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茅奖作家集体“现身”：有人要封笔 有人要再写 有人要先学学电脑
读书人很多，不然，哪来那么多的有文凭的人？
读书的人似乎并不多。因为，我们的阅读指数一般般。
你发现没有？随着近期茅奖揭晓，周围似乎突然间多了不少读书的人，众人追捧上榜的五位作家。
徐怀中、梁晓声、陈彦、李洱、徐则臣。
需要说明，这个排名是根据年龄大小。
徐怀中90岁，梁晓声70岁， 陈彦和李洱是60后，陈彦出生于1963年，李洱小陈彦三岁，今年获茅奖的5个人中，最年轻的是徐则臣，1978年生人。
《牵风记》、《人世间》、《主角》、《应物兄》、《北上》，是5人斩获茅奖的各自力作。
华商报近日陆续推出了“茅奖全接触”系列报道，全角度地与5位荣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握手。从访谈中可以看到，因为身体原因，徐怀中可能不再写长篇小说，梁晓声则是学会电脑优先，而年富力强的李洱打算10年之后再拿出一部以完成“我这辈子只写3部长篇”的愿望。
5位作家，每人一篇加起来篇幅很长，百理君梳理出这份精简版，与各位分享，一起来读。
01
从陕西作家陈彦开始
陈彦
“秦腔对我的滋养和恩情，不可能让我与她撕裂决绝而去。
我就是从底层来的，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劳作。我知道普通人奋斗的不易。很多年为读书，为写作，可谓夜以继日”
华商报：三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从罗天福到刁顺子，到忆秦娥，每个人物都立体生动、个性迥然、遭遇不同，从人物视角、写作手法等方面，有没有艰难的转换过程？
陈彦：没有。都是写我熟悉的生活，还算得心应手。罗天福调动了我青少年时期在镇安生活的很多积累。启用了大量自己当年在八里村、木塔寨等地的采访素材，尤其是当时聚集在省戏曲研究院对面的劳务市场，给了我很多思考与启示，难以释怀，就变成戏剧和小说了。《装台》里的刁顺子和《主角》里的忆秦娥，就更是烂熟于心了。我只是研究怎么剪裁、怎么表达，怎么把他们的形象塑造得更加生动饱满而已。一切文学艺术，最终还是在完成塑造人物的任务，人物塑造不好，一切便无从谈起。
华商报：《西京故事》等创作，文字语言字斟句酌、精美成诗，小说《主角》的表达却偏于日常口语，这是尝试风格转换，还是小说主题表达的需要？
陈彦：小说就是说话，或者是小声说话，跟人絮叨地说，充满烟火气地说，按蹲在马路牙子上趷蹴说话的方式说，不是大说，大概也不需要拉开了架势说。写戏就不一样，剧是诗，得有诗的样式与表达。
华商报：之前的创作多有秦腔的氛围，从话剧《长安第二碗》的转移后，是否会结束对秦腔的关注和写作？会不会有新的观察角度？
陈彦：秦腔对我的滋养和恩情，不可能让我与她撕裂决绝而去。我会持续关注秦腔，终生铭记秦腔，并永远向具有深厚中华历史传统的秦腔学习和致敬！
华商报：话剧与秦腔、长篇小说的写作区别，你的感受是什么？
陈彦：一切还是从写好人物与塑造人物出发。话剧、秦腔、小说，都是一种创作形式。话剧是说话的艺术，秦腔是唱念做打的艺术，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但归根结底是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艺术。比如曹禺的《雷雨》好，那是因为人物鲜活；秦腔《窦娥冤》好，是因为窦娥的悲剧深刻动人；说陈忠实老师的《白鹿原》好，也是里面塑造了一批呼之欲出的人物。我们得努力向这些塑造人物的大师学习致敬！至于具体写作技术，都是可以训练掌握的，唯有塑造人物需终生学习磨砺。
华商报：你笔下的小人物总是艰苦求生、命运坎坷、曲折多变，为生计奔走却被人轻视或不理解，写作他们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在波折的命运之后，在作品中没有给他们一个美满的结局？有读者说你的作品是没有“安慰奖”的写实主义。
陈彦：我就是从底层来的，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劳作。我知道普通人奋斗的不易。很多年为读书，为写作，可谓夜以继日。我妻子和孩子说，在她们的印象中，我连大年初一都没停歇过一天。即使住院看病，也在看书。奋斗需要吃苦。我笔下的人物可能都塑造得很苦，那就是现实，我亲身感悟的现实，不苦怎么出活呀！苦并快乐着，是我人生的总体感受。
华商报：获得茅奖，这也是让陕西文学界振奋的一件大事，是文学陕军一次大的突破，你所代表的陕西文学中青年作家力量中，以及文学后备人才中，能够再次冲击文学大奖的作家，以你的观察，还有哪些？他们有哪些特点？
