因素:第一,因为有钱,所以任性;第二,因为成长环境远离儒家文化圈。
在李白出生那天,母亲梦见了长庚星,所以给孩子取名白,后来取字太白。其实照这个规则,取名维纳斯也是可以的,因为长庚和太白都是金星的别名,它还叫明星、启明星、太白金星。但李白到底是在哪里出生的,说不清楚,各种记载互相矛盾。有人说他生于四川,也有人说他生在今天的吉尔吉斯共和国还有人说是阿富汗。大体上可以确定的是,李白的父祖辈好几代都定居西域,直到李白的父亲这一辈,大约在李白五岁的时候,才迁居回到汉地。但这个汉地,既不是长安,也不是洛阳,而是文化很不发达的巴蜀。
也许只是巧合,金星在五行方位里对应着西方,所以“李白”这个名字暗示出他是西方人,从西域来的。李白自号青莲居士,为什么这样叫?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清莲花就是西域的优钵罗花,芳香洁净,一尘不染,所以这既是李白对自己人格追求上的标榜,也又一次暗示出他的西域根底。偏巧盛唐的时代风气,舶来品特别盛行。因为国力太强大了,所以人在接受外来事物的时候完全没有玻璃心,上到王子皇孙,下到平民百姓,沉迷在各种“洋玩意儿”里,甚至放着好好的房子不要,在院子里搭帐篷住。
这是一个崇尚进取的时代,有条件的人可以玩出很多花样。李白从小就很有条件样。李白从小就很有条件,家里有数不清的钱供他挥霍。也正是因为锦衣玉食惯了,李白当真视金钱如粪士,完全有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的经济基础。李白有太多的忧心事,为天下兴亡忧心为政治前途忧心,为修仙大业忧心,为朋友的困境忧心,唯独不曾为钱财忧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样的诗句,贫寒出身的诗人无论再天才也写不出。巴蜀的民风助长了李白的豪情,这里更有江湖气,喜欢任侠仗义,快意恩仇,学术气氛也和中原不一样,有经济学和纵横术的传统。
古代的经济学不是今天的经济学,今天的经济学,词源来自古希腊人色诺芬写的《经济学》,内容其实是大户人家的家政学,而中国古代的经济学,顾名思义,是经世济民之学,教人治国安邦的本领。至于纵横术,来自战国时代,当时诸侯之间关系紧张,要么联合起来对抗最强大的秦国,这叫合纵;要么秦国联合两家诸侯来对抗别的诸侯,这叫连横,总之是靠外交手段辅佐政治、军事策略。在李白的少年时代,巴蜀有一位奇人赵蕤(rui)隐居大匡山,埋头研究经济纵横之学,还留下一部奇书,叫做《长短经》。李白投在赵蕤门下,学了一年多,那些纵横捭阖的韬略一定让他心荡神驰。就这样,在李白整个的人格定型期,几大影响力全都是当时的非主流。这样的孩子,以后混社会一定不容易。
李白一直到死,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纵横家,只要明主给他机会,他就能折冲于尊俎之上,却敌于谈笑之间,用白话说,就是当当当几句话就能扭转国际局势。李白这辈子总想给人展现自己作为纵横家的一面,后人也愿意这样来理解他。明朝话本小说《警世通言》有一篇《李太白醉草吓(he)蛮书》,就着力表现了这一面。
如果你有机会见到李白,夸他诗写得好,他不会有多在意,夸他是纵横家,他一定能拉着你喝一天酒。当然,像他这种情商为零的人,就算给他找十个老师做参谋,也注定混不好职场,更别提做什么纵横家了。正是这种自我认知的严重偏差,使李白特别敢吹牛,因为无论吹多大的牛,心里都很真诚。你只要理解了这个特点,就会知道为什么李白的诗能写得特别豪迈,特别有想象力,还特别有掏心掏肺的感觉,能让人神魂颠倒。
二、半是帝王师 半是侠客的人生定位
接下来我们谈谈李白的偶像，李白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半是帝王师,半是侠客,我们从这一点出发,就很容易知人论世,读懂他的诗歌和人生。
（1）不走寻常路
那么李白对自己的本领既然这样自负,又怀着远大的理想,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去做官呢?熟悉唐史的人,都能轻松给出答案:没面子！科举从隋朝创设,到李白的时代已经不算新奇了,接受度很高,但唐朝的科举还不像宋元以后那么严格。今天我们熟悉的科举制是宋朝奠定的,第一原则就是公平,而为了公平,考试形式就必须标准化。考卷需要“糊名”,不让判卷老师看到考生的姓名,后来发展到明清,又有了八股文,总之,一步步向着今天的标准化考试发展。今天的考生之所以不觉得伤脸面,是因为我们早就没有君子传统了。
唐朝的科举离标准化还很远,考试一半要靠临场发挥,一半要靠考前的自我推销。所谓自我推销,古文叫干(gan)谒,就是拿着自己的诗歌文章拜见各种权贵政要、社会贤达,如果能求得对方的赏识,考试也就成功了一多半。考试的名次,基本在这个环节上就被预定好了。
