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 却被日本人崇敬百年 这个人是谁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自秦汉以来，中国和日本之间便有了说不清道不完的渊源。千年之间，两国之间来往不断，恩怨不解，致使两国人民间颇有分歧。但是呢，有这么一个中国人，比日本还要了解日本，在日本也深得崇敬。他生前写了九个字儿，被日本人立碑记录，至今仍然被奉为国宝。这个人是谁，又有些什么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清代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出身于屡代经营典当的大商人家庭。父亲黄鸿藻，字砚宾，咸丰六年(1856)举人，曾任户部主事、广西知府。历充师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工诗，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黄遵宪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
1863年-1876年之间黄遵宪在家庭的影响和塾师的指导下，黄遵宪的学习不断有长进。
1873年（同治十二年）黄遵宪26岁时，考取了拔贡生。
1874年（同治十三年）春，黄遵宪启程去北京，参加顺天（清朝沿用明朝旧制，以北京为顺天府）乡试。当时他父亲黄鸿藻正在北京户部任职，于是父儿俩生活在一起。由于黄鸿藻的薪俸不多，所以他们的生活很简朴。在北京，黄遵宪交了一些朋友，还结识了一些官场上的人物，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876年（光绪二年），他随父亲到山东烟台作了一次漫游，见到了洋务派官僚张荫桓、李鸿章等人。黄遵宪在他们面前侃侃而谈，引起了他们对这位年轻人的兴趣和注意。李鸿章竟当着别人的面称道黄遵宪为“霸才”。以李鸿章当时权势和地位，能如此推重黄遵宪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后辈，使黄遵宪大有“知遇”之感。这是黄遵宪和洋务派发生联系的开始。
1876年（光绪二年）参加顺天考试，被录取为第141名举人，并以五品衔挑选知县用。
1877年（光绪三年），黄遵宪的同乡、翰林院侍讲何如璋，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后邀请他一起去日本。黄遵宪考取举人后，家人都希望他再考进士，反对他去日本。他不顾家人和亲友的反对，毅然抛弃科举仕途，选择了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的职业。经过何如漳的推荐，黄遵宪被任命为驻日参赞官，随行出使日本。出使前夕，黄遵宪写词表达了他希望在对日外交工作中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心情。
1877年（光绪三年）11月26日傍晚，黄遵宪随何如璋由上海乘轮船启程，一行30余人，最后在神户登陆，开始了在日本的外交活动。黄遵宪在日本任职四年，漫游各地，参加各种集会，结交各方面的人士，与许多日本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积极倡导中日睦邻友好，曾被日本历史学界称为中国“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曾诗赠日本友人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繁荣富强的愿望。但对日本政府吞并琉球、侵略朝鲜的行径，他则加以抵制，据理力争。他的诗作在日本人士中广受欢迎，日人赞他为“裁云缝月之高手”。他又以日本历史、政治、景物、风俗等为题材，作《日本杂事诗》200余首，开拓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新境界。
1877年，也就是清朝的光绪三年，大清国派出了一个叫做何如璋的人去担任驻日本大使的角色。这何如章水平一般，后世也没有留下过多的评价，但是和他一起前往的，有一个叫做黄遵宪的人却很厉害。这个人原本是举人，眼看着就要进行考试，却毅然放弃，选择跟着何如章去日本出差，那时候的大使馆参赞，说起来挺稀罕，但实际上基本上前途无望。可黄遵宪还是选择去干这个差事儿。
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吞并琉球，驻日大臣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的重要文件共10余万字，分析了日本国情，陈述了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指出：“琉球如亡，不出数年，闽海先受其祸。”这些预见都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这些文件绝大部分都是由黄遵宪草拟的。但清政府却没有采纳黄遵宪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终使琉球成为日本侵略政策下的牺牲品。黄遵宪只好把他满腔悲愤寄托在他的诗篇《流求歌》里。
1880年（光绪六年），日本友人源辉声先生在征得黄遵宪同意后，把《日本杂事诗》的部分原稿，埋藏在东京墨江畔的家里，由黄遵宪题写了“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个字，刻石竖碑，作为中日两国人民永久友谊的象征。在日本期间，黄遵宪开始接触从西方传播到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说。当他读了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后，“心志为之一变，以为太平世必在民主”，领悟到“所当师四夷”，“中国必变从西法”，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并把此思想和想法对何如漳分享。正是这种思想的形成，使他后来成为我国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日本期间，黄遵宪清楚地看到，日益强盛起来的日本正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和朝鲜。
1880年（光绪六年），黄遵宪通过赠与朝鲜信使金弘集的《朝鲜策略》一书，阐明了他的东北亚地缘政治主张。他在和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联合给朝廷的建议中说：“故论中国今日之势，能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依蒙古西藏之例，凡内国之政治，及外国之条约，皆由中国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觊觎。”
驻日期间，黄遵宪深入了解日本国情，搜集了200多种资料，撰写《日本国志》（1887年成书），全书共四十卷，五十余万字，详细论述日本变革的经过及其得失，借以提出中国改革的主张。