陈彦：陕西作家群体十分优秀，过去是这样，未来依然生命力强大。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地数几十位还有遗珠之憾。省上对文学艺术创作也很重视。无论百名青年文艺家培训计划，还是百名优秀作家培训计划，都是重大举措，日后就会显现出来。我自己创作一路走来，十分感恩那些温暖的大手的持续托举，他们非常有力道。至于谁能获奖，神仙也掐算不出来。面对前辈的高度，我也没敢想过这些事，只是埋头苦写而已。我只感到陕西作家群体后劲十足。相信这块厚土的孕育催生力量吧！
02
梁晓声
“人和好书之间一定有缘分，一个多读书的人，只要他读书读到三年以上，眼睛扫过书架时就会把对他最有价值的那本书找过来。
我不能说我这一代人，我只说我自己，我写作一定要找到目的性，或者说写作的意义一定要和时代本身结合起来，就是作品对时代的意义”
今年70岁的梁晓声，在不少人心目中还是一位拥有男神地位的作家。
身为作家，梁晓声对文字的魅力一直很敏感，也提倡多读书。他说，听音乐、看电影都是放松，读闲书也是。
我的阅读历程是这样的，学龄前到二年级的时候，住的院子里邻居多，别人家女孩多，我们家男孩多，父亲不在家，母亲不愿意男孩在院子里惹祸，担心出去玩会让人家觉得厌烦，所以基本上把我们圈养，她在家里一边儿干活，一边给我们讲故事，那是一个听故事的年龄。
我基本上没有看童书的经历，首先当年童书很少，即使有，家里也不会有闲钱给孩子买，那时候两三毛钱都可以买好多菜。也知道有儿童文学，还有针对中学生的中国少年，但是很少接触。
我自己的阅读分为几个部分，一部分是小学三四年级时开始接触小人书。当时我哥哥大我六岁，父亲不在家，母亲又出去工作，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一上学的话，那么小的弟弟妹妹在家里了，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是经常逃学的，我是一个逃学生。
因为你去上学的时候，突然看到弟弟妹妹那么小，瞪着大眼睛看着你，如果把他们留在家里，一切的不忍和不安全都会牵挂着（我）自己，想一想就不去了。
哥哥就会往家里借一些小人书，那些小人书基本上是成人故事书改编的，有民间故事，有印象的比如画中人，还有牛郎织女、天仙配。实际上这些母亲也讲过。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看成人书籍了，看儿童书的阶段非常短，因为我哥哥开始看成人书籍，家里就有这类书。
不知道你们是否见过小人书铺，当年在哈尔滨市有很多，非常的幸运，在我家的街区，是一个接近城市边缘的区域，附近的几条街道上有四五处小人书铺，是临街原有的房子墙边“接”出来的违章建筑，每个小人书铺至少有200本小人书，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连环画。他们会把书皮撕下来，串起来，挂在窗玻璃上，然后编上号。我们要学会一种能力，通过书皮儿看到一些信息，比如说是中国或外国？是哪种类型的故事？然后一分钱可以看一本。四大名著我都是先看的连环画。还看了大量的外国小人书，西方启蒙时期的那些名作《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茶花女》等等，基本上中国当时翻译过来的西方启蒙时期的作品。因此，使得和我这一代作家中在乡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最初的阅读底色，会有些不同。
后来有一段时间，邻居家里有一位叔叔是收废品的，会收回家里很多书，我翻出来过两个版本的法国革命史。另外呢，我们学校29中学也有教师图书馆，我当时住在学校里带新生。因此看了一系列的希腊悲剧选集，罗马神话故事，甚至当年我读到过后来拍成电影的《大白鲨》。
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的心灵成熟史和精神成长史，和阅读史有关的话，虽然时间前后加起来从小学三四年级到中学之后，应该是七八年的时间吧，但是已经有阅读史，这个对我影响比较大。
人和好书之间一定有缘分，一个多读书的人，只要他读书读到三年以上，眼睛扫过书架时就会把对他最有价值的那本书找过来。
我现在还记得别林斯基的一句话，大意是：如果创作思想影响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塑造的话，还是要以人物塑造为第一任务，因为这个人物一旦形成，他就有了自己的命运，作家不应该以自己的创作思想，去左右笔下人物的命运。后来我领悟到他讲的就是不要主题先行嘛。
还记得看过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在交谈的时候说：现在一些年轻人，开始教导我们怎样写小说了，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大作家，别林斯基是年轻的理论家。
早期看这些内容觉得有意思，也没有想过当作家。就是觉得眼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人，这么认真地讨论文学是什么、作家应该怎样写作这回事，既有技术性问题、经验性问题，也有文学理念和思想的问题。
