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西南联大 你想去听陈寅恪的课还是去和沈从文吃米线？
文丨王青欣
出品｜地平线工作室（ID：dpx-story）
昆明的雨季并不恼人，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没了，而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给人留着一丝喘息的空间。这里的雨季是浓绿而丰满的，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这里的草木枝叶吸饱了水份，显示出近乎夸张的旺盛。
在昆明，几乎家家户户门头上都倒挂着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好，挂在钉子上，仙人掌也是浓绿的，远远望去极青碧。
今天是个好日子，绿茸茸的小雨里，西南联大第三队师生终于抵达昆明——这一队由200名师生组成，带队的是闻一多先生和沈从文先生。这一队也是最艰险的一队（前两队到达的师生或多或少都乘着交通工具，只有这一队完全是徒步），行程32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
（联大第三队师生抵滇）
一个满脸胡须的大叔走在队伍最前头，想来是闻一多先生。先生在路上蓄须明志：赶不走日本人，就不剃胡子，看它能够长多长！
这些风尘仆仆的徒步者看着委实有些邋遢，他们在路上经过的多是西南偏僻的村野小镇，虽然沿途的村长、保长都敲锣打鼓告诉村里人好好招待学生、不准哄抬物价，然而地方太小还是不够住。所以有些人就只好住在牛棚羊圈里，风餐露宿地赶路。路上雨水也多，一开始他们披着雨衣，后来嫌麻烦，耽误赶路，就干脆淋着雨走，晚上在火堆旁边烤烤也就过去了，所以辛苦了些，也狼狈了些。
（蓄须明志的闻一多先生）
虽然辛苦，师生一起走，互相作伴，也很是快乐。11级的学生穆旦（原名查良铮）出发前在长沙买了一本英文小字典，一边走一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到昆明的时候，字典已经都撕光了。
闻一多先生时年虽然已经40岁，不过一路走来依然意气风发，沿途画了50多副写生画，甚是传神。
抵达后的学生们稍作休整，就被分到了大宿舍里，20张上下床，40人一间。学生宿舍简陋，顶上铺的都是茅草，经费有限，只有图书馆和教室才被允许装铁皮顶子，一下雨水珠就淅淅沥沥往下掉，但也没人抱怨——这是大建筑家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所能达到的极限了。梁先生甚至为此委屈地去找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抱怨，梅先生也不恼，只说就是没钱才找你和林先生设计。一句话把梁先生堵回去了。
（西南联大校区）
食堂的饭也不好吃，米饭里掺了石子儿和老鼠屎，最难过的是还不管够！像杨振宁这样的半大小子，饭量正大，只能想个办法，每次先舀半碗，快速吃完之后再去舀一碗，否则饭就被盛光了，但就这样也才只能勉强吃饱。
不过正当雨季，昆明出菌子，价廉味美。联大也炒一碗牛肝菌放在食堂桌子上，色如牛肝，滑、嫩、鲜、香，放很多蒜瓣一起爆炒，极鲜美，每次上菜必哄抢一空。
整顿好之后，各个院系都陆续开课了。为了躲警报，联大的上课时间也相应作出了调整，上午6、7时开课，10点下课所有人离开学校躲避空袭，下午再恢复上课直到晚上。
虽说上课时间有些早，但联大的物理课是不允许迟到的，否则严厉的先生绝对不是好相与的。
吴有训先生的物理课上，一个同学忘了关实验用的煤气，吴先生严厉批评了他。结果这学生不记事儿，第二堂课他又忘了，先生于是不留情面地告诉他：“你不要再进实验室了。”这意味着实验成绩是零分，物理总成绩于是无法及格，而必修课不及格意味着这个学生只能转系离开。
刘仙洲先生的课也很严厉，先生总是准时走入教室，关上门开始点名。迟到的人要么站在门外听，要么满脸羞愧地走进来接受一顿训斥。
在联大读理工科可得当心，稍不留神就是不及格，甚至零分也是有可能的。工科考试计算题多，计算的工具是计算尺，用这个可以算出很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严，时间短，这就需要学生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试，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学生王希季在学校就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虽然很久以后他获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但这个“零蛋”想必他会一直记得，因为着实挺丢人的。
（化学系的学生正在做实验）
相较而言，隔壁哲学系和外文系的考核方式要稍微轻松一些。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写期末论文。
哲学系的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比方说，老师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讲出来，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一一说明，带着学生一起思考，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答案和考试大纲。所以哲学系虽小，学生虽少（有一年只有4个人），但却是联大的一块金字招牌，加之还有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等大师坐镇，是断断不能被忽视的。
外文系系主任是叶公超，留洋回来的高材生，可从穿着上一点也看不出来。先生总是穿一件朴素的长袍大褂，袖子低低垂下来，双手背在身后，手里捏着个本子，是个英文写的剧本，“摇头晃脑”地就进了教室，颇有点旧式文人的派头。
