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尽量造大一点的船 希望下一波浪来的时候不会被掀翻”｜汉口故事①

汉正街的东南向，夹在清芬与黄陂街之间的，是大兴路。

武汉有着“买衣服去汉正街，买鞋子去大兴路”的说法。围绕着这一圈是鞋类批发交易的区域，而区域的中心，就是大兴路 37 号的银河鞋城，一栋拥有 20 多年历史的老牌商场。

赵来民的办公室在商场的顶层， 13 年前他买下了这栋楼，如今仍每天都来这里上班。办公室走进去，一间套着一间，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雕塑玉石盆栽，最里面是一个茶室。

在汉正街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温州人的痕迹，温州餐馆，温州城，浙商大厦……但最密集的仍是在鞋类批发产业，连大兴路上的热干面店老板都知道，“银河的大楼里都是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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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来民是温州乐清人。16 岁他就开始全国乱跑，内蒙古北京天津上海，学服装，做裁缝，收废铁，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

百货公司的时代，包柜台一度非常流行，亲戚厂里生产的衣服，他再拿到商场里包个柜台挂上直接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销售链条。他在北京也就做过一段时间的柜台生意。

“温州人是水中划，划到哪里就是哪里，听说朋友在这里，听说哪个亲戚在这里就来了。”

那时，他听说有一个亲戚在武汉开服装厂当老板，就跟着去了武汉帮他打工。说是老板，其实一共就三台缝纫机，脚踩的。那时他刚刚 18 岁，每天穿梭在六角亭的服装厂和武汉商场之间帮亲戚送货。

这样做了两年，亲戚感觉没有赚到钱，决定放弃不做了，打工的赵来民则顺势接手了这个小服装厂。“咱们其实没有选择的，一步一步走，就先接了再说呗。”

赵来民出生于一个渔民的家庭，父亲是当地颇受尊敬的船老大。但打渔的生活非常辛苦，“而且海里面随时会死人的好不好？”又苦又累又冻，他觉得自己不能一辈子干这个。带着家里给的一万块，他就跑出来了。

“出来打工嘛，但打工其实是为了某一天当老板。”

20 岁的年龄，当老板的机会突然就这样出现了。而赵来民接手后，服装厂的生意也一下子火爆起来，半年的时间内他赚了 20 多万。

原因归根结底，他承认，是原来的老板太过老实本分，进多少皮和料就生产多少衣服。他接过服装厂之后，很快发现市场上对服装供不应求，而三台机子的产量怎么样都跟不上了，他就直接跑到马路上，中山大道的店里，看中什么款式就买下来，“把商标一换，明天拿出去，价格标高一点自己卖。根本不用经过工厂这一步。”

这样的倒卖让他的销售量一下子大了许多，在款式上也比原来更有竞争力。服装也做，时装皮服也做，包了两个柜台，有时候一天就能卖出一两万块的销售额。

半年赚 20 万是一种不太真切的感觉——那时能赚一万两万块钱就算是很不错的。也没有所谓的“大老板”。“温州有句话，‘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白天在台子上缝纫，晚上台子下面随便一铺就可以睡了。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场景，现在他翻出大拇指内侧，仍有一个不明显的疤痕，是十几岁在内蒙古当学徒的时候，做工时太困了被缝纫钉砸的。

那时还正时兴“万元户”的说法，在老家做船老大的父亲，也算是当地很有名气的“万元户”，受到村民的尊敬。现在想想，赵来民笑笑，“我当时才应该是家里最有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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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飞机有，但银行互相不通点，这还蛮奇怪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服装生意做起来了，全国各地进货的赵来民，时常要带着几十万块钱到处跑。没有银行也没有汇票的时代，他就把现金绑在身上，上上下下塞着，时常提防着被人抢劫。

