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的科学世界：登高之路 青年时代的愿望
玛丽内心矛盾，非常为难。最后，终于做出了拒绝的回答。但是她答应从国外对实验室的工作加以指导，并且建议由她的两名最好的助手――波兰人达尼什和维丹斯坦因去担任主任。一九一三年，健康情况还很不佳的玛丽到华沙参加镭学实验室的开幕典礼。在挤得满满的大厅里，玛丽生平第一次用波兰语做学术报告。同年七月，巴黎的镭学研究所也落成了。在楼房的正面墙上用石头镌刻着；“镭学研究所——居里馆”这是一座壮观的大楼，明镜般的大窗子里，夜晚灯火辉煌。瑞果教授已经搬进去了，他和助手一道开始在那里工作。几个月后，玛丽也要把自己的物理仪器搬到比埃尔·居里大街的新实验室去。
一九一四年战争的爆发，使一切计划都化为泡影。战争刚进行几个月，巴黎就面临着入侵的威胁。当巴黎的老年人和青年人都奔赴前线的时候，玛丽已经无法再留在实验室里研究学问了。她关闭了实验室。把那克以莫大代价换来的镭转送到波尔多（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大城市）去，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又返回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没有人想到要为后方医院和野战医院装备X光透视设备。玛丽按照自己的首创思想，搞来了二十部私人汽车，组织了一个流动X光透视急救队，她自己亲自带队。她乘坐一辆老式的雷诺牌汽车，到了最危险的凡尔登（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城市）前线。
对这位鬓发斑白的瘦削妇女，战地救护所和野战医院的战士们已经很熟悉了。她同她的汽车总是随叫随到。她还经常亲自为伤员透视。学者的冷静和一丝不苟以及护士那种真诚体贴精神，在玛丽的身上完全融为一体。不久，整个前线都认识了玛丽的汽车，战士们亲切地称它为“小居里”。在自己遍体鳞伤的汽车里，著名的居里夫人赛着一件军大衣过夜。当司机不在的时候，她常常自己亲自开车，这一切已经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奇了。人们还常可以看到她冒雨站在泥泞的马路上，在敞开的汽车头前弯腰检查冷却器，或是在艰难地拖拽新的汽车轮胎。玛丽对体育的爱好和善于应付各种情况的能力，在这次战争中帮了她的大忙。
她珍视妇女的勇敢精神和独立自主性，她也用这些品质去培养教育自己的女儿们。她的大女儿伊伦，当时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姑娘，她也在一辆“小居里”上工作，驰骋在战争前线。除了流动X光透视急救队以外，玛丽还建立了二百二十个透视站，并且为这些透视站培训了管理干部。大战的结束和波兰的独立，为玛丽带来了双重的喜悦。一九二0年玛丽给哥哥写信说：“在奴役中诞生、在禁锢中生存的我们，即将看到我们所憧憬的祖国复兴。本来我们自己并未指望会赶上这一天，只望我们的孩子能看到它。然而，这一天居然来到了我们面前。我和你一样，相信我们的未来”远离祖国，在异国他乡工作的玛丽，从未停止对祖国的怀念。建设华沙镭学研究所的想法，一直在她脑海中萦回。
意料之外的美国之行，把这个计划推迟了几个月。这次旅行是那样富于浪漫色彩，简直象传奇一样。一天早上，著名的美国女记者梅洛尼夫人出现在玛丽的实验室中。梅洛尼夫人是玛丽的热情崇拜者，二十年来一直渴望能见到她。她从交谈中得知，著名的镭的发现者不拥有任何财富，也没有从自己的发现中获得任何物质利益，她感到非常惊奇。玛丽严肃地说道，“镭不应该使任何人发财。镭是一种化学元素，应该属于大家。”这个回答使女记者怅然若失。“那么，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任你选择，你最愿意要什么呢?”“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梅洛尼夫人后来在自己的日记上这样写道，“然而却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对这位美国女人的“愚蠢问题”，玛丽略为迟疑了一下，答道：“我很想能有一克镭进行科学研究。我不能去买它，对我来说，它太昂贵了。”用巨大劳动换来的唯一的一克镭，玛丽已经把它交给镭学研究所，用于医疗方面了。梅洛尼夫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知道美国人民崇敬居里夫人，那么美国人民难道不能向居里夫人赠送这样一件礼物吗？回国以后，梅洛尼夫人以美国人特有的那种气魄着手这项工作。在美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出现了“居里夫人镭基金协会”。转眼间一年过去了。玛丽已经忘却了自己同美国记者的谈话。这时候，她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信上说她渴望的一克镭已经有了，将交付她支配。崇拜者们邀请她去美国，从总统手上接过这一礼物。
一九二一年五月，相当讲究的远洋轮船“奥林匹克号”，把玛丽和她的女儿们带到了美国海岸。纽约人民穿着节日盛装，手持花束前来欢迎她。所有工会都派出代表团前往迎接。乐队里鼓乐齐鸣，五彩缤纷的美国、法国和波兰国旗迎风飘扬。巨幅标语牌上写着欢迎“人类的造福者”。二百名银装素裹的妇女和姑娘，向玛丽身上抛撒着红白两色玫瑰花瓣，这是旅美波兰侨民的欢迎队伍。在玛丽经过的所有火车站和所有码头上，都有法国和波兰国旗同美国国旗并排在空中飘扬。伟大的学者玛丽·居里是属于全世界的。美国的每一座城市都盼望能在自己城里看到她。每一所大学都渴望能荣幸地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五月二十日，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向居里夫人赠送了礼物——一克镭，更确切地说，是这克镭的象征物。镭这个“客人”太珍贵，也太危险了，不便于亲自出席这样隆重的集会。它正呆在工厂里，藏在一个镶铅的锦匣中。在华盛顿桌子上摆着的，只是它的象征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美国总统哈定授予玛丽一把开锦匣的小钥匙和一份赠送证书，证书上面系着三色绶带。艾芙在叙述这次旅行的时候，描绘了一个细节。在举行赠送仪式的前夜，玛丽看到了赠送证书，她当场声明说：“这个赠送证书必须修改一下。美国贡献的镭应该属于科学，应该是送给我的实验室的礼物。如果按现在这种说法，就意味着我死后这克镭将成为私人的财产，也就是我女儿们的财产，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还可以找到公证人吧?”
