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散文：把鸣鹤放进时间里

方向明，1966年9月出生，浙江慈溪人。散文、小说、评论散见《人民文学》《十月》《散文选刊》《文学港》等期刊及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西皮散板》（宁波出版社2012）、《故乡书》（北京十月出版社2018），点校旧体诗集《胜月吟剩》（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主编《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等。

把鸣鹤放进时间里

文/方向明

一

鸣鹤，我非得写一些。这是早想好的。

今天午睡醒来，我找到了写鸣鹤的一个理由——鸣鹤是我的故乡，归宿意义上的。

去年某日，父亲打电话叫我回老家一趟，说有重要的事商量。还是母亲开了口，避讳着一些词，但我还是听懂了，是要我和弟弟为他们选一块墓地。从母亲的话里知道，父亲一直不同意这么做，很随和的人一听这个事就火，不让说。可能是看差不多年纪的人都在这么准备，也就随大流了。大致的区块是父亲约了朋友去看的，就在鸣鹤的山上，离杜湖很近。具体的位置自己是不可去的，要儿子去。我和弟弟在一个礼拜天去的，听公墓的管理者说，做“寿域”好，可以增寿。我把这话传给爸爸听，他听了也很高兴。我祖辈的墓就在村子里的小山上。称之为山，其实就是个小丘，没几步就可登上半山腰，那里并排着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墓。显然父母也觉得这里过于局促了。至于选在了鸣鹤，除了鸣鹤的山水之胜，更主要的可能是父亲与鸣鹤的关系。父亲前后加起来在鸣鹤工作了15年，最好的时光都给了鸣鹤，或者说鸣鹤给了他最好的时光，对鸣鹤有感情。以此为归宿是合适的，也是体面的。

我没有想过归宿地。但不知为什么，今天突然想了。如果要我选，我也会选鸣鹤。我甚至想，就选在父母的旁边，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怎么陪在身边，身后陪他们吧，一直陪下去。这样想了，便不由自主地想要去看望鸣鹤。

岁月中的鸣鹤—施天安

二

鸣鹤与我的联系千丝万缕，三言两语说不清。

小时候，鸣鹤离我有点远，那是村里人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地名。村里人叫它“鸣鹤场”，有时干脆叫“场里”。村里人还喜欢把更近的“观海卫”老街称作“卫里”，经常听出门人说，去“卫里”，去“场里”，让少不更事的我疑惑周围怎么都是消化器官。“鸣鹤场”的叫法源于它曾经是浙东有名的盐场。鸣鹤早在唐宋就名动浙东，盐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谓“因盐而兴”大抵是不会错的，因盐而聚集人口，而成市，渐成集镇。鸣鹤建镇史已超过1200年，记不清确切的年份，大致是在唐开元年间，与慈溪置县年代相近。那时鸣鹤是连接南北的一个节点，河道密布，水运发达，山南的山货、慈北的海鲜需“互通有无”，鸣鹤因地理、水运和集市的便利而成了南北货物交易中心。直到20世纪70年代，鸣鹤的集市还很热闹。我读小学时，大概是70年代后期吧，学校组织春游，步行十多里到鸣鹤祭扫革命烈士陵园，时近中午穿过鸣鹤老街，在老街的廊棚下，市声喧闹，各种诱人的小吃引得饥肠空鸣，只能使劲咽口水，囊中羞涩也。犹记扫完墓后在吴锦堂墓园席地而坐，嚼着随身带的已经冷了的艾青饺，觉得万分幸福。那时不知吴锦堂为何人，他为何选此地长眠，不晓得他捐巨资修浚杜白两湖的嘉业，不晓得他写的“为爱湖山堪埋骨，不为风水只凭心”的诗句。一个十来岁的小学生当然更不会去想自己的人生与这个地方会有怎样的交集。