他记忆中最惊险的经历是有一次赶飞机。火车把路给堵了，只得叫辆摩的绕路到机场。当时他身上带着 10 万块的进货钱，装在一个纸袋里，还塞了一件当时最流行的，梦特娇的衣服。一上车赵来民就感觉有些不安，便故意说自己是记者，“广东的记者”。

开了一会儿，他猛地发现前后都没车了，几个人把他夹在偏僻的田间小道上。“没办法了， 10 万块钱是要命的。”他一面回忆，一面声调提起来，“那个时代谁见过 10 万块钱？”

被围住之后，他试图冷静下来，下车和几个抢劫的人周旋，还故意把纸袋的口开得大大的，丢在了车上，装作自己没带钱的样子。最后真的给他糊弄过去，在交出身上备用的 500 块之后，得以脱身。“有个人还挺好，拿走 400 还打算留 100 给我。”

实际上，那个时代奇怪的点还有很多，一切都不甚明朗，商人以及经商这件事本身，都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25 年前，我们住宾馆要开介绍信，那是要单位开的，所以做个体的都不可能。外面觉得，你们经商老板都是没职业的人。”

小时候调皮捣蛋，家里的大人就会骂道，“再不读书就送你当老板去”。那时最让人羡慕的职业是公务员，但老家这样的岗位非常稀缺。农村的孩子在地里插秧，戴着公文包骑着自行车的人过去，叮当叮当按着铃，“都是两只眼睛发绿地看着他”。

事实是，沿海地区连可以种的地都没有多少。温州人就开始寻找各样的出路，走私和偷渡一度非常盛行；而 80 年代开始，更是大批地往外跑，离开封闭的小农村。他也是其中的一员。

即便市场已经开放，赵来民也没有权力办服装厂，他要挂靠在国有的乐清农机厂下，才能去工商局注册；待到90年代自己可以办厂的时候，他仍要印很多介绍信，“嘣嘣”盖一下买一张飞机票，盖一下住一下宾馆。

“社会上有一段时间是很仇富的，也就是这十年，就是这届政府开始搞反腐之后，可能真正不仇富了。再往前中国人都觉得，老板是脑袋削尖了诈骗人钱一样的。人谁有这么强大的呢？人真的不要社会认可吗？没这么强大的，只不过你必须接受。”

有了第一桶金的基础，他的生意迅速地扩展开来。

第二年他就办了一个厂，机子从原来的 4 台增加到 20 多台，第三年翻成 100 台。三年的时间内，他靠服装厂一共赚了 300 多万。厂子也迁到了宝丰路，整整齐齐的厂房里一两百号员工日夜加工缝纫，服装款式主要是向广州看齐。也是那时，原本集中于二批货倒卖的武汉服装市场，开始出现了所谓的“汉派”服饰——即在武汉本地设计生产的一批货。

他也第一次感到，自己可能“算是真正的老板了”。

志得意满的赵来民作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开商场。尽管温州人开市场这个模式后来在全国遍地开花，但当时还很少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他记得当时自己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叫阿忠（音）的年轻人，在天津开了一个叫黄河道鞋城的商场，几万平方的面积，生意特别好。他就也想依样画瓢得也开一个，“温州人嘛，就喜欢模仿”。

服装厂 3 年和十几岁开始在外闯荡，前后十年攒下的所有钱，再加上借贷，赵来民在武汉桥西，繁华的六渡桥附近花 700 多万投资了一个一万多平的鞋类市场，选址是江汉区同益大厦，当时“武汉建得最漂亮的房子”。

与此同时，服装厂也同时在持续运作，一并两个公司， 400 多职工—— 25 岁赵来民达到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但也只用半年，他就把 700 万全部亏完了。

如果反思的话，他觉得自己当时是因为太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另一方面，他也不满足于现状，觉得一定要做得更大才可以。“企业不做大，蛮容易关门，今年不赚钱，明年不赚钱，后年不赚钱，发不起工资，三年就下去了。对于企业来说，钱就是血液。”