1882年（光绪八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3月30日，黄遵宪刚刚踏上这块美洲大陆，就碰上美国统治集团发动的排华事件。美国议院制订了《限制华工条例》15条，多名旧金山侨民被当地政府以“不卫生”为借口而被捕入狱。此前，黄遵宪就此已向清政府提出对策，但昏庸腐朽且怯懦的清政府却根本没有采纳。因此，他只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凭着一颗热爱侨胞的心尽力保护中国侨民。有一次，美国地方政府又向华工寻衅。他们派官员到华人的居住区进行“巡视”，然后以华人不讲卫生，违反了政府的卫生条例，应予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置。许多华人因此遭到逮捕，监狱被关得满满的。黄遵宪闻讯，视察旧金山华工聚住地，亲自探望关押华工的美国监狱，并叫随从丈量监牢面积，责问美国人：“这里人多地窄、空气污浊，难道监狱里的卫生条件要比华侨的住处好吗？”美国官员被问得哑口无言。经过黄遵宪的努力，被拘捕的华侨被全部释放。黄遵宪的正义行动，受到了华人一致的称赞。黄遵宪动用国际法，争得了总领事给华工签发执照的权利。从此，华工来往中美之间，有法可依。
1884年（光绪十年），美国总统选举，他目击其事，作《纪事》，揭露了美国政坛的黑暗，但由此得出“共和政体不可施于今日吾国”的结论，则是思想认识上的倒退。
在日本期间，黄遵宪只干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应付差事儿，另一件就是上窜下跳挖地三尺寻找日本的相关资料进行研究。把日本人自己都搞不清的历史问题，活活给搞明白了。在这个基础上，黄遵宪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日本国家研究丛书，名字就叫做《日本国志》，此书中对日本的几千年发现规律以及近代成长的方向都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其中多次大幅论述近代化发展的思想，并号召中国参考西方国家，可惜呀，这些思想最终也只是他自己的思想！
1884年（光绪十年），黄遵宪的母亲病故。
1885年（光绪十一年）8月，他从美国请假回国，又重新对《日本国志》进行编写，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的夏天，这部书终于完成。《日本国志》共40卷，约50余万字，编目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邢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12部分。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着重介绍了明治维新以后采取的改革措施及成效。书成之日，黄遵宪写下了《书成志感》，表达了他的心情。《吾妻镜》是日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千秋金鉴录》是唐朝张九龄编写的历史书。黄遵宪希望借鉴日本的经验，通过维新变法使中国繁荣富强起来。这部书的问世，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国的认识，成为当是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的必读参考书。
1885年（光绪十一年），他又作长诗《冯将军歌》，用刚劲的笔法，勾划出在中法战争挫败强敌的老将军冯子材的英雄形象。
1885年（光绪十一年）10月，黄遵宪抵达广州，先赴梧州探望父亲，然后乘船回嘉应州。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家人和乡亲门都前来看望他，争着向他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荒诞又有趣，黄遵宪巧妙地解答了这一道道“难题”。客人走后，一家人亲亲热热地围灯团坐，只是再不能见到慈母，黄遵宪不免伤心地落下泪来。接着黄遵宪就开始为《日本国志》的最后编纂而忙碌。
1886年（光绪十二年），张荫桓被任命为驻美使臣，他希望黄遵宪能继续担任驻旧金山领事，被黄遵宪辞却。同年，洋务派官僚、两广总督张之洞，又意欲命黄遵宪巡察南海各岛，也被黄遵宪辞却。黄遵宪专心致力于《日本国志》的修改、编纂，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夏终于完成，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刊行。全书共40卷，50余万言，书中结合中国现实发表议论，明显表现出以明治维新作为改革模式的观念。该书对甲午战后兴起的维新热潮有深刻的影响。
1889年（光绪十五年），驻法公使薛福成见到《日本国志》这本书，十分欣赏，连声称赞，为此他十分器重黄遵宪，并为《日本国志》作了序。同年，薛福成被任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经薛福成推荐，清政府任命黄遵宪为驻英二等参赞，随同薛福成赴欧洲。这样，黄遵宪再次开始了他的出使生活。
1890年（光绪十六年）2月，薛福成乘船到达香港，黄遵宪自嘉应州前来与薛福成会合，登船。他们从香港启程，经过了越南、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入红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经过法国马赛、巴黎，最后到达英国伦敦。一路上，黄遵宪被异国风土人情所吸引，更为亚洲弱小国家遭沦丧而感叹。在英国期间，黄遵宪接触了英国政界上层人物，仔细考察了英国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他非常推崇这种制度，后来维新变法期间，黄遵宪在湖南，协助陈宝箴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就是以英国为模式的。黄遵宪以分省补用道任驻英国二等参赞，不久，黄遵宪又被调任新加坡总领事。后来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提到了调任黄遵宪一事的原委。那是因为当时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他奉命巡洋时，抵达新加坡一带，目睹当地华侨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设领事馆，受了洋人的欺凌剥削，有冤无处诉。他请求中国政府速派领事到新加坡附近各岛。薛福成考虑将新加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就可以兼办其他各埠的侨务。经过考虑，他决定委派黄遵宪。因为此人“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从薛福成的这几句评价里，可以看出黄遵宪此时已是一个成熟老练的外交家了。
1891年（光绪十七年）秋，黄遵宪到新加坡任总领事，从事改善侨胞待遇、保护侨胞财产的工作，发展华侨教育，取得一定成效。经过黄遵宪的力争，清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华侨的规定，以后，黄遵宪又创立了给华侨颁发“护照”的制度。黄遵宪在新加坡任总领事，3年有余，期间身体一直不好，约有一半日子是在养病中渡过的。尽管如此，黄遵宪仍带病坚持工作，处理外交事务外，对华侨事务特别关心。另经黄遵宪据理力争，英国政府终答应中国在吉隆坡等地设副领事。
