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多边增长合作框架必须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张茉楠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五通”为重点内容与路径，赋予了经济全球化新的内涵。6年来，降低发展成本，提高发展收益，分享发展机遇，各方合作共识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了国家间、区域和次区域之间发展战略深度对接，正越来越成为顺应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平台，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增长的内生动力，对全球产业分工模式与国际经济格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倡议凸显新型国际合作框架的几个重要特征

“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全方位、多层次的。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远远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从合作层次看，“一带一路”从次区域、区域合作到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成为全球合作倡议；从合作内容看，“一带一路”从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硬件”建设，升级至政策协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资金人员自由流动等“软件”建设；从地理范围看，“一带一路”倡议正由亚欧大陆沿线国家延伸至非洲、南太、拉美等区域国家；从合作领域看，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全面深入展开，“一带一路”正由加工制造、工程机械、能源、农业等传统领域向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新经济领域方向发展；从合作方式看，“一带一路”从初始的基础设施合作、国际产能合作、贸易投资合作、金融合作等较为单一的方式向价值链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与能力建设等多元化、多层次合作方式演变。特别是第三方市场合作创造了国际合作的全新模式。倡导“一带一路”第三方合作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吸引了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积极参与，通过包括联合投标、共同投资等创新方式，实现了“1+1+1>3”的共赢效果。“一带一路”倡议所呈现出新型国际合作平台的突出特征，极大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和治理理念以及多边主义内涵，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案和创新途径，对于有效解决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增长问题、短板问题、动力问题、不平衡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摆脱危机后的低增长注入新动能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危机，也未真正摆脱“增长停滞”的困境。伴随经济低增长的是一系列经济活动的低水平，突出表现为：“低投资、低贸易、低资本流动、低通胀、低利率”的特征。据IMF估计，十年来全球经济水平发生趋势性下移，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不断下降。世界经济显然不仅面临金融危机带来的周期性冲击，也面临许多结构性制约，增长动能不足成为普遍性难题。受此影响，近年来，“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反投资贸易自由化政策倾向、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倾向上升，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有悖于世界合作潮流的主张抬头，世界面临向何处去的方向性选择。

正是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中国成为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六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倡议，也正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协同发展模式，通过深化互联互通机制，促进贸易投资增长、国际产能合作以及区域内部资源整合等途径，在弥补发展短板，缩小发展鸿沟，改善民生福祉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真正实现了互利合作共赢，对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释放新增长动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世界银行相关研究部门发布研究报告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可减少“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为3.2%和2.8%）和整个世界的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分别为2.5%和2.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

三、以互联互通为导向，着力弥补发展缺口与发展短板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和优先发展方向是促进基础设施和各领域互联互通。目前，“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基础设施发展依然滞后于其经济增长，且无论在质还是量上均低于国际标准，已经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制约。特别是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很大，但供给却严重不足，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成为制约发展进程的“短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依据覆盖基础设施各领域投资与GDP合意比例测算的总需求，2016年到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至少在10.6万亿美元以上，庞大的资金缺口亟待弥补。也正是在这样的困境和需求下亟待形成规模巨大的资产池，成为一种用于为包括跨境基础设施在内的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融资的“永久资本”。

6年来，“一带一路”不断创新国际多边金融合作，积极探索多方联合融资的新方式，形成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国际多边金融组织与各类商业银行，以及中国-东盟银联体、上合组织银联体、中国-中东欧银联体组成的新型国际多边投融资框架，为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需求的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提供稳定、透明、高质量的资金支持，为改善“一带一路”跨国基建发展金融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互联互通是一个广义联通概念，既包括基础设施物理性的硬件联通，也包括在政策与软件上的制度联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关税率为4.97%，而东亚与太平洋国家为8.15%；南亚、中亚地区达到14.05%与7%。政策壁垒导致的要素流动障碍同样使得“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分割。未来“一带一路”通过降低关税，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物流成本，以及制度成本，消除非歧视原则和贸易壁垒，加快“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标准、规则、法规对接，打造“大通关体制”将有望实现“软联通”。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如果全球供应链壁垒的削减能够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一半，全球GDP 预计将增长4.7%，贸易量将增加14.5%，远超取消所有关税所带来的福利收益。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ERIA）报告表明，2021—2030年，供应链壁垒和非关税措施的削减将使东盟各国GDP 累计增加31.19%，将不仅加快有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也将整体推进参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

四、改变传统国际分工模式，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共同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有利于释放联动效应与外溢效应。“一带一路”建设充分激发了东南亚、西亚、中亚、中东欧等不同区域的体量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协同优势，全面促进区域内贸易创造。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65国）全球贸易参与程度稳步提升，2017年贸易参与度达到55.2%，其重要性日趋凸显。从贸易方式看，中间品贸易成为“一带一路”区域贸易的主要形式，2017年“一带一路”中间品贸易占区域内贸易的61.0%。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比较，“一带一路”内部贸易在全球总贸易中的占比提升明显，至2017年已达13.4%，其体量已相当于欧盟内部贸易的65%。“一带一路”成为了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贸易板块，贸易红利进一步显现。

这其中，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及其“中国市场”的角色将成为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课题组研究测算结果，2017年中国中间品进口总额为9431.2亿美元,占“一带一路”中间品进口额的36.3%，其比重较2013年上升5.0个百分点。其中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3023.1亿美元，占中国中间品进口总额的32.1%。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极大促进“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与有关国家的自贸区协定，形成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以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六年来，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涵盖了38%的对外贸易额。2018年，中国签署了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结束了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谈判，启动了中国-巴拿马、中国-巴勒斯坦自贸协定谈判和中国-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谈判。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加速推动各国共同开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目前，中国正在与27个国家进行12个自贸协定谈判或者升级谈判，“一带一路”建设正加快向高质量发展。

此外，“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产能合作以及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了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此逐步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基础，促进贸易产品升级，从而避免一些国家靠单一资源出口而陷入低收入陷阱，改变一直以来仅是作为世界贸易发展的过道而沦为经济凹陷地区的局面。例如，中国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根据合作内在需要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主要以中国具有优势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在核电、铁路、通信、智能电网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这与发达国家把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做法有着本质不同，可以让更多后发国家利用全球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合作的契机实现“跨越式”发展。由此可见，“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超越了国际体系中传统的“中心—外围”格局，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传统的垂直分工模式，势必对全球价值链和产业体系重构，以及国际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五、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

践行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正成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努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愿景让发展红利惠及包括贫困国家，弥合贫富差距鸿沟，共享全球化红利提供机会。“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与联合国致力于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设备等方面帮助有高度契合之处，将有助于加快区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大类和169项具体目标落实的重要支撑点。特别是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与农、林、牧、渔方面的合作联系十分密切，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粮食安全，缩小发展差异，最终基本消除极端贫困。

但就现实情况而言，随着“一带一路”区域和范围的而扩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地缘政治复杂，基础设施从数量到质量上参差不齐的情况将进一步凸显。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还比较低，自由贸易区协定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整体较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关税及市场壁垒等问题矛盾还比较突出。因此，在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基础上，必须全面加强能力对接和能力建设，充分利用来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最佳实践经验，帮助一些相对落后国家解决监管障碍、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短缺等方面的障碍，提升要素生产效率，扩大经济发展潜力，缩小内陆与沿海国家之间的差距，减少区域间的不均衡，将“一带一路”真正打造成为更加普惠、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的国际多边增长合作框架。（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

责任编辑：秦岭 主编：商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