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平易近人 冰心的高贵优雅 这一段难忘的旅程都在个小本里

1980年4月17日下午3时55分，中国作家代表团结束在日本的访问，由长崎乘中国民航920航班飞往上海。飞机起飞后，服务员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小本本，蓝绿色，绢面，约三寸长、两寸宽，封面是烫金的中国民航（CAAC）标志，扉页上有中英文的“中国民航赠”的字样，里面除了有记事、记电话号码、记地址的专用页，还有天安门、长城、杭州西湖、南京长江大桥、上海码头、广州街景、大庆、大寨等可代表中国历史文化和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插图。看样子这是国际航班上送给中外宾客的特制纪念品，既方便实用，也可以当成宣传广告，一石三鸟，独具匠心。

作者：陈喜儒

巴金赠言

我们这个代表团由巴金率领，成员有冰心、林林、公木、艾芜、草明、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李小林、吴青和我，共十二人。4月1日我们从北京出发，下午抵达东京，4月2日上午全团到首相官邸拜会大平正芳，之后访问了奈良、京都、德岛、广岛、长崎等城市，受到日本朝野的热情欢迎和款待，满载友谊而归。

在巴老的率领下，全团上下不论年龄、成就大小，声望、地位高低，一律平等，人人畅所欲言，真诚相待，宛如一个民主和谐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欢声笑语不断。我是第一次在巴老身边工作，觉得他没有一点大作家的矜持和架子，是一位平易近人、宽厚仁慈、可亲可敬的老人。但是抵达上海后，代表团就要解散了，十七天朝夕相处的伙伴将各奔东西，今后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怅怅然，有恋恋不舍之感。

我想，何不“乘机”（真正的乘机）请大家签个名或者写句话，为这次愉快的旅行划个圆满的句号？于是拿着刚发的小本本走到巴老身边。飞机巅簸，不好写字，巴老接过小本，把前面的小桌子放下，用日本产的简易毛笔一笔一画地写道：“感谢你的帮助。但是我向你提岀个要求：请少抽烟。”我是随团翻译，话说得多，烟也抽得凶，而且有职业病--咽炎，不断咳嗽，所以巴老劝我少抽烟。但我烟瘾大、毅力小，不敢贸然应诺，只好含含糊糊似是而非地点点头。又过了四年，即1984年，我再次随巴老访日，巴老看我烟量不减反增，咳得更厉害，一边叫李小林为我找药治咳嗽，一边劝我戒烟。他说：“你还年轻，要爱惜身体，烟抽得太凶，最好戒掉。不然年纪一大，气管就不好治了。我过去也吸烟，后来戒了。我看你也戒了吧。”巴老给我的药很管用，吃了两天就不咳了，但随后又开始吞云吐雾。李小林说：“看，不咳了，又抽起来了。”巴老为我解围：“慢慢来，慢慢来，不要着急。”但他又有点失望地说：“看来没有多大希望。”后来我因患肺炎、发高烧时才把烟给戒了，但这些是后话。

艾芜老写道：

我们在北京认识，又在日本一道参观，感到十分愉快。一路上我又得到你的帮助，至为高兴。几天之后，会在上海分别，但友谊却要继续下去，象青松一样，枝叶茂盛。

艾芜老宽厚仁慈，话语不多。但哪怕你为他做过一件理所当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也要一再感谢。其实，我倒是应该感谢他--在我还是个中学生时，他的《南行记》就告诉我一个陌生的世界，一群陌生的人，一种陌生的生活。他笔下的滇缅山地、蕉林椰雨、山中小店、盗贼小贩，各类民俗风情引人入胜，我甚至想和他笔下那一个个充满人性尊严和生命活力的人一起去流浪、探险……

公木是诗人，字写得激情澎湃，一气呵成：热诚积极，永远朝气蓬勃，同你生活在一块儿，我也感到年轻了。

杜鹏程是用黑色圆珠笔写的，笔力苍劲，力透纸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热爱真理，热爱生活，热爱自己从事的对人民有益的事业。喜儒同志，愿我们以此共勉。