“你比如说我们还有办法坐在这里可以喝喝茶，干个工作，这其实你要干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这样。”

但这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市场失败不仅让他本金全部亏完，他还欠了一身的债务，服装厂因为欠钱打官司也被法院勒令停业。他一度面临要坐牢的风险。“第一个高峰咚地砸下来，就是一年不到的时间。”

当时的赵来民感到，自己已经对武汉死心。他跑回浙江，再向亲戚朋友借钱，去杭州开了一个 100 台车的服装厂，投资 100 万。不过因为生意环境水土不服，仍是半年不到又亏光了。

一番大起大落之后， 1988 年，身无分文的赵来民只得重新开始打工。他在以纺织工业闻名的浙江柯桥打工了一年，主要工作是给别人送布料，出摊，帮人每天开店关店。这也没有延续多久，他的老板第二年也不干了。他再次失业。

那年的新年，正月十五过后，家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他一个，“多丢人，你混了一辈子，还好意思在家里呆着？”

没有地方可去，也没钱租房的赵来民，只得投靠正在做服装生意的弟弟。就这样，他又回到了武汉。

3

武汉人像泥鳅一样，这让他一开始感到很不习惯。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从前繁盛的码头文化，五湖四海各样的人见多了，这里的人变得江湖习气很重。一个武汉人向他口头保证了什么，他是绝对不敢相信的。

“他们说话方式就是这样，‘我来噻！干嘛不早点告诉我？’其实这话千万别听，他就是说一说，如果你有长辈在这里，他们肯定跟你说，‘桌子上的话也算？’桌子上不是两个人说话，两个人说话还打折扣呢。”

“而且武汉这个城市，他特别欺负外地人……武汉人是这样，‘个粑粑的，乡里人给老子滚去！’武汉人还打你，上海他不打你，消灭你肉体是最痛苦的，知道么？”

他笑起来，说温州人也不是好欺负的，抱团和武汉人打群架的事情是常有的。

弟弟的生意并不大，主要是在商场里销售 10 块，30 块的廉价的衣服。但这样的铺面他们开了很多，赵来民加入之后，开始在江汉路、航空路等地段租门店，统一挂上“真丝百汇广场”的牌子，让人留有印象，感觉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连锁品牌。

其中的一个店铺开在武汉的老牌批发商城白马商场。“白马那时候很稀烂的，我在里面租摊位卖衣服，倒摊位。”他看准了市场的淡旺季节，从中赚取差价，“这个摊位去倒，转让费 1 万块，2万块，把铺面转过来，再转给别人，把那个铺面再转过来，再转给别人，慢慢地做起来。就这样子干了十年，一直在白马。”

90 年代的汉正街正处于上升期，经历了两轮大的开发改造和规划建设，形成 69 个专业市场，年货物吞吐量 150 万吨，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门面租金疯涨，一铺难求。

十年的铺面倒手买卖，让赵来民赚了五、六千万，再加上一些押金贷款，他用一个多亿的价格买下了白马商场的两层楼。

他在经营白马铺面的同时，2002 年，又租下了位于大兴路的银河大厦的一层地下室，在那里开了一个床上用品市场，“这让我真正走上开市场的道路”。然后一点一点，在 2006 年正式买下这个大楼，将银河鞋城市场升级为“世纪银河品牌鞋业交易中心”。

“买鞋不用东奔西走，银河鞋城应有尽有。”打着这样的广告语，银河成为了大兴路的标志性建筑，也给人留下了来汉正街批发鞋类就要来这里的印象。

鞋城发展得很好。直到 2013 年，此时已经是几亿的身家的赵来民又作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投资决策。他与几个温州老乡一同投资了武汉的海宁皮革城。几人一共在这个项目上投资 10 亿现金，赵来民自己则投入了 3 个多亿。