静谧—林筱琴

1999年，秋天吧，一纸红头文件将我抛到了鸣鹤。这是个很意外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我不会去鸣鹤工作的，因为我父亲在那里。不是有回避制度吗？父子俩在一起工作，不大可能。组织上可能不太了解，我父亲1992年以后一直在鸣鹤镇做人大工作，刚转任调研员。找父亲谈话的同志有点意外，说回去再商量一下。我去鸣鹤当镇长是“重用”，不会改变了，只有让父亲调走。父亲被调到老家观城镇继续“调研”。我现在有点庆幸自己在鸣鹤的这段经历，但刚去鸣鹤的那会儿，我的情绪不高，说得严重一点，有一种被发配的感觉。鸣鹤早被边缘化，空留一座破败的老镇。一切都应了“风水轮流转”的老话。鸣鹤因远离329国道而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当年因水运之利而兴，如今因偏于一隅而废。329国道是全市交通命脉，早已改造为高等级的沥青路，而通往鸣鹤的主干道还是砂石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说的便是这样的路。国道周边镇乡得区位之利，乡镇企业如火如荼，鸣鹤工业后劲不足，税收匮乏，建设滞后，是全市仅有的几个吃补贴的贫困镇之一。但在鸣鹤的几年里，人的精神头很足，也有一种浓浓的人情味。当我今天想着要回鸣鹤一趟，想一个人看望鸣鹤的时候，我是将它看做回家的。走在杜湖堤岸上，看当年植下的樟树已成合抱之木，杨柳依依，远处的山映在湖水中。没有风，也没有晚霞，但我的心中一片明亮。回家的感觉总是温暖的。湖边的镇政府后来做了老年公寓，是出于一种很质朴的感情，就是把最美的风景留给全镇的孤寡老人们。那个面向着湖水的窗户，里面就是我坐了两年多的办公室。在鸣鹤的两年，算是对农村社会有所了解，对农民有了一点感情。鸣鹤人的淳朴老实，让我对这块土地有了发自内心的认同。我的履历与鸣鹤不可分割，我的感情与鸣鹤有了契合。说起我的经历，相熟和不相熟的人们都自然而然将我与鸣鹤联系起来。如今说鸣鹤是我的精神故乡，是一点不矫情的。

写鸣鹤，必须是一篇大文章。我之前没下笔，是因为不敢，怕轻易下笔写坏了。今天觉得有了一个好的口子切入，我才落笔了。

杜湖晨雾—林筱琴

三

待到真要落笔的时候，我又踌躇了。我感到笔力不逮。鸣鹤太丰富了。它是个把历史无意间写在脸上的现实主义者，是个曾被许多人鄙视的随遇而安过日子的古典艺术家。其实我也知道，想把鸣鹤的事情弄清楚或概括出来这种事情，完全不是我这样的人所能做的。鸣鹤风景独好，你尽可以这么说。但风景的事情如果离开了人的内心，那还是风景么？我现在只想展现的是一个人内心的风景。我甚至还要倾听风景的独白，模糊时间的视线，追忆湖山的往事。

说说眼前的湖水吧，以及我与湖水的故事。我的印象里，这杜湖的水是暖的。大概冥冥中是要和鸣鹤发生一些什么的。师范毕业的那年暑假，我还不知道我会分配到哪里，约了最要好的几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兜风，兜着兜着便来到了鸣鹤，杜湖边上。正是盛夏，见了水是亲的。湖塘上的警示牌是吓不住几个十九岁的家伙的。我们找了有一座凉亭的地段下水，好有个遮挡。没带可以换的短裤，干脆脱个精光，将短裤塞入湖堤的石缝里。一生中你得有一次两次脱光了游水的经历，那感觉至今忆起，仍觉舒畅。湖水像女人的手抚摸着你，熨贴而舒服。下面的小家伙也因脱去了束缚而欢喜雀跃，扑腾个没完。外杜湖是很浅的，脚下的泥是软的却不陷下去。我们不敢站起来，一站起就见光了，那还是有点害羞的。我们就在湖水的掩护下，在那儿扑腾，扑腾。狗爬，仰卧，翻滚，直到玩累了，才靠近湖堤上岸。这样的经历，在鸣鹤工作的几年里一次也没有过。不知是不想还是不能，说不明白。而在调出鸣鹤以后的某一个夏日，与鸣鹤的老友喝完酒，独自开车回家（那时尚未出台酒后驾车禁令），路经杜湖，突然想起了十九岁那年暑假脱光了游水的经历，想起了湖水温暖地抚摸你的身体那种神妙的感觉。因着几两酒的壮胆，我如同十九岁那年一样，将衣物藏于湖堤，完全放松了自己的身体。一个经历了不少事情的中年人，心忽然变回到十九岁，在夜色和湖水的掩护下放松了自己。多久了？十年，还是二十年，还是……在下水的瞬间，自己问自己，是不是疯狂了？你能确保自己不会淹死在湖水里？或许明天报纸社会新闻头条便是，一成年男子酒后溺水，谨告游人大暑季节勿在水库游泳，保护水源珍爱生命云云。那天我没喝醉。我可能只是怀念一下少年轻狂的自己，只是回一趟家，或者仅仅是因为有点闷热，想下水凉快一下。总之我下水了，浑身轻松地下水了。远处有三两灯火，那是湖边砖窑厂的节能灯，还是枕湖人家的白炽灯？不是，都不是，在我眼里，那只是萤火虫点的亮。一切都沉睡了，都没有了，天地间只有我在湖水中。脚下不再是软的泥，却有一块石头。我的臀部自然地落在石头上，身子平躺在水中。我飞起来了，张开的双臂是我的翅膀。扇动翅膀，湖水温柔地抚摸我的每一寸肌肤，痒痒的，酥酥的，暖暖的。湖水还温柔地捋着我的体毛，下面不由自主地长大了。天与地合起来了。萤火虫点的亮多起来了。天上也点着亮……