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费了很大劲儿才找到公证人，把赠送证书按照居里夫人的愿望作了修改。对这次美国之行，玛丽的感想是各种各样的。那儿有精良的科学试验设备，有那么多采用镭进行医疗的医院，而一九二一年的法国还没有一所专门治癌的医院。波兰就更是无从谈起了，那里甚至连镭学研究所也还没有。这不免引起玛丽一些不愉快的联想，如果当初她和比埃尔申请了专利权的话，那么用所得资金在法国和波兰该能建设起多少个实验室、研究所和治癌的医院呀？！难道我们抛弃这笔财富是对的吗？从美国回来后，玛丽在自己的一篇日记中谈到这个问题，并且最终找出了答案。“尽管如此，我仍然深信我们做的是对的。”她这样写道，“毫无疑问，人类需要讲究实际的人，这种人能从他们的工作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在不忘记大众福利的同时，仍能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然而，人类也需要幻想家，这种人醉心于发展一种大公无私的事业，因而无暇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亳无疑问，这些幻想家不配享有财富，因为他们不渴望发财。然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应该为这些工作者提供条件，以便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使他们摆脱物质忧虑，能专心从事研究。”
玛丽自己就是这种“人类需要的”幻想家之一。她从切身经验中得知，这些幻想家——学者们，由于轻视物质利益，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于是她尽一切努力，为这样的学者们创造一个使他们“摆脱物质忧虑，能专心从事研究”的生活条件。玛丽是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最积极的委员之一。她以最大精力从事国际科学补助金的组织工作。“难道委员会的宗旨不是首先帮助发展科学才智吗?”玛丽在一篇总结报告中发问道，“我认为，使人成为学者的才智，是异常珍贵和罕见的财宝。听任它毁灭，是荒唐的犯罪行为。应该把所有的才智联合起来，加以精心保护，并且为他们提供各种发展条件。”艾芙写道，“作为巴黎镭学研究所多年的所长和巴黎大学的教授，玛丽有很多机会可以把自己的深刻信念付诸实践。大学生和研究生们热爱她，不是没有理由的。玛丽真诚地为他们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而高兴，一向把他们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
对自己生活中的物质困难，玛丽是从不介意的，然而她千方百计地为有才华的学生去谋求助学金。为了保护未来的科学家，她能够一直找到最高机关去申诉。她培养了几代学者。难怪她的一位助手在听到她去世的噩耗时大惊失色，绝望地喊道：“一切都完了！”从美国回来以后，玛丽一直惦记着在华沙建设镭学研究所的事。她利用几次回国的机会，做了巨大努力，来促进这个想法的实现。困难是巨大的，年轻的共和国十分贫穷，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的问题。但是玛丽并不气馁。她借助姐姐德乌斯卡医生的帮助，动员所有的社会力量。她竭尽全力地宣传建设研究所的意义，同时也毫不吝惜自己的金钱。一九二五年玛丽乘车来到华沙，参加研究所大楼的奠基典范礼。
几年过去了，研究所的工程已经进入尾声。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搞到最重要的东西——镭，研究所必须用它武装起来，它是从事研究工作和实施镭医疗法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时候，玛丽又一次想到了她的忠实朋友梅洛尼夫人，决定再次向她求援。美国第二次向玛丽赠送了礼物―一克镭。玛丽又去了一次美国，这次是以波兰的名义向美国表示感谢。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玛丽来到华沙，参加镭学研究所开幕典礼。望着那座漂亮的大楼，那和谐的线条，按最新卫生要求设计安装的宽大玻璃窗，玛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想，多年来欠祖国的债终于偿还了。青年时代的愿望——用自己的知识为祖国服务——也实现了。这是玛丽最后一次来华沙。好象她已预感到了这一点似的，在离开华沙的那天清早，玛丽独自一人来到维斯瓦河边散步。同一天，在给女儿艾芙的信中，她努力描绘了这条河异常迷人的风光，信的结尾这样写道“克拉科夫（波兰的第二大城市）有这样一首赞美维斯瓦河的歌，歌中唱道：‘谁要是爱上了你，死也不会忘怀’。我觉得这话十分贴切，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