这就是当时的风气,大家也没觉得不公平。我们很容易感觉,自我推销需要一对一的登门拜访,应该比考试更丢脸。但当时的人并不这么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干谒有很强的传统,只要大家都是文化人,那么地位低的人有这个权利,地位高的人也有相应的义务,这是文化共同体里边的一种默契;另一方面,干谒往往是要托人来办的,甚至还会辗转托人,比如拜托张三通过李四走通王五的路子,这个过程里是有介绍人的,而有了介绍人,避免了直接的接触,事情就变得大方多了;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盛唐时代,整个社会特别有积极进取的风尚。
不过对于李白来说,通过走门路来考科举,这还是丢脸了。他心目中的榜样人物,是姜太公、管仲、鲁仲连。前两位大家都很熟悉了,一个是钓鱼的老汉,一个是阶下囚,被君王郑重其事地请出来,委以重任,言听计从,造就一番王霸事业，至于鲁仲连,又称鲁连,是战国年间的名人,本领很大,但不愿做官,只是周游列国,到处为人排忧解难,以个人身份维护世界和平。
鲁仲连称得上一位纵横术大师,精通国际关系,口才也特别好。秦国围攻赵国的时候,鲁仲连说动魏国派兵救援,赵国当然要重谢他,但他什么不要,说一旦收了谢礼,自己就和商人没区别了。还有一件事,齐国收复被燕国侵占的地盘,仗打得很顺利,只有一座聊城久久打不下来。鲁仲连来了,给聊城守将写了一封信,充分说明利害关系,把信绑在箭上射进城里。聊城守将看完了信,哭了三天,自杀了,聊城也就被齐国收复了。齐国要给鲁仲连高官厚禄,鲁仲连当然不要,挥一挥衣袖就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鲁仲连虽然既没练过武,也不像墨家那样有自己的帮派势力,但所作所为,完全当得起侠客的称号,而且真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李白成长的巴蜀文化就有任侠仗义的传统,所以在所有古人当中,李白最佩服的就是这位既是大侠,又是纵横术大师的鲁仲连,写诗常常提他。我们普通人就会想:鲁仲连办事不收费还能很体面地周游世界,完全没有穷游的尴尬,这要多有钱才行!李白当然不会这么想,因为他家的钱只会比鲁仲连更多。他自己过惯了挥霍的日子,还常常以任侠精神和江湖大哥的姿态仗义疏财,给各种朋友填各种无底洞。虽然这样大的一份家业实在不容易败光,但李白做到了。
（2）偶像的意义
李白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就是根据偶像来的,大体来说,半是姜太公和管仲,半是鲁仲连,换句话说,半是帝王师,半是侠客。要做帝王师,并不是真想出将入相,李白要的其实只是那份尊崇感,要皇帝来请他,但他一点都不想处理日常性的工作,只想在那种所有人都无能为力的重大事件上从从容容露一小手,一锤定音,然后说声“不用谢”,飘然远去。
当我们理解了李白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就很容易读懂他的诗歌和人生。比如《侠客行》这首诗里大家最熟悉的两句“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虽然全诗没提鲁仲连,但这十足就是鲁仲连的做派。从根本上说,李白想打入上流社会,不是为了获得推荐好去考试做官,然后按部就班来升迁。不,那太平常了,甚至可以说太庸俗了。他是希望借助这些权贵,让皇帝听到自己的名声,然后礼贤下士。但如果皇帝真的礼贤下士来请他,真把他当成帝王师一样供起来,让他统管全国大政,其实他也不会愿意。一切日常性的工作哪怕再重要,也是无聊的、琐碎的、一点都不浪漫的。浪漫主义诗人,当然要做浪漫的事。
浪漫是有代价的。当时正值“开元全盛日”,太平盛世,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感觉很不好。在李白出入官场之后.给旧相识写过一首诗,有点耐人寻味的地方。诗的题目是《赠宣城赵太守悦》,当时的称谓习惯,排序是地名+姓+官职+名,“宣城赵太守悦”用今天的语序来说就是“宣城太守赵悦”。诗比较长,我只说重点部分。诗一开始,先用很多笔墨赞美对方的家世,然后赞美本人,这是规矩,终于说到自己,调性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说自己当初做官,不过是充个样子,现在处境宭迫,看到赵大人混得风生水起,脸皮不禁有点发热。李白在形容自己的时候,用了一连串的丧气话,诸如“憔悴成丑士,风云何足论(lun)。猕猴骑土牛,羸马夹双辕”,这是抱怨自己得不到重用。哪怕你不理解诗句的具体涵义,但只要看看字面,就知道肯定不是好话。
