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加拿大女孩学会中文 是我兼职期间最自豪的事

“伸出舌头。”我要求道。

小学生睁大眼睛，吐出舌头，手掌像耳朵那样忽闪着，做了个鬼脸。

“点十下头。”她说得磕磕绊绊，但笑得狡黠。

于是我老老实实地照办。

新华社资料图

我的研究生专业是“对外汉语”，没错，就是那个教外国人学汉语的专业。不过，我没有真正考虑过做对口的工作，性格使然，我更喜欢和文字打交道。

文字工作者大多清贫，初心虽然片刻不敢忘，却也不得不为生计考虑，力争做一个“花开两朵”的“斜杠青年”。无限犹疑仓皇与一路跌跌撞撞暂不细表，总之，我终于养成了做教师的新技能。但是说到对外汉语教学，我不得不赧然承认，自己没什么经验。

诚然，读书时有教学实习的要求，但那时我的本职是学生，毫无经验就匆匆上了讲台，学生水平都不错，讲得平庸也不至于耽误他们进步。我觉得那一个学期，自己大概像被秋风裹挟的蓬草，身不由己地转啊转，栽了几个跟头，晕晕乎乎地就过去了。

所以当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学汉语的加拿大小姑娘时，我就理所当然地把之前稀里糊涂的教学经历弃之不顾，而将小姑娘视为本人对外汉语教学生涯中第一个真正的学生了。我花了十二分的心思教她，她也迅速从不能开口变得可以跟我简单对话了，于是在我心里有了一种微妙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我事先跟小姑娘的妈妈通了邮件，了解到小姑娘七岁多了，自幼上双语幼儿园，上学后也坚持学汉语。我将邮件中汉语学校的名称来回看了几遍，那是一个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汉语名字，我从对方的语气上体味到一种感觉：这所学校在当地是颇有名气的，似乎单凭这个名字，就可以彰显小姑娘的汉语水平了。

眼见为实。第一次上课，重点便是摸清她的汉语水平究竟如何。本来指望过一阵子才能听到石头落入水井的声音，岂料那根本不是一口井，只是地面上一道浅浅的划痕。尽管小姑娘与我初见时太过羞涩，外加汉语学习中断了几个月，有些“口生”，但我很怀疑，所谓的“双语幼儿园”，不过是园方的一个噱头，而那所汉语学校，极大概率只是哄着孩子们开开心心地做游戏，略知道几个词，会数几个数，能用“你好”“再见”打招呼，仅此而已了。

小女孩的妈妈希望以专题词汇为纲，这我可以理解，语法和句型是语言的骨架，词汇则是语言的血肉，也是最容易进步的地方；在词汇上花钱，是最务实的选择。然而语言的骨架，也得给她搭起来。我参考各种教材中的语言点，自行设计课程内容，还向我三岁的外甥女借来了她口中“‘小时候’的绘本”，有了一个个可爱的故事情境。

读书时学到的一系列概念：全身肢体反应法、听说法、复现率、操练、动机、主动词汇、被动词汇……一个个涌入脑海。“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诗虽然说得浅近，却真是不刊之论。要想把教学法和注意事项一一落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内容上牵连映带、重出复现，形式上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着实要费一番脑筋。

当老师是个体力活儿，我早有体会，像我这种中气不足的体质，连续激情洋溢地讲上两个小时，一整天都会疲乏懒怠。如此看来，我把每周两个小时的汉语课拆成三次，实在是明智的选择；对方能够接受这样的“零散操作”，也是因为加拿大因疫情停课，小姑娘时间充裕。然而身体的疲惫并不能带来晚间的优质睡眠，视频画面里，小姑娘早晨起来哈欠连连，而我的情绪过于高涨，大脑很兴奋，课后入睡往往有些困难。

小姑娘十分聪明，进步很快，六七次课后就学会了“一只青蛙一张嘴”的顺口溜，九次课后已经可以复述一个简单的小场景了。我很自得地想，我做老师大概是有几分天赋的，读书时只试讲了十分钟，老师就评价我“教态自然”。小姑娘在我的带动下也很快放开，不仅能故意“折腾”我做动作、说出我计划之外的汉语句子，还会兴奋地告诉我她快要过生日了，当然，是用英语。我便顺水推舟把下次课的主题改成了“过生日”。

小孩子总是充满玩闹逗趣之心，她对诸如“捏着一只臭袜子”“拍拍屁股”这类表达兴致盎然，每次说出来都要配上动作和表情；“站起来”“趴下”等趋向补语，也能被她演练出窜高纵矮的欢腾热闹；说到生日聚会上的“气球”“生日礼物”，她便把自己的气球和礼物拿出来一一展示、述说。我妈这位退了休的人民教师虽然没见过我上课，却从我兴致勃勃的描述中见证了我的成就，给了我“认真负责，因材施教”的评语，也难怪小女孩的妈妈急着要预付几个月的课时费了。之前我认定自己的气质是老少咸宜的，现在大概可以说是“中外咸宜”了。

以前总有人当面恭维，我们这个专业的人英语一定好，而我每次都要解释，好的汉语老师是不需要说任何外语的。若以此论断，我还真算不得好老师--以前上英语课，我也没有这么密集地说过英语。不过随着小姑娘汉语水平的提高，我的英语大概会慢慢功成身退的。

如果说作为兼职对外汉语教师的我还有什么不足，可能就是为给小姑娘操练到位而时常拖堂了吧。不过拖堂似乎是中国老师共有的怪癖。既然我只是兼职，那么眼下不知道如何在恰当的地方及时告一段落，大概也是值得谅解的。

（北京晚报 作者：管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