网上有一个讨论，下一批茅奖的得主是什么样的人呢，年轻一辈能接这个班的能力吗？
根本不要谈接班这件事。文学这件事往大了说是文化，具体来说是文学，甚至包括文学的衍生品、电影、戏剧等等，都有自身调节的内在功能，也有自己的步伐，它的方向也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这个变化是世界性的。当然在中国也是比较明显的。
差别在哪儿呢？我不能说我这一代人，我只说我自己，我写作一定要找到目的性，或者说写作的意义一定要和时代本身结合起来，就是作品对时代的意义，这一点在少年时就印在了头脑中，又经历过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实践，所以至少在我这里，一定要找到它的意义何在，这个意义何在，指的就是社会性意义。
我现在身体不好，写作是件非常苦的事情，因为我只能用铅笔在A4纸上写，写出的字都像指甲盖那么大，这样来写小散文还行，写长篇的作品的话太难了。我觉得我必须学电脑了。
03
徐则臣
“《北上》写京杭大运河，在文化的意义上对这条大河进行个人化的打量和反思，是我这个生活在河边上的写作者多年的愿望。
这条河成就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有效认知与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流堪称我文学意义上的原乡。”
1978年出生的徐则臣，江苏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
华商报：故乡是你笔下的主题，为什么选择运河这个题材？
徐则臣：故乡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对一个创作者而言，故乡是我们文学的根据地，也是精神的原点。归根究底，一个人的创作源自于故乡和童年，无论你在世界上走多远，其实都是以童年为参照、以故乡为参照来判断这个世界。故乡就是地理意义上的童年，而童年则是时间意义上的故乡。
对我来说，运河之所以这么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大题材，还因为我从小对这条河很熟悉，很多年来我一直是靠着这条河想象世界的。这条河能流多远，我的想象力、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能走多远。这条河成就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有效认知与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流堪称我文学意义上的原乡。
华商报：听说你为了写《北上》，走遍京杭大运河？
徐则臣：因为写《北上》，这几年有意识地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这一路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改变了我对运河的很多想法。确是“绝知此事要躬行”。之前对运河也不可谓不熟悉。因为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我的运河之缘，22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22年，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我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也正是基于多年的专注，在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背景的写作之后，决意这一次倾囊而出，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便有了耗时4年的《北上》的写作。
华商报：这次获奖对你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我把获奖看作是对我的这种理解和努力的肯定。《北上》写京杭大运河，在文化的意义上对这条大河进行个人化的打量和反思，是我这个生活在河边上的写作者多年的愿望。在我的认识里，这条大河不仅流淌在中国的大地上，它还流淌在汉字的纸页中和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我希望能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一个人对这条河的理解，也做一点唤醒大运河沉睡的那部分努力。
华商报：你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徐则臣：我计划把没写进《北上》的调研素材全部在新作《南下》中呈现，以散文或者随笔集的非虚构形式写出来，最迟明年上半年肯定能写完。同时，我还计划完成一部以爱丁堡为背景的小说，这部小说我从2012年就开始准备。这部小说聚焦生活在爱丁堡的华人，以侦探小说的外壳形式进行呈现，可能两年左右会完成。