正式开业前，他还作为武汉海宁皮革城总裁接受过媒体采访。身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他说道，“我记得以前武汉人说起皮服就叫‘皮篓子’，就是一种取暖用品，‘篓子’是比较传统比较呆板一点的皮衣。皮衣的观念为什么在海宁皮革城发展得这么好，规模这么大，其实就是跟皮衣文化关系。”他还介绍，试营业当天就迎来两三万人，“超过我们厂家的的期望值”，看起来信心满满，一切都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虽然在此前已经扩张到四个城市，这个在全国范围内知名的品牌在武汉却水土不服。

《中国经营报》2016 年报道，武汉作为南方地区，冬季时间较短，对海宁皮革城销售的皮衣皮草和羽绒服等冬季服饰难以形成全年的购买需求。

而随着国家经济形势整体下行和皮革行业出现回落，加之湖北省内，特别是武汉当地存在多家冠以“海宁皮革城”的皮革市场无序竞争，武汉海宁皮革城开业一年就陷入巨大的危机和困难。

2013 年 10 月正式对外营业，历经多次经营主体变更，皮革城一直未能走出亏损困境。2015 年 8 月，海宁皮革城公司正式接手武汉海宁皮革城的管理经营，但持续亏损的商场经营情况并未出现好转，铺位实际出租率反而从此前的 93% 下降到了 65% 。

对于赵来民来说，也意味着这个项目也彻底失败，资金链断裂，他所有的投资都打了水漂。比起合伙的几个老乡，他的损失还更严重些，因为别人的资金大部分是自己的，而他则借了大量的外债。

在 40 岁的年龄，赵来民又一次破产了。四处举债，“欠银行一个多亿，欠社会也一个多亿”，他甚至想过让在外国读书的女儿休学回来。最坏的情况，他做好了入狱的打算。“这东西太残酷，它是生死边缘，就在地狱边游行——心态到财富都一样，因为有句话叫‘财命相连’”。

整个市场也在那时到达一个低谷，“银行不贷款了，整个房地产市场波动很大。国企没关系，遇到困难另一个把它一收就好，但民企很容易就死了。”

“然后中国的政策是不延续的，这届中央上来一个政策，新的武汉市委书记上来又是一个政策……贷出来的钱款，下段时间就可以突然把钱拿走，说国家有政策，觉得民营企业风险太大，房地产的风险太大，就要拿走，你拿不出来就破产。”

这更将他逼入了绝境，2013 到 2015 年这几年是他最低谷的时候，“彻底奔溃，在家呆了几年没出来。出来每天到这里（办公室）来一下就走了，回家睡觉去。”

这时他手上只剩下银河鞋城的产权，虽然押给了银行，但因为海宁皮革城最终得以转手，没有变成死债，银行允许他继续经营，并用经营所得的租金来偿还债务。而借由鞋城的生意，温州人的关系网里仍然有人愿意借他一些钱，让他能继续做一些投资。

“蛮搞笑的，就是 20 年前，我开鞋城失败了，破产。 20 年后真正让我起来的还是这些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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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距离武汉海宁项目破产已经过去六年。如今拥有 500 多家店铺的银河鞋城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鞋类市场，“它就是整个湖北省唯一的一个龙头企业”。

赵来民陆续又投资了一些房地产和物流产业，后者是与中通合作——“中通第二大股东是我们乐清的”，共同运营仓储管理的服务。后来的这一系列投资都比较顺利。赵来民感觉自己终于算是慢慢地走出了当年的困境。

想起这些事，他只是觉得自己幸运。作为在武汉时间最长的一批温州人，他看到 90% 的人都落得很悲惨，“你看我这种人，十年赚来的钱，一年把它亏掉。每次都这样，但能重新回来的又有几个？回家回不去的大有人在，因为他有几十万人在外面经商，你看不出来，都淹没下去了，一代一代。”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温州在武汉做得最大的几个老板，都在这两年陆续倒闭，做了几十年生意做到了监狱里，“有个老朋友这个月刚放出来，上百亿的，也是因为亏损，也是银行贷款还不出来，也是社会矛盾爆发。”