白洋七塔—方若波

四

说看望鸣鹤是确切的。看望湖水，看望湖堤上的樟树。看望倒映湖水的云龙中学教学楼。在我的眼里，它们都是活的。每次回到这里，我都疑心会遇上一个人。我怕遇上人，特别是遇上他。我也说不清我为何怕遇上他。是因为我答应写他的传记却还没有完成，还是他捐建的学校据说将被撤销，抑或是他的器宇轩昂让我自惭形秽？其实我是不会碰到他的。他现在躺在香港的墓地，一个面朝大海的地方。他没有回到故地。他的事情说起来很长。可写鸣鹤，不写他，写谁呢？这里的风景，哪一个没有他的印记？鸣鹤这张现实主义的脸上到处写满他的名字。他是鸣鹤的儿子。穷孩子，十几岁便独自出门闯荡，去到上海做了药材行的学徒。混，混，总算凭着手勤脚勤和聪明劲，在十里洋场混出个人样来了。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开了自己的药店，经营国药。他承继了鸣鹤人经营国药的行当，虽算不得巨富，毕竟称得上成功人士。他成功以后并不像他的国药前辈一样回乡给儿孙盖一幢一幢的大房子，明清时期从鸣鹤走出了许多药材商，现在保存完好的大片大片的瓦房都是他们留下的。先生不给儿子造房子，他只有一个儿子，在海外做金融，不用给他造房子。上世纪80年代，先生第一次回乡，给沾亲不沾亲的都发了红包。在乡人眼里，他就是个大老板。可去过香港见过他店铺的人知道，铺面极小，小到你不相信他是个大老板。他自己也是伙计，店里仅有几个员工。于是他成了一个谜，包括他为何捐巨款建学校。他好像说过，学校师生夹道欢迎的热情让他停不下来，他不断地为家乡捐钱。衣锦还乡的感觉一定不错。当初走出这块土地时，他是一个穷小子，谁也没有注意他。几十年后返乡，他是体面的，荣耀的。他还说过，他要寻找一个归宿。最好的归宿莫过于出发的地方。他很小的时候，母亲死了。他是姑姑带大的。姑姑家旁边是一个寺院，便是金仙寺。没人照管的时候，他常常闲逛到寺院里去。寺院的和尚会给他一些吃的。他一直记得大雄宝殿佛祖高大的坐像和似有若无的目光，还记得寺院厨房做饭的大锅。第一次回乡，他就去寻找佛祖，寻找那口大锅。都没有了。大雄宝殿所在的位置，曾做过生产队的仓库，后来盖了校舍。他心底生出一个愿望，要给鸣鹤子弟建一座像样的学校，在这里重建大雄宝殿。也许，他想以自己的方式回到故里。他捐的第一笔大款项建了中学。后来看到镇子里的小学生还在老街光线昏暗的老房子里读书，他又说该建一所新的小学了。自来水厂，敬老院，医院，凡是他觉得鸣鹤百姓应该有的，他都想到了。也许他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他重建寺院或是为了灵魂回家。事实上，他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家了。他的名字写在了鸣鹤的许多建筑上。高中校名里有他的名字。前几日听说高中要撤销了。但在我的心里，他的名字已经无法撤销了。即使一些有形的建筑物不在了，教学楼破旧了，敬老院搬迁了，自来水厂合并了，某些无形的东西仍将长久地留存在人们心间，并一定会以某种方式长存于天地间的。我来这里看望，我是能真切地感受到某种东西的。一种无形的东西。一种气。我还真切地记得他的长相。他是我所见过的极有风度极有魅力的人，让人敬重又让人亲近的那种。我甚至很难将他与15岁去上海做学徒的那个穷孩子，以及在香港经营药行的经理人联系起来。他是那么俊朗，挺拔，儒雅，目光那么淡定，带着乡音的国语那么平和清澈。在我眼里，他更像一位学者。我无数次地与他相见，那是在电视和图片上。唯一一次亲见，是我到任鸣鹤不久。是秋天，他穿一身浅色西服，配一条浅色领带，说笑也不高声。他给人一种很瓷实的感觉，妥当，得体。那次他来参加以他妻子名义捐建的教学楼的落成仪式。唯一的儿子陪着他。我和他父子一起照了一张相。事后我们将这次活动的照片做成一个相册寄给他。有一天收到一个包裹，有他的笔迹，里面是一盒西洋参切片，切工非常好。该感谢的是他呀，他却寄来礼物。以后我没再见他。有一次似乎可以见面的，那时我们去深圳开一个同乡会，事先听说他参加的，我为他备了小礼物，可是到深圳后才知道，他因身体原因不便出门。就这样错过了。2008年8月19日，我在观海卫镇里听到先生去世的噩耗，忽然悲从中来。两天后，没有人通知我，我独自去了鸣鹤，在先生老屋素洁的灵堂，我向着先生遗像深深三鞠躬。次年清明，我忽然想给先生去上个坟，才想到先生的坟不在鸣鹤。但我分明觉得他在鸣鹤的。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想念姚云龙先生》。我感觉他是我的一位伯父。我有四位亲伯父，可是我没有为他们写过片言只语。先生与我非亲非故，但我近来愈来愈觉得他是我的亲人，伯父。精神上的伯父。虽然只碰到过一回，在心里我是经常见他的。