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身在异国的黄遵宪，思念祖国，十分关注战事的发展。致力维新变法1894年（光绪二十年）底，黄遵宪结束了十几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任江宁洋务局总办。
除了研究历史，黄遵宪还有一个特长，那就是写诗。清朝毕竟不是崇尚诗歌的年代，所以黄遵宪就没有成为什么诗仙之类的。但是同时期的日本人喜欢呀，只要是中国的东西，日本人都会喜欢，并且打心里给予高度崇拜。唐诗宋词这种东西，日本的小伙子们羡慕了好几千年。如今有这么个中国大使馆的打杂人员能诗善赋，日本的学者们恨不得抬回家当祖师爷给供着。在日本人的高度吹捧之下，这个被外交事业耽误的诗人写了整整几百页的日本杂诗。名字就叫做《日本杂事诗》，这部七诗集至今被日本人收藏，当做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教科书。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的教科书。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春天，黄遵宪怀着满腔忧国之情去江宁（今南京）拜见张之洞，但黄遵宪未没有受到重视。黄遵宪在湖北办理教案期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听说台湾被割让，黄遵宪心情十分悲痛，然而黄遵宪并没有“被发入空山”，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康有为掀起的维新变法的运动中。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参与上海强学会、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创办《时务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9月，急于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在北京召见了黄遵宪。光绪问：“泰西之政何以胜中国？”黄遵宪回答：“泰西之强，悉须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言语之中学西方而又保持中国自信的意义不言自明。光绪帝“惊喜天颜微一笑”，乃决定要重用黄遵宪。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夏，黄遵宪被任命湖南长宝盐法道，负责管理一省食盐的生产和运销，同时兼管一路的钱谷和刑名。黄遵宪到达湖南后，原湖南按察使李经义因事进京，由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掌管一省刑狱和官吏的考核。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支持变法的新派人物，黄遵宪上任后，积极协助陈宝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改革。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一所时务学堂，以培植变法人材。黄遵宪还提出邀请梁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梁启超到湖南后，倡议创办南学会，以推动地方自治。南学会虽名为学会，但实际上却具有地方议会的规模。南学会总会每7天讲演一次。由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主讲，阐述国际形势和国内大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主张发展地方民族工业。南学会成立后，黄遵宪共作了9次讲演，其中南学会举行的第一次讲演会就是由黄遵宪讲的。由于黄遵宪多年海外生活的经历和生动的语言，使听者大开眼界，黄遵宪也因此名声大震。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百日维新”正式开始。由于维新派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改革，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极力反对。8月，黄遵宪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并宣布“亲政”，下令逮捕维新派，百日维新失败了。10月9日，上海道蔡钧奉命将黄遵宪扣留于洋务局，派200余人围守，候命押解北上。然而黄遵宪并没有遭到杀害，成为维新派领导人中少数幸存者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平日交游广阔，朝中有人帮他说情，更主要的则是英国、日本等国出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向清政府声言：“如中国政府欲将黄遵宪不问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则我国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测之祸。”日本驻华公使也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声言查办黄遵宪，“有伤两国交谊”。这就使顽固派不得不有所顾忌，只好释放了黄遵宪。10月15日，黄遵宪乘舟南归。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诗界革命的最早倡导者。由客家商民而上升到官宦的家庭带有的平民气息和现实精神影响着黄遵宪，他从中年以后又亲身经历了戊戌前后一系列的政治风浪，这在他心中掀起了轩然巨波。所有这些，为他提供了创作新意境、新风格、表现新事物的“新派诗”的很好的生活基础和思想感情基础。他忠实地表现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痛苦矛盾、理想追求，忠实记录了中国在那个历史新阶段的许多震撼人心的事件，构成他的诗作的新内容的两个重要因素是题材新颖、主题新颖。表现了新时代的生活，新时代的要求，新时代的文化风貌、政治风云，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渗透着现实主义精神，贯穿着反帝爱国图新的精神。
