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的题材和主题作家创作 要选择一定范围的社会生活作为材料

戏曲的题材和主题作家创作，要选择一定范围的社会生活作为材料，进行艺术加工，来表达一定的生活道理。这生活材料就是作品的题材；作者要告诉人们的道理，就是作品的主题。一幅风景画，自然界的风光景物是它的题材，画幅中的风景所凝聚的画家的思想意图，则是它的主题。毛泽东同志说： “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从反映论的角度阐明了文艺的题材来自人民生活，作品的思想成果来自作家的劳动。

鲁迅先生说：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也提出了对于选择题材和提炼主题的要求。选材不严，作品没有坚实的基础，开掘不深，作品则缺乏思想的意义。关于题材和主题的问题，本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早已解决了的。但由于“四人帮”的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等谬论的出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干扰了创作，使我们在今天，不得不重新探讨这些早已明确的问题。高昂的代价换来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将会时刻记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事分大小 理有浅深传统戏曲的取材是相当广泛的。从农民起义到抵御外侮，从爱情婚姻到官场斗争，从农村家庭生活到宫廷内部矛盾，从市民到商人，从奴隶到贵族；从人间到天上……几乎接触到封建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这些题材当然有大小之分， 《水浒传》 、《杨家将》的题材大于《小姑贤》、《三拉房》的题材。根据不同的题材写成的不同的剧本，其思想意义有高低之差，所说的道理有深浅之别。但值得注意的是，题材的大小和剧本思想的高低、道理的深浅并不直接相等。有些大题材经过作者的处理，其意义倒不很大，有些小题材经过作者的处理，其道理反而很深。

楚剧《葛麻》 ，写一个长工帮助表弟战胜了嫌贫爱富的老丈人，成全了他的婚姻，题材不能算大。但却揭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深刻道理。芗剧《三家福》 ，写一个教书先生赠束储救人命，自己过不了年去偷番薯充饥，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剧本却树立了人民内部舍己为人、团结互助为道德思想，意义很大。由此可见，决定一个剧本成就大小的，不是题材，而是作者对题材的处理。题材处理的高下，剧本意义的大小，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和艺术修养。对于具有同等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作者来说，剧本的成败，则取决于他对题材的熟悉程度。

回想“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他们把题材夸大到决定一切的程度，强迫作者去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如，常常任命一个创作组，给予表现某种重大题材的任务，匆忙下去走马看花，凭着一知半解，限期编成剧本。由于作者对指定的题材不熟悉，不了解事情的全貌，不知道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无法分辨真假，难以弄清是非，这就特别容易上“四人帮”的当。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反倒写出违背革命利益的作品，其中的教训是难忘的。如果作者去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纵然思想水平不高，也会减少受骗上当的机会，降低歪曲现实的可能。

题材不能决定剧本的成败。如果一个作者面前有两个题材，一个题材重大，但他不熟悉，另一个不太重大，但他熟悉，他去写自己熟悉的一个，成功的可能性一定会大一些。但是反过来说，题材对剧本的思想意义，却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葛麻》中长工愚弄财主，不可能反映阶级斗争的主流；《三家福》里的含己救人，也不可能消除人民受苦的根源。从这一点上说，作者应该努力创造条件，去写能够反映历史前进脚步的重大题材。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每时每刻都有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在产生、发展。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作者，不会躲开来，而要钻进去。选材要严，主要指的是在可能条件下，选择有意义的能反映时代主流的题材。其次，各种艺术形式对题材还有各自的特殊要求，在选材时也必须考虑。有些题材可以写成诗歌、小说，但很难入戏。传统剧目的题材虽然广泛多样，但很难找出表现生产力发展的戏来。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等古代伟大发明，从来没有写成过戏。不是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因为难以入戏。戏剧冲突本质上是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

自然界的东西不具备人的性格，所以人和自然界的矛盾，不能构成戏剧冲突，也就不能成为戏剧题材。但是，人们和自然界的斗争，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必然要联系到人和人的关系。陈景润解方程式，有人支持他，有人迫害他，光明和黑暗都曾降临他的心房。如果以人和自然界的矛盾为背景，来写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之间的斗争，或者围绕对于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态度，来表现人和人的矛盾冲突，那就完全能够写成戏剧作品了。

我们看到的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剧本，有的就是因为把人和自然的斗争作为重点，忽视了人和人的斗争，所以苍白无力，恰恰不能反映伟大变革的本质。总起来说，社会生活中凡是作者熟悉的、有现实意义的、能表现人物性格冲突的事情，就可以选做我们写戏的题材。事情有大小之分，但关键在于能否开捆得深，显示重大意义，这就要靠作者的创造性的劳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