“莹莹你过来一下。”讲到这里，他往屏风后面叫了一句。赵莹是他的女儿。“我平时和丫头也不可能，也没有氛围聊到这些。”

赵莹从外面走进来，她今年 24 岁，留着短发。她从小在武汉长大，几年前从加拿大读书回来，现在帮家里的企业做事。

“我跟你说的两个温州人在这里是巨头，没有人不知道。那也是爸爸的同一代人啊。”他说道，“我也没办法教孩子怎么避开，我看到的就是规律……”

“那么我就看到了什么？别贷款。已经有了就珍惜，别贷款，少贷。”温州人本喜欢拿着 一块钱做一百块的生意，但现在，他说自己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这是他心态上的最大变化，“因为我搞不过政策和规律。我不见得有那么聪明，人性都认为自己聪明，自信满满，其实是最大的陷阱。”

在他看来，温州人是中国开放的先锋，最终下场却大多都这样。

在市场开放之前，温州人就已经开始了“投机倒把”的生意，“因为我们会出海，做走私对不对？海上交易，台湾过来就没人抓。”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他们到处把这里的物资卖到这个城市，再把这个城市的物资卖到另一个。我家生产，我兄弟就买我的衣服到外面去买，然后厂子才能做大，形成了一个生物链。”

“但以前说起温州是个耻辱，是挖国家墙角的人，是扰乱国家市场。”

讲到温州人的创业史，赵莹接过一句，“我觉得很奇怪，每次回去都觉得温州很破。”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每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会回温州一趟。

她戏称自己住在老家的“土豪村”，因为一路过去都是破破的，但是房子修得很好，每一家都是别墅，后面紧挨着的就是农田。周边这样的村子很多。在田地不那么充裕的村子，则盖满了自建的电梯小楼，各自靠得很近，可以从窗户伸出手碰到邻居家的外墙。

这些都是自家的土地，一栋楼不管盖得多高通常就是同一家子人，楼上楼下都是亲戚。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它们像竹笋一样疯狂冒尖生长，瓜分着温州乡下的立体空间。也能看到有些楼房盖到一半就停工了，钢筋结构都露在外面——这些往往是因为这家生意周转出了问题，拿不出装修款，直到主人再想方设法赚到钱；有的则无限期地停止下去……

“温州人没把温州搞好，在我眼中很可惜。”赵来民说，“ 79 年之前，我们这些人做走私的时候，国家就抓我们。温州人抓温州人很严格。比如我在外面卖服装，服装要离开温州，税务局的就要设关卡查你，发票呢？没有发票就没收，有发票又要问你，上税了没有？”

于是温州人就逃离本地，把厂子搬走，去周边的地区做生意，比如上海、义乌，“本来全中国最大的面料市场在虹桥，结果他又抓，这些人就跑到了绍兴，现在变成了全世界的轻纺城。”至今，温州仍没有成规模的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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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永远 99% 死，赵来民觉得自己也没有机会功成身退。即便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他仍然希望下一代人继续经商。

但他又觉得下一代人肯定守不住上一代的财富，“人都是牺牲在条件里面，环境有空调，谁愿意站在太阳底下去辛苦？”

这样复杂的期待投射在赵莹的身上，像是一个困局。

“温州人家庭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从小也没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大要做生意，但也没跟你说你长大以后不做生意；然后你再选专业的时候，你压根就没考虑过我学个什么专业，你直接就选了经济。”

她记事的时候起，家里就是在汉正街，住在旁边很近的民权路上。但家里生意什么情况她并不知道。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她一直都是住读，读完就出国了。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在寄宿老师的家里，“就记得我当时被老师家的狗咬了一口，从那之后还挺怕狗的。”

