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城中村与里约奥运会的文化自信
里约热内卢是一座两级分化严重的城市。非维拉（Favela）山上建有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时间最长，也是全巴西最大规模的贫民窟。但是眺望山下，却看到一座繁荣的现代化都市。巨大的贫富差距曾经致使许多人质疑这座城市举办这一届奥运会的资质。
2013年在深圳举办第五届主题为“城市的边缘”城市／建筑双年展期间，我曾经向来访的一位巴西建筑师Julia Tierney问过一个问题：非维拉怎么办？会不会拆迁？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下意识反应。比如在深圳，无论是位高权重的人还是普通的黎民百姓，许多人都把城中村称作“城市毒瘤”。而和巴西的非维拉比，我们的城中村可以称作天堂，因为在非维拉“脏、乱、差”尚属小事，此外的“黄、黑、毒”才是最让当局头疼的。
非维拉的贫民窟形成于19世纪，1897年，一支打完仗的军队来到非维拉山上临时驻扎下来，结果成了这里的长期居民。直到几年前贫民窟里还发生了一次暴动，遭到果断镇压，这折射出这片社区所处的困境——居民们一方面希望社区城市化、文明进步；另一方面，自己又保留着农村时期的原始性格。而大量的贫民窟又好似城市矛盾的折射——市民们一方面追求现代化；同时却又难以弥补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人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都存在巨大悬殊。
在奥运会开幕前的5年，政府就开始在非维拉山上建立了缆车，名义上是为了改善交通，但很多居民担心这是强迫他们搬迁的第一个措施。当地的意见领袖说：“政府企图结束我们的历史。”虽然，巴西政府是一个出了名的“包办政府”，它有权决定国家的大小事务，但重建非维拉贫民窟以获得投资回报的做法还是受到了质疑。这不奇怪，因为巴西政府从1930年就开始有步骤有计划的通过“城市发展规划”铲除贫民窟。
1950年有一项调查，第一次统计了巴西的100多个贫民窟的数据。这项调查指出了贫民窟居民最缺乏的东西：合理的居民密度；牢固安全的房屋；合法的居住权；齐全的配套设施；以及其它的一些城市所必须的设施。调查者认为，如果能做到上述几点，贫民窟将不再继续给城市形象抹黑。
贫民窟问题一向被视作住房问题，所以解决方案就是给穷人分配房子。COHAB公司（The Popular Housing Company of the State of Guanabara）是方案的执行者，它在1962到1965年之间，捣毁了29个贫民窟，于是产生了3万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就被安置在由COHAB公司资助建设的住房里。但这种方案还是以失败告终，因为公司提供的住房窄小、偏僻，同时还很昂贵。据统计，在1960到1970年间，政府动用军队，采取强制措施，铲除了约70个贫民窟，强制性安置了约10万人。政府的改造计划最终都失败了，因为重新分配住房的政策只能导致贫民窟的人口一次次地被迁出，然后又一次次地重新定居在边缘地带。而这些贫民窟建立在偏远的地区，缺乏配套的城市服务，这表明了市政府在改造提升城市的同时，并不关心穷人的福祉。
从以往的城市现代化经验可以看到，平民窟是由它所缺乏的基础设施来定义的。自1985年以来，里约热内卢的的改造计划稍有改观——从铲除贫民窟，转变成了提高城市化水平。
“贫民窟-社区”（Favela-Bairro）是全球最大的贫民窟改造提升工程。这个工程始于1994年，旨在改造贫民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社区。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为一些贫民窟进行了初步的技术评估，结果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匮乏：只有35%的住房有水源供给，其中又仅有25%的水源有净化处理；垃圾回收覆盖率只有33%；没有像样的街道；没有合格的下水系统；90%的住户没有法律文件保障自己对房屋的所有权。这项颇具影响力的调查给出了具体的数据，证明贫民窟最需要的是干净的水源供给，和垃圾回收体系。
作为“贫民窟-社区”计划的一部分，2011年，里约市政府给贫民窟制定了新的评估标准。在新标准之下，许多原本是贫民窟的地方，不再被定性为贫民窟。于是，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数量由1020个骤减到了582个。在一些官方文件上，政府声称很多缺陷已经所有改善：增加了电力供应、提供了干净的水源、建立了垃圾回收体系、铺设了机动车辆可以通行的公路、严格遵守土地使用法、提供了教育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
但是，贫穷不能简单地看成缺乏稳定收入，或者没有合格的社会服务。更加重要的是，穷人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没有跟富人一样的社会地位。用城市改造提升计划的支持者的那种观点，其实是把这些深层的问题等同于技术问题，例如要建立一定数量的净水设施、建立多少公里的马路、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明。
但是，如果人们真的想弄明白，为什么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规模迅速扩大，显然需要更具批判性的建议。而这一届的奥运会恰好成为探讨这一深藏在巴西社会内部，同时也是全球化浪潮之下许多后发国家的困境与挑战：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果实不能被全社会分享？为什么在一个国家可以有经济实力申办全球盛会的同时却无法让自己很大一部分国民获得温饱和尊严地生活？
巴西的艺术家、公共知识分子和激进的建筑师开始联合起来，为穷人的居住权、教育权和其他平等的权利发声。一位来自非维拉的摄影师首先点燃起一场争取“贫民窟存在感”的“审美战争”，他拍摄了数百张贫民窟居民的肖像，并将放大后的照片贴在贫民窟的墙上。其它街道上的行人路过时，都能够看到这些肖像。这些脸庞上流露出恐惧的神，他们害怕自己的居所被推倒，害怕被强制搬迁。
本图的摄影师是Vincent Moon，他是第一个非维拉贫民窟站出来发声的艺术家
要被拆迁的主演的照片和他们本人
这位摄影师说道：“我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并不反对整个城市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我们担心，在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忽视了我们的意愿。我们把居民们的肖像贴在墙上，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因为我们渴望真正参与城市的发展。我们希望自己被世界关注，希望参与城市发展，希望获得社会认同。这里最好的发展，就是在我们父辈的基础上，继续建设、改善我们所生活的社区。”
随即这样一种重新了解和体察底层生活的审美革命悄悄地上演，并迅速的获得舆论和社会各界的响应。画家和设计师们合作把破败不堪的社区街道变成了街头艺廊，社会学者和公益人士深入社区辅导和组织底层居民进行社会重建与自治运动。这一切，最终呈现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们看到主舞台的舞美背景不是炫耀高大上的现代都市，而是五光十色多元混杂的贫民窟的空间意像。这样的审美转变，传递着当代社会一个最重要的价值立场，即简. 雅各布森在她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这本书里对于什么是“城市”的定义：让所有人，不论财富、诠释、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人种、肤色或者性别有多么大的不同，都能够在这里获得生存和成功的机会。
这是抗争的街头文化的力量，巴西风格的涂鸦
里约最终没有藏起她的城中村，而是展示了她特殊的美感和亲切。她没有掩盖他们社会的鸿沟，而是承认与接纳，并让全世界共同想办法面对同样的挑战，这是多了不起的诚实态度。我们在这次的奥运会上看到了最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奥林匹克盛会的地方正是这样一种自省与批判的精神，巴西人没有因为爱国而不揭家丑，相反他们诚实坦率地承认事实，表达了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具有十足的自信。
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现贫民窟的表演
本文作者系自由艺术家，深圳市胖鸟剧团艺术总监，深圳大学文学院、建筑学院、师范学院艺术系客座教师。
本文所配图照片除特别标注外均由Julia Tierney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