岁月无声—任云发

走在杜湖堤岸上，脚步有些恍惚。这恍惚也许与先生有关。

时空隧道—茹均锋

五

是鸣鹤的风景好，还是鸣鹤的风水好，总之，在鸣鹤，最多的是坟。

那几年的清明，我都在鸣鹤的山下，湖边一个“指挥所”里。湖堤上排列着红色的灭火器。一般以为，灭火用水。山上起火了，水上不去，只有想别的办法。用风。一般说来，风只能助火势。但若是迅疾的风，排山倒海似的疾风，是能够灭火的。这种方法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但需要训练有素的人操作，关键是会看风向，要顺风吹，不可逆风。几个山村的男劳力成了操纵这批红色家伙的主力。哪里起火了，瞭望所报告指挥部，迅速出动，没有他们扑不灭的火。当然吹灭后不能立即撤退，防止死灰复燃。

晨作—单鹏云

清明山林不着火是不正常的，上坟的人实在太多了，放一个炮仗，落在草堆里，先是青烟，等人走开了，燃成火了。点个香，烧点纸钱，灰烬被风吹到草丛里，只要一个火星便能蔓延成大片的火。清明几日，你会感觉全世界的人都到了鸣鹤了，黑压压的。平时寂寞的老镇，安静的山，安静的湖水，忽然热闹非凡，人声鼎沸。交通“戒严”了，老远就只准人步行进入，道路上还是人挤人。男的扛着锨，女的拎着供品，拖家带口，兴致勃勃，浩浩荡荡涌向一个个山头。每个人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那是心中的一块圣地，天天牵挂着，今日要行到跟前，积攒了一年的话语在点上香火后念叨给亡者听，无数夜晚亲手叠的元宝形锡箔纸钱，统统要借助火捎给亲人。不让用火，能行吗？风俗，不是一天形成，也不是一天能改变的。鸣鹤大小山头上的坟墓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多少年了？老辈人也说不上。或许自有人类在此繁衍生存，便已经有了。有生即有死。死后寻一个风水好的地方，是最好的归宿。那时，全鸣鹤据说有五万座坟墓。有人形象地说，要是坟墓里葬着的都活过来，远远超过当时鸣鹤全镇的人口。站在“指挥所”临湖面山的窗口，望着平静而又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庄严表情的人流，我那时的想法有些淡忘了，似乎没有好奇，也没有感叹，只有压力。要知道，我们的前任曾经因为火情四起而紧张，导致脑充血差点以身殉职。那年的火情惊动了全市，市长亲临山脚，调动了全市的灭火器械和队伍，据说还惊动了宁波，邻近的镇海、江北都派人增援了。在一个地方官的眼里，这巨大的人流只是火险隐患，是火种，是不安定因素，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压力。现在偶尔回想，才感到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感动的场面，一个多么庄严的慎终追远的仪式。