他第一节课在黑板上写一句：“I am very well”，请每个学生大声读一遍，根据读音可以准确判断每个学生的籍贯，分毫无差，学生们这才服气。往后的课上，叶先生一个个纠正学生的发音，期末考试也是把学生叫进办公室，喊他们读一段英文。
外文系简直是联大的明星院系，吴宓先生讲的课是《中西诗比较》，卞之琳先生上《英文文学》，钱钟书先生也待过一段时间。更不提还有很多外教，英法德语门门都开，不定期还会有梵语课，端的是群星璀璨。
（留学期间的叶公超先生）
还不得不提的是文学系和历史系。沈从文先生在联大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沈先生讲课湘西口音很重，毫无章法，不喜引经据典，但往往能深入浅出，余味悠远。
他给学生布置很具体的作文题目，有一个是“你们家的庭院里有什么”，有好几个学生写了不错的散文，沈先生都自付邮资，帮忙寄出发表去了。
沈先生藏书多，不仅自己看，也大方地借给别人，从来不记谁借了什么，什么时候还。后来联大“复员”，好多同学的行装里都带着一两本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运气好一些的同学，借到过沈先生题过题记的书，有一本书后面沈先生题的是：“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
沈先生善谈天，话题很多，很杂。他谈徐志摩先生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
谈梁思成先生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先生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
谈得最多的是金岳霖先生，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外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
历史系有国宝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刘文典先生，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师，所以每每上课，其他院系的学生慕名而来蹭课的也多。钱先生的课总有很多校外旁听生，逼得钱先生不得不爬上学生的课桌“踏桌而过，使得上讲台”。
陈寅恪先生的课就稍微好一些了，开学的时候往往有很多同学慕名去听陈先生的课，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然而并不能听懂，往往过了学期前一两节课之后，教室也就空了大半，只剩下少数真正听讲的学生，这个时候去蹭课就是有座位的了。
（西南联大学者群像，一排左起第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右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十点钟，跑警报的时间到了！
开头几次大家还有些慌张，在老师的带领下往郊区跑。陈寅恪先生眼神儿不好，一个人跌跌撞撞在人群里摸着走，刘文典先生与大伙一道跑出校园之后，突然想起陈寅恪先生还在里头，赶忙跑回去找到陈先生，架起他就向外跑，一边跑一边喊：“保存国粹要紧！”。
还有金岳霖先生，他每次跑警报都要抱着他的那只大公鸡，警报一响，别人是带书，金先生是抄鸡，也算是联大一景了。
跑了几次之后，联大的学生已经跑出经验来了，训练有素，不慌不忙的。最常跑的一个“点”是在古驿道的一侧，紧挨着语言研究所资料馆。那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林子，树下有一层厚厚的干松毛，软乎乎的，散发着浓郁的松脂味儿。
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这里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就是麦芽糖，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大木盘子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子就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硬得很，吃的时候要当心磕着牙。
女同学们还爱吃胡萝卜，那时候联大学生普遍都穷，胡萝卜价格低廉，甜脆可口，女同学们听说胡萝卜能驻颜，纷纷买来吃，一到跑警报，就夹着一大把胡萝卜上山去了。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有个广东来的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回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合影）
跑警报结束以后，上完下午的课，晚饭时间最是热闹。联大的学生都喜欢“泡茶馆”。学校穷，晚上不给灯，图书馆座位有限，很多学生就跑到联大门口的茶馆子里去坐着。5分钱一壶茶，可以坐上一整天。
这里的茶馆墙上贴着“莫谈国事”，但学生往往视若无睹，泡一壶茶，吃俩烧饼，看一会书，和同学们谈天说地，最是惬意。
联大门口的文林路上有好多餐馆子，有些点心店卖月饼桃酥萨其玛之类的，都装在玻璃匣子里，有闲钱的同学往往去买一两块解解馋。
沿着文林街走，运气好可以碰到沈从文先生，沈先生对物质生活要求极低，晚饭去街对面的一家馆子吃，每次都叫一碗米线，心情好的时候加一个西红柿一个蛋，稀里糊涂就灌进去了。
有时候沈先生也去玉溪街的米线铺子改善生活，叫一盘子凉鸡，打一碗酒，不过沈先生爱学生，他只拿盖碗盖子喝一点，剩下的都叫他的学生汪曾祺一个人喝了。
（沈从文先生和汪曾祺先生）
茶馆子泡完，联大的一天也就结束了。
返回宿舍，夜已经深了，枕头有些湿漉漉的，原来是昆明又飘起了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