04
徐怀中
“别人看你写的一本书，对你的改变或许不以为然。但要克服自己几十年思想上的惯性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上天看我步入九十岁了，还在扒着文学创作的碗边不肯松手，给我了一个小小的奖赏”
徐怀中，今年九十高龄。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
《牵风记》是徐怀中先生以1947年晋冀鲁豫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的一部战地浪漫故事，小说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描写战争，探寻战火中的爱恋与人性。徐怀中先生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八路，是挺进大别山的亲历者，小说中每个人、每个故事细节，都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
在获奖之后便有报道称，《牵风记》很可能是徐怀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徐怀中告诉华商报记者确实是这样。
他说，《牵风记》只有10多万字，耗费5年，所以他称自己是“爬行者”。主要原因是写作上的习惯，是先要将整段文字默背下来，输入电脑后又不免改来改去，哪里还说得上什么进度。明知这种习惯效率不高，但是改不过来，只能无可奈何地回过头去，观察大地上留下的自己那两行手模足印。他还笑言，这段时间，熟人见面少不了说：真厉害，90高龄还写出长篇小说，当然，这是祝贺之词，但他心想，他们本应该问：你为什么一拖再拖，直到90岁才拿出这本书，你早干什么去了？
他告诉记者：“我想接下来只能用短篇小说来延续写作生命了，长篇写不动了，我的写作太慢，过程太长，又得好多年，因此我量力而行。但是我又不甘心（笑），还有一些想法，以短篇的形式满足自己的愿望。至于题材，还是写跟战争有关的，以战争生活的积累为基础。”
“早在1962年，我就请长假写这部长篇，写了20余万字。不久，我作为军报战地记者派驻福建反空降部队，随后又接受其他任务，《牵风记》创作被搁置下来。多年后，书稿被我忍痛付之一炬。过后想想，倒也并不觉得多么可惜：如果当时匆匆忙忙把书出了，也就不会重改一次，我也只会为这部长篇小说成色平平而羞愧，痛感自己留下的遗憾无法补救。”
在半个世纪后，徐怀中再次起笔写出《牵风记》。他曾说：历经沧桑风雨，跨越世纪门槛。一路蹚过来，我不再瞻前顾后，必须完全放开手脚作最后一搏。
徐怀中说：“我写的是一部具有严肃宏大叙事背景的‘国风’式的战地浪漫故事。”确实，此前从未看到有人以如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描写战争，以这样的胆略探寻战火中的爱恋与人性。从2013年《底色》问世，到长篇新作《牵风记》，徐怀中的笔下呈现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
“我中途写书稿，但写了几万字写不下去了，由于我创作思想的领悟和觉醒，再这样写下去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所以后来我先写了两个短篇。一个叫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还有一个《或许你看到过日出》。他们是为《牵风记》做了准备的，先试探地走了一段。别人看你写的一本书，对你的改变或许不以为然。但要克服自己几十年思想上的惯性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自己走过来深知其中艰难。”徐怀中说。
他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曾言道：上天看我步入九十岁了，还在扒着文学创作的碗边不肯松手，给我了一个小小的奖赏。
文学评论家施战军曾说这小说不像年近九旬的老爷子写的，而像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作品。里面的精神气质、情感状态完全是一个年轻人内心激荡之下才有的文字。或许，这和老先生不断追寻自我突破有密切的联系吧。
05
李洱
“写现实，对中国作家构成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肯定比曹雪芹当年遇到的挑战大得多，它对作家的知性能力和叙事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写作长篇小说，需要作家对人与事有一种总体性态度，对世界有一种关键性承诺。这种态度和承诺，植根于你对文化史的认识，它不会轻易改变。”