那时，望着匆匆的人流，我没有意识到这种行动的意义。我是在回到一个相对清闲的岗位以后才有了上祖坟的经历。我家的祖坟就在村子的小山上。在老屋抬头就可望见。村庄里有人故去，都埋在这个山上。祖父母的墓一直在这里。外祖父的墓是从泗门迁来的。外祖母是在我家谢世的，那年舅舅把外祖父的遗骨也迁来合葬。就在我祖父母墓的旁边。两亲家生前未必见过，身后倒一直在一起。也让后辈便于扫墓。我父母不必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去远处的山上扫墓，也不必跑两头。如此便利，我却几乎没有清明上祖坟的任何印象。父母有时会打电话问一句，我总是没时间。或者我根本没觉得必要。问多了，父母也不提了。大概是我过了不惑之年的某个清明节，我忽然提出，我要上坟。妈妈似乎有些许吃惊，但很快就为我备好了祭扫要用的一切，香，蜡烛，锡箔，水果，艾青团子，还有红黑两种漆，两支毛笔。先是爸妈带我们上山。后来几次妈腿脚不好，爸一人带我们去。今年，爸腿也不太好，也不去了。每次几乎都带着女儿一起去的，她很专注于描碑上的字。有黑的，也有红的。她曾问父亲，为什么有黑字有红字？父亲说，死去的人名字用黑的，活着的用红的。女儿那时还小，轻轻嘟囔了句，那以后都要用黑的。我知道父亲也听到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说：最上面这个姓氏一直是红的。像是对女儿说的，也像是对我说的。是的，在祖坟前跪倒的时候，我才真切感到我是方家的子孙。我才真切感到我的来路，当然还有去路。死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存在于成人身上，也存在于孩子身上。祭祖的仪式实际是一种生命的教育，告诉晚辈，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我曾经写过，清明，关乎死，也关乎生。为什么我们都要死，却还要徒然地来活一次？一枚叫丹尼尔的树叶回答道：“为了太阳和月亮，为了大家一起的快乐时光，为了树荫和老人和小孩子，为了秋天的色彩，为了四季……”这些还不够吗？

鸣鹤古镇—蒋亚军

六

鸣鹤是配得上“风雅”二字的。白湖是风雅的，有清代叶氏族人的“白湖诗社”足矣。民国时因弘一法师的缘故，金仙禅寺一时也成了文人和居士的向往之地。弘一法师与五磊讲寺，说起来可能有些复杂，先不说了。