接下来说“愿借羲和景(ying),为人照覆盆”,希望能从赵大人那里借一点光。然后是重点:“溟海不振荡,何由纵鹏鲲”,这里用到的《庄子·逍遥游》意象。鲲是几万里长的大鱼,鹏是几万里宽的大鸟,体型太大,所以在风平浪静的天气里没法动弹,必须等到刮台风、起海啸,鲲才能游泳,鹏才能飞翔。诗的最后一句“所期要津日,倜傥假腾鶱”,“要津”指的是重要岗位,出处就在《昭明文选》那期里讲过的古诗名句“先据要路津”。诗意可以有两种解读,第一种是祝愿赵大人能做大官,掌大权,然后提携自己,让自己能有机会施展拳脚;第二种是期望自己赶紧做大官,掌大权,有机会施展拳脚。
当你理解了李白的这种心态,就能明白为什么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永王派人三顾茅庐,他就兴冲冲地出山去了。安史之乱当真是“溟海振荡”的时候,所以李白在永王幕府里豪气干云,准备在谈笑之间安定天下,然后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一时期他写过《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一般唐诗选本会选第二首：
三川北虏乱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
“北虏”指的是安史叛军,“永嘉”指的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当时匈奴攻破洛阳,中原人士纷纷渡过长江逃难,史称“衣冠南渡”。“谢安石”是东晋名人谢安,淝水之战的幕后总指挥。
三、大唐的宽容精神和天下观念
(1) 天可汗
按说以李白的零情商还百无禁忌、口不择言,按说早该坐牢了,被整死也不让人意外,为什么能撑到六十岁才“世人皆欲杀”呢?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得益于盛唐年景里的宽容气氛。我们知道,无论一个人还是个社会,宽容精神都是和实力、地位、追求高度相关的。俗话说“大人有大量”,还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小人物说这种话,往往是得罪了大人物之后,希望对方能放过自己。但一般来说,大人物确实气量更大,宽容度更高。宰相大人如果出门买菜,被小商贩耍了秤,肯定不会上心。即便是小人物,只要有更高的追求,也不会对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不会因为受了一点委屈就找每一个朋友轮流发泄一遍。只有弱者,才会格外玻璃心,总能从别人的一句话或一个举动里感觉到歧视。在我们每个人的人际交往里,对这种规律肯定都不陌生。
广土众民的帝国,在这点上其实也和个人一样。所以我们看晚清的社会,上上下下充满着各种敏感,而在敏感的心态下,只要一反弹,就很容易扩大打击面。盛唐时代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宽容度简直到了惊人的程度。长安完全是国际大都会的样子,各个国家、民族的人络绎不绝,有来经商的,有来卖艺的,有来移民的甚至还有来做官的。外国人不但能做官,还能做到实权派的高官。当时唐王朝东西两大军区,统帅都是外国人:西边是哥舒翰,东边就是安禄山。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很难理解,但在当时还算合情合理。
古人的国家观念并不很强,在模糊的国家观之上还有一个天下观。个觉悟高的皇帝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国境以外的事情照样要管,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才不介意是不是干涉了别国的主权。唐朝的“皇帝”称号只是针对小小的唐王朝来说的,在“皇帝”的称号之上,还有一个“天可汗”的头衔,意味着他是天下共主。所以,在这种很强盛又很自信的时代,李白这种“狂徒”完全可以容身。而当安史之乱的浩劫一过,帝国由盛转衰,世道人心就变得格外敏感起来,从前种种不成问题的问题忽然都成了问题,狂性不改的李白即便不曾追随永王,也注定不能继续潇洒下去了。
事实上,在李白当初到长安做官的时候,那种工作态度绝不是其他任何领导能容得下的。他的职位是翰林供奉,不是什么正经官职,只是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和棋手、画家、歌唱家没什么两样。换句话说,这种职位不属于正式的政府职官系统,并不参与政治,只能算是皇帝私人聘请的清客。清客当然地位不高,幸好在所有的清客类别里,文学清客是地位相对最高的。这种职位也有一个难得的好处,那就是和皇帝走得很近,提供的服务又很私人化,这当然意味着机会。只不过,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不是留给李白这种人的。