《应物兄》，是作家李洱的最新长篇小说，整整写了十三年，以“应物兄”为主人公，串起30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纷纭变幻的生活经历和时代形象，虚构了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故事，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
华商报：13年的写作时间，一定会有伴随社会的变革之下自身观念的变化，您如何在周期如此之长的写作过程中控制小说的节奏和进展？经历这样的写作之后，体验和心得如何？
李洱：如果你留意我这些年的一些言论，你可能就会知道，我在不同的场合经常感慨，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写作长篇小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写作长篇小说，需要作家对人与事有一种总体性态度，对世界有一种关键性承诺。这种态度和承诺，植根于你对文化史的认识，它不会轻易改变。但现实世界，确实又总是会对你的态度和承诺构成干扰。好在我非常看重小说的对话性，甚至认为对话性对现代小说而言，几乎是一种质的规定性，是现代小说的标志，也是长篇小说存在的重要理由。我要做的，就是让小说在对话中展开，打开一个又一个对话空间，让不同的观点进行辩论。
华商报：有人说这是“当下学院知识分子的精神众生相”，也说是“当下知识分子生态图谱”，其中看到很多的矛盾与争论，在您看来，怎样的人才能称得上这个时代推崇的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应当具备怎样的时代意识？
李洱：小说中确实出现了不同类型、不同代际、不同职业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出现了官员、生意人、和尚等等，此外还有很多动植物。我推崇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里也写到了。闻一多先生、芸娘、张子房教授、双林院士等等。简单地说，他们都是对世界有深刻认识的人，并以自身活动为介质，试图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开辟出新的可能性。
华商报：有些读者慕名读后，感觉到一些艰涩，有些费力；有些读者感觉，并不是像通常小说那样，依靠故事情节与人物矛盾纠葛构成能够阅读的动力，你希望留给读者的体味和思考是什么？庞大的知识量让读者既兴奋又艰难，您要求的读者是否应有相应积累？
李洱：其实，所有的小说都离不开知识。《红楼梦》里的知识性内容更多。陈忠实《白鹿原》里也有自己的知识系统。甚至赵树理的小说里也涉及大量的知识，比如民间伦理和农耕知识。西方小说的知识就更多了。阅读任何一本现代小说，都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这部小说里涉及的儒学知识，坦率地说，只要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大都有所了解。你提到的“艰涩”，我本人不认为那是缺点。它可能会让你慢下来，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华商报：日常生活中您的阅读偏向什么？正在读哪些书籍？未来的写作是哪个方向？下一部作品何时推出？
李洱：阅读占用了我很多时间。我属于读得多、写得少的那类。只阅读，不写作，对我反而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个人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感受和想法，别人还没有写过，他觉得有必要写下来。我本周正在读的是阿甘本的《巴特比，或论偶然》，我读得很慢，比慢更慢，因为书的每句话都意味深长，容不得你轻易放过。我还有很多故事要写，但我不习惯事先剧透。我想，读者关心的是你已经写下的作品是否诚恳，你是否在诚恳地跟读者促膝交谈。
华商报：未来还会推出现实主义长篇吗？
李洱：写现实，对中国作家构成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肯定比曹雪芹当年遇到的挑战大得多，它对作家的知性能力和叙事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我想我这辈子只写3部长篇，写一部关于历史的，就是《花腔》；写一部关于现实的，就是这部《应物兄》。如果上天眷顾，我希望10年之后我能拿出我的第三部小说，关于未来的。当然，这当中我可能会写些稍短一些的小说。
作者：王宝红 刘慧 来源：八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