老杜身体不好，心脏比一般人大四分之一，每天要吃四次药，走路都晃晃悠悠的；但他笔不离手，不断地问，不停地记。他热情如火，像一位耐心的大哥哥，称呼我“小老弟”，叮嘱我一定要多读多写，并且反复说作家不是谁教出来的，是他自己写出来的。回国后，每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时，便会来信鼓励我，“小老弟，继续努力”。

敖德斯尔的题词也是用毛笔写的：

这次出国访问中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向您学习，共同前进。

在机场候机时闲聊，我发现老敖对飞机情有独钟，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型号，哪个国家产的。他热情真诚，每次我带外国作家团到内蒙古，他总是亲自陪同。有一次我们在草原上看马群，他抓过马倌的枣红马飞身而上，但那马性子烈，只认主人，像箭一样飞驰而去，不一会儿就没影了，连马倌都吓坏了，怕出事。但老敖毕竟是骑兵出身，平安归来，大家都为他鼓掌，称赞他宝刀不老，威风不減当年!

长崎到上海的距离很近，大约要飞一个小时，所以冰心老与草明还没来得及写，飞机就快抵达目的地了，所以她们二位是在上海写的。

冰心老写道：

我们这次出国全靠你们的扶持，感谢不尽。希望你努力你的专业，多交日本明友，做好前辈接班人。

冰心赠言

冰心老说的你们，是指吴青、李小林、我，再加上时称“小邓”的邓友梅。当年冰心老八十岁、巴老七十六岁，所以请冰心老的女儿吴青，巴老的女儿李小林同行，照顾二老生活起居。我们四个小字辈，负责全团的联系、后勤、杂务。本来邓友梅是团员，又兼代表团秘书，而且是“红小鬼老革命”，理应是我们的“天然领导”，但风风火火的吴青大姐（她命令我必须这样叫）不知是“毛遂自荐”，还是“抢班夺权”，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成了我们的首领。邓友梅在少年时被抓到日本当过劳工，朋友多，杂务干得少，不时受到吴青的点名批评，“罪名”是工作不力。

有一次参加招待会，吴青悄悄对我说：“你看我娘，臭美，非穿高跟鞋不可（实际上是半高跟），我说别穿容易崴脚，可她就是不听，非得穿。”我看冰心老身着旗袍，脚上踩半高跟皮鞋，高贵文雅、风度翩翩、光彩照人，就说你瞧瞧老太太，多精神、多神气、多风度、多漂亮，你就别说风凉话了，赶快到她旁边去护着点。她跟我撇撇嘴，不再理我。大概是第三天，吴青笑着跟我说：“这回好了，她不穿了，脚扭了！”我说哪儿有你这样的女儿，幸灾乐祸，我去告诉老太太，叫她好好修理修理“吴老三”（冰心老管吴青叫“老三”）。她说：“你敢!”

草明写道：

在共同访日的过程中，得到你们不少帮助，至为感谢。我们应该学习人家好的东西，避免人家那些不好的东西，更不应该忘掉我们的优良传统。希望以此共勉。

草明细心慈祥，有时看我衣服穿的少，就说今天风大，小心着凉，回去加件衣服吧。在日本访问时，她与日本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有个对谈，主题是“现代文学的使命”，对谈实录发表在1980年4月11日《高知新闻》和1980年4月19日《新泻日报》上；我译成中文经由草明订正后，发表于《绿野》1980年第三期。但我在《草明文集》中看到四篇有关日本的文章《中国作家赴日代表团讲演稿》、《一衣带水两岸情》、《岚山》、《难忘的聚会--记与几位日本女作家相处的日子》，缺少了这个对谈，不知何故？

如今，巴老、冰心老、林林、艾芜、公木、草明、杜鹏程、敖德斯尔都已逝世，在另一个世界里相见时，他们也会说起那次愉快的旅行吧？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