对汉正街和家里，她都只有一个疏远的印象。她很习惯独自的生活，她在一个地方做自己的事情，而父母在忙他们的事情。

但两年前大学毕业之后，父母很快就让她回来，先是挑了家律所让她实习了三个月，“所谓要被社会揉捏一番”。现在则在公司里给父亲做助理，协调工作上的一些安排的事情。

家庭的影响让她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我肯定对上班不感兴趣，对做生意再不感兴趣，就没有事情可做了，对吧？总归比朝九晚五要好一些，主要是比较自由。”

不过老一辈的经营想法，和她差别很大。在国外的时候，她觉得可以看到规范的东西特别多，一切都是有道理可循的；但当她回到国内，发现这里的民营企业并不是这样，“比如他说今天要开会，可是开会的主题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呢？他没有一个提纲，就是想到哪里说哪里，一个小时的会变成了四个小时。”

“后来在公司呆的时间久了以后就会理解。也跟做的这个行业有关，这是一个市场批发市场，对吧？然后在汉正街，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市井的地方。包括公司的很多员工，因为比如像楼管这些，人家本来就没有太高的学历，所以他的工作模式和习惯就是这个样子。”

在她看来，父母那一代就是一帮人拉拉扯扯就把一个公司开起来了，野生又武莽。赵来民直到现在也常常需要去和商户亲自谈判，“你没法坐下来这样好好说，你要把桌子一拍！然后这个事情就就解决了。”

但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她却感到了各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父亲不断向她灌输的“规律”，“大老板也倒闭了，几百亿的也一夜之间垮掉了，那我还不如在家里躺着，反正都是要倒对不对？既然这个样子我还怎么创业，我还不如乖乖的在家里躺着。”

另一方面，她也深刻地感到，似乎不论怎样，都无法做得比上一代更好。之前她考虑要加盟 LVMH 旗下的高端餐饮品牌 Cova ，也认识其在大陆地区的总代理，这是她的兴趣所在，“我当时很想做这个东西”。

结果父亲却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他和公司里其他的“智囊团”开了个会，给她坐起来分析，一步一步地在一块白板上给她演示，“意思就是我亏给你看”。信息、经验和资源的绝对不对等，让她感到很无力。

事情的后续也证明了赵来民是对的，做 Cova 总代理的公司过没有半年，就进入破产清算，那个朋友也破产了，这更在赵莹心里加深了这个印象。

赵来民接受了商业的规律，可以面不改色的提到过去的那些失败，只是在谈及“在地狱边缘”的体验时，显得有些含糊其辞；赵莹面临的则是另外一种无可奈何，她接受自己无法超越父辈的事实，就像父亲接受做生意必有一死。

“本来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然后就被他弄得很现实，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现在她亲戚全里的妹妹也陆续毕业，长辈希望她能帮忙去游说她们，“我就非常犹豫。”

“比如我有个妹妹，她想做服装，搞个服装厂这种东西，在我爸看来，这就是个没有前途的东西。是我们二三十年前在做的事情，我们从那里起家了，到了今天你为什么要回去做那个事情？”

在汉正街立足又在这里生长，他已经觉得自己是一个武汉人了，但如今，赵来民却很希望女儿能离开这里，“我爸觉得武汉环境不太好，他比较想我去深圳搞金融。”

白马那样的批发市场早已成为被淘汰的一代的记忆，银河这样商场型的市场接棒成为主流；到了近几年，武汉市政府意欲打造更高端的品牌市场，招商引入了汉正街所有市场都视为威胁的云尚购物中心，高耸的玻璃写字楼在今年开业，而银河鞋城所在的大兴路，却被列入了拆迁规划之中。

“郭广昌来了，哪还有我们的份？”郭广昌是云尚开发商复星国际的董事长。赵来民说：“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尽量造大一点的船，寄希望在下一波浪潮过来的时候，不会被掀翻。”

题图为老银河鞋城；及文内配图均来源于：张依依/好奇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