黄遵宪的诗歌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也带有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诗界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为追求目标，努力要使我国古典诗歌的旧传统、旧风格与新时代、新内容所要求的新意境、新风格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近代史上的重大事变，特别是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有“诗史”之称。他的诗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封建专制主义、封建学术文化和旧礼教的批判精神。还利用诗歌直接为改良主义运动服务，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宣传外国的科学文明。他的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他的理论，取得了成功，以其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在近代诗坛大放异彩。
再后来，黄遵宪受命出使朝鲜，离开之前，一个日本人上门拜访，请求黄遵宪赐予他日本杂事诗的手稿。黄遵宪二话没说，就给了那个日本人。在日本，最高的敬意不是拿起来供着，而是挖个坑埋了。那个人拿到手稿之后，当时就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个坑，把手稿埋了进去。黄遵宪一时得意，就大笔一挥，写下了九个大字儿：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于是，这九个字就理所应当的被日本人立碑纪念，保存至今。大家去日本看见了这几个字，一定要记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手迹，主人叫做黄遵宪。
黄遵宪早年即经历动乱，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交以“救时弊”（《感怀》其一）。从1877年（光绪三年）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过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经过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己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诗歌“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再继为难。但他深信“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与朗山论诗书》）。他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创造性的实践，突破古诗的传统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独具特色的“新派诗”，成为“诗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帜。
黄遵宪的诗“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人境庐诗草自序》），广泛反映了诗人经历的时代，具有深厚的历史内容，是一块标志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最后阶段转向革新时期的里程碑。反帝卫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在反帝方面，从抵抗英法联军到庚子事变，他的诗都有鲜明反映。特别是关于中日战争，他写下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系列诗作，反帝卫国思想尤为突出。诗人在这类主题的作品里颂扬抗战，抨击投降，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和深挚的忧国焦思。其中不少篇章，规模宏伟，形象生动，表现出诗歌大家的气魄和功力。如《冯将军歌》中写到：“将军一叱人马惊，从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马排墙进，绵绵延延相击应。轰雷巨炮欲发声，既戟交胸刀在颈。敌军披靡鼓声死，万头窜窜纷如蚁。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将中法战争中爱国将领冯子材鸷猛无前的英雄形象和冯军排山倒海的气势，活现于纸上。
黄遵宪早在《感怀》、《杂感》、《日本杂事诗》等作品中即批判陈腐事物，赞赏派遣留学生和日本明治维新等新事物。后来他更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变法维新，期望能通过变革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黄人捧日撑空气，要放光明照大千。”（《赠梁任父同年》）戊戌政变发生，他作《感事》、《仰天》等诗痛惜新政夭折，忧虞国家前途，百感交集，情思深挚：“忍言赤县神州祸，更觉黄人捧日难”（《感事》其八）。但他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己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说：
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这种坚信变旧趋新的历史潮流不可扼抑的精神，贯穿在他的诗作中。
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黄遵宪的诗歌，较早地描写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随近代科学而涌现的新事物，拓宽了题材和反映生活的领域，写出了古典诗歌所没有的新内容。他的《今别离》四首分别吟咏在出现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已知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的条件下，离别的新况味，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诗人将新学理融入诗意内涵以表现同种一家等人生理想和事物变化转换之理，一新诗境，别饶兴味。诗人在这首诗里说“足遍五洲多异想”，他从一个封建国家踏进资本主义世界，事事物物都触动他的诗心歌绪，把古人不曾接触的海外世界反映到中国诗歌中来。《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以流美豪宕的笔墨，勾勒出太平洋上夜航独有的情境。至如各国奇异的风光，如日本的樱花（《樱花歌》），伦敦的大雾（《伦敦大雾行》），巴黎的铁塔（《登巴黎铁塔》），锡兰岛的卧佛（《锡兰岛卧佛》）等，无不收摄在诗人的笔下。海外诗篇也涉及外国民俗与时事政治。《日本杂事诗》从多方面反映了日本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纪事》诗富有风趣地描写了美国总统大选时，共和、民主两党千方百计宣传自己、激烈争夺选民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