你也许会认为,李白做这种职位当然会感到怀才不遇,甚至会有深深的屈辱感,所以怠工也好,酗酒也罢,都很正常。但是,李白后来离开长安,经常在诗里缅怀这段生活,说皇帝如何如何欣赏他的才华,他又如何如何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但他确实自由散漫惯了，没事就去喝酒、赌钱。以至于皇帝要找他做事的时候,只能用水把他泼醒。杜甫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描写当时长安的八位最能喝酒的名人,讲到李白是这样说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诗虽然难免有点夸张,但夸张得很有事实基础。李白也自负才华,根本不担心醉酒误事,因为无论喝到多醉,只要能把他叫醒一点点,他就可以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保质保量地完成皇帝交代的写作任务。
(2) 三观与用典
这种敏捷的才思当然很让人佩服,不过,才思越敏捷,就越不可能深思熟虑。
诗歌是很重要的社交语言,尤其发展到唐朝,文化人搞交际,你写诗夸我,我写诗夸你,小聚一下要写诗,大型宴会更要写诗,有时候还把诗当信来写。写诗夸人不能太直白,所以大家越来越爱用典。用典在本质上是一种类比,而类比的缺点就是稍不小心就不恰当。如果彼此之间的文化背景高度一致,类比不当的概率当然不高,被误读的可能性也不太大,但文化背景不一致的话,说错话冒犯别人的风险就比较大了。前面说过,李白是在非主流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的价值观难免和主流社会有出入。
说一个私生活的例子,在婚姻大事上,李白毫无心理障碍地做了倒插门女婿,这大概是西域风俗给他的影响。要知道即便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觉得入赘是男人的奇耻大辱。男人就算没有真的入赘,只是异地恋之后到了妻子的城市买房、就业,那都不行,否则父母在亲戚邻里面前再也抬不起头,逢年过节的时候,自己也不好意思回老家。
宋词名家辛弃疾在这一点上和李白很像。他是生在金国,长在金国的人,按国籍说应该是金国人,严格说来是金籍汉人,成年之后加入反政府武装,然后渡江投奔南宋,后半生都是在南宋度过的。在南宋的人际交往里,有一次他写了一首《满江红》,给新近成功平定了一场叛乱的王佐庆功,词写得特别有豪情壮志,对王佐的恭维也很没底线,又是把他比作诸葛亮,又是祝愿他再立更大的功,做更大的官,还要把功勋刻在高耸入云的石碑上。按说王佐应该很受用,但没有,他反而恨上了辛弃疾。因为词里有这样两句:“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王佐是状元出身,当得起“龙头客”的美誉,但这个龙头客的官位却不是靠文章,而是靠武功得来,难道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
在辛弃疾看来,这太值得炫耀了。他自己就是在尚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年轻时代就“壮岁旌旗拥万夫”,靠真刀真枪扬名立万,而他心心念念的北伐事业更需要武功而非文章。但是,宋代国策一向重文轻武,高级武职甚至不如低两个级别的文职更有尊严和地位,所以武官立了功,总希望能转成文职,朝廷也常常用文职来奖励武将。王佐原本就是文官,甚至是状元出身的文官,只因为一次临危受命,立了武功,便被说成“浑未得,文章力”,这让他怎么想得通。
辛弃疾的词里还说“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mou)出”,这里“貂蝉”是高级文官的头饰,“兜鍪”是武将的头盔,这话分明是说来年的加官进爵是靠今天的武功事业,一位有羞耻心的文官怎能受得了如此羞辱呢!辛弃疾当然没有羞辱王佐的意思,但三观不合的人难免会搞出这种尴尬。
李白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最后还有一个小细节想说。最早编辑李白诗歌的人里,有一位李阳冰,历史上有个小故事，县令求雨,威胁城隍说不下雨就拆掉城隍庙,那位县令就是李阳冰。他是李白的远房叔父,是李白去世之前最后投奔的位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