等月—孙丰立

说说五磊讲寺的“近况”吧，20世纪80年代佛寺恢复以来的事情。说这些，就要说到一个人，五磊寺的住持，民间一般称“当家”和尚的。他还有一个法号，正式场合称真如法师。他是80年代寺院恢复时被请上山的。那时他已经在山下还俗多年了，还生养了儿子。他出家是解放前的事，据说少时家贫，出家做和尚混口饭吃。“文革”时寺院受冲击，和尚当不成了，只好下山，还俗娶妻，参加劳动，做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改革开放了，落实宗教政策，要新建寺院了，听当地干部说，当年的和尚阿怀就在山下，生产队记工员，人也不错。一时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就给阿怀做思想工作，让他再穿上袈裟，做起了“当家”。县政府从县长到具体管宗教事务的科长，为恢复五磊讲寺可谓煞费苦心。以前上山靠步行，翻山上去要走好多路，费时间又不方便，物资都送不上去。县里决定开一条公路，能让汽车跑上去。在荆棘丛生的山里开出一条大路来，放现在还是个大工程，那时的领导确实有魄力。阿怀师父常记着为寺院做功德的人，包括那些老领导。阿怀师父遇见人，总是一副很和善的样子，口中念叨最多的是“佛光普照”，“好人好报”，还有“政策好，政策好”。初见他时，他已是古稀之人，给人感觉很健朗，面色很好。是那种经过农事劳动日晒雨淋后的脸色，但又不似藏地喇嘛的古铜色。是浅棕，但又很沉实，匀称，泛着光，脑门上尤其亮些。总之是很健康的肤色。他满口当地土话，双手合十“政策好，政策好”后便不怎么说话，让小沙弥奉上茶水，听你讲。当时的上山道路开通多年，但一直是沙石路面。市里打算修一下路，市里挑大头，其余部分镇里筹措。我第一次上山居然是为了向阿怀师父要钱。他说了几句开场的好话，竟一直不松口，不说出钱，也不说不出钱，一副你爱修便修，我不急的样子。为了这个事，去了多次。他每次都是这副不躁不急的样子。实际他是洞彻世事的。他知道，这是上面要你修，他出不出钱，你都得修。他每次态度很好地跟你讲“佛光普照”，说到钱就不作声。最后只是象征性地出了些。心里郁闷还不能发作，还得继续听他说“好人好报”。后来的一件事又大大出乎我的预料。1999年12月31日，我们与旅游部门策划了“迎千禧撞古钟”的活动，迎来了几大客车的上海游客。可能也是古镇和古寺迎来的第一批成规模的外地游客。那夜十点左右，夜色里的五磊山着实热闹，几道光柱沿着五磊山公路盘旋往复，镇政府唯一的一辆小轿车开道，大客车车队浩浩荡荡上山。操着上海口音的男男女女挤满了五磊寺钟楼和鼓楼之间的广场。撞钟之前的仪式简单而又庄严。首先我代表当地政府致欢迎辞，据说标准的普通话让钟楼前的上海姑娘们为之倾倒。接着是旅游部门领导致辞。第三项本是最重要最庄严的，浙东名刹五磊讲寺住持真如法师致辞。此前旅游部门领导也提出是否要给阿怀师父写个稿子，我想，阿怀师父做了这么多年的住持，见过场面的，他只要将平时与善男信女见面时说的几句话连起来说一下，双手合十以“阿弥陀佛”结尾，就非常精彩，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一种神秘感。我心里的真如法师是有章法的，相信他面对这种场合可以应付自如，最稀松平常不过了。阿怀师父的表现实在出乎意料。他一开口，竟然是“同志们”。广场上一片愕然。也许，他自小生活在农民中间，中途还俗又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农民，而且是那个革命时代的农民，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听惯了“同志们”，面对这样的大场面，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下意识里或者把它当作晒谷场上的社员大会了。他或许是害怕这种场面的。那时候，做过和尚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或许也被揪住不放，当做批斗的对象。如此开会的场合，他是有点怵的，紧张的。他不会说话了。接下来的话更让人吃惊。“你们——介远路来，我们——没啥好招待，实在交代不过……”听到这里，广场上的笑声更响了，我也笑了。我那时才知道“肚肠笑断”是怎么回事。面对众人，我脸上不好笑出来，仍是一脸庄严。笑看来总要有个去处，面孔肌肉控制住了，却传导给另外部位的肌肉了。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我竟然听见自己肚子里的笑声了，肚肠在动，“骨碌”声分明。阿怀师父是怎么收场的，我现在忘了。我后来在一次接待外地林业参观团的场合，听另一位老者说出了同样的欢迎词，那时我才明白，这是一个地方农民的“常规”客套语，仅是谦辞，并无具体意义。阿怀师父终究是一个淳朴老实的农民。虽然他自小出家，但还俗的经历还是深刻影响了他。离开鸣鹤十多年了，以后见到阿怀师父的机会越来越少。前几年听闻他已不太认识人了。

年前某日，在友人微信得悉，阿怀师父走了，按佛家的话，圆寂，生西了，世寿九十三岁。阿怀师父的遗体在宁波天童寺火化后，归葬五磊山。至于有无舍利子，说法不一，我也不便打探。没能送阿怀师父最后一程，是一件憾事。下次上五磊山，我要去望望他。

五磊雪韵—俞白桦

（原文选自《浙东》2018年夏季号【散文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