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对孔子思想的发展 不敢去标新立异！

在战国时期,孟子为儒家的一个学派,由于他是子思的学生,又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所以当时与子思合称为“思孟学派”。后又与荀子并称为“孟荀”。到唐代时,韩愈提出道统的观点,从而扬孟抑荀,以为孟是孔子的儒学之正示和继承人,加上历代王朝的提倡,孟子的地位越来越高,最后达到亚圣的地位,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从《孟子》一书的基本理论来看,实际上是宗于孔子,但以他的言论来说,却比孔子更为广阔。一则是所处的时代不同,二是处于百家争鸣、诸子并立的局面,各个学派必须有所发展和创新,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也就必须有所革新才行。而且当时辩论之风盛行,竞争局面很激烈,孟子以其雄辩之才、口舌之能,游说于诸侯之间,其荣位列于客卿,比孔子当时高强多了。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除基本上宗孔以外,对儒学各个方面,均有所发展,如上面所说的仁义问题。在另一方面,可谓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和原来的已大不相同了。如他的民本思想和诛独夫的言论,这是孔子所没有的,也是孔子当时所不敢说的。

尽管如此,孟子仍标榜是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不敢去标新立异,这也是孟子的聪明之处。孟子的这种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褒贬也不一。如历代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把这种理论作为自己上台的根据,以此来把自己说成是正统的。所以也便对孟子大大地给予褒扬赞赏,给他加官进爵,逐步提高他的地位。因为他们自己清楚,抬高孟子,实际上也就是抬高自己。而要崇孟就必须要尊孔,因为孟子声称自己是孔子的嫡传,所以就逐步把孔子尊为圣人,孟子尊为亚圣,使孔孟并立。此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遭到了一些所谓正统儒家的批评或讳而不提。如宋代程朱之徒,虽心中不以为是,但却避而不提此事,此亦和当时所处时时代有关系的。而司马光却明白地反对,以为孟子的这种言论是不合圣人的原意，以此来非孟。

孟子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和无为而无的原意,以此来非孟为的思想,是出于《老子》,但他具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即要努力去争取，以实行他的道；在其道行不通的时候,就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了。此种思想，实际上集儒，道的两端从而合而为一的。所以说在《孟子》一书中,曾吸取了道家的一些东西,已非原来的纯儒学了。可是到了宋代的程朱手里,不但把儒、道,甚至把释迦的一些东西,也揉合在一起,成为儒、道、释三家的混合物的程朱理学。但其名义上仍是叫做集儒学之大成,实际上却大大不然的。

孟子强调“性善”,此是唯心的看法,在《告子》一章中就明显地提出了此问题来,但由于他善辩,而掩饰了过去。后于孟子的荀子,曾对此提出了“性恶”的理论。汉董仲舒、唐韩愈又折中提出了性有恶有善,所谓性三品理论,即把性分为上、中下三品。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而中等的是可上也可下,可善也可恶。实际上来看,人的性是无善无不善的。所谓的性,即指人的先天素质。而一个人的成长,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特别是后天的家庭、环境、社会对其的影响更具重大的作用。古代的人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条件,认识有所片面也是难免的,但不能以此来定论。可是到了宋代的程、朱那里,却认定“性善”是大本,除此都是错误的。他批评荀子的“性恶”论是大本已失,是无道理的武断,何况其先决条件的“性善”论本身就是错误的。

历代文人,大多扬孟抑荀,究其实,是出于他们的私心所致的。因为每个人要想抬高自已,就必须贬低他人。同样他们所以捧孟,就是想把自己作为孟的继承人自居,进而上升为圣人儒教的道统。抑荀就是排斥儒学道统的别支人,以使自己这一支独存,此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汉代的扬雄,就是尊孟抑荀的,他把自己说成是孟的传人。而到了唐代的韩愈却又排斥汉代的扬雄,说扬雄还不够条件,惟有自己才是孟的正统传人。但他们虽抑,仍共同认为有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不过有些小毛病而已。

可是到了宋代的程、朱那里,不但排斥扬雄、韩愈,更为批评荀子,而目的是把自己说成是孟子的继承人。可是自以为是孟子传人的程、朱,在当时那种社会状况下,却绝口不敢提孟子的诛独夫和民本思想,大力灌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把孟子的进步的民本思想一抹而尽,反其道而行之,又如何来说明是孟子传人而自圆其说呢?所以说到底,就是为着自身的利益,为着统治阶级的需要,把学术服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决定取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