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汶川地震后的十二年

2008年5月12日，14：28分，坐标汶川。

在家的我没有在教室里的同学一样看到灯和电扇的晃动，却也感到了整栋楼在晃动。

随后新闻爆出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举国同悲，顷刻间汶川与全国联在一块，多救出一个人，就多一个希望，多一份感动，也许只有那时候，盯着新闻看到的消息，感慨生命的顽强、生命的可贵。

转眼十二年过去，今年的5月12日，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除了在微博上转发蜡烛，为曾经发生的一切纪念外，那场灾难，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对于我们而言，5.12的震感可能都没有2019年12月26日孝感的那次小地震来得强烈；对于我们而言，2003年的SARS印象中只剩下进学校前需要测量体温，以及“果子狸”这样一种生物；对于我们而言，处于信息高度爆炸化与碎片化的时代，想要在脑袋里留下对某件事情的深刻印象，实在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人类之所以只是人类，是因为人类并没有办法在感性与理性中做到极致，因此才会区分感性与理性。但是实际上，极致的感性与极致的理性本就是互通的，能够站在所有人的角度上、甚至周围围观群众的角度上去考虑他们的感受，然后以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去不带任何私心地解决问题，这是感性与理性最终共通的交点，然而绝大多数人类都只能够做到一半，要么考虑到大家的感受，最后以自己认为的最好的方式去处理；要么按照自己认为绝对公平的方式去处理，却无法顾及到所有人的看法。

能够做到极致的，不是人，是神。

因此人类本身的弱点决定了，我们很难能够一直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们很难真正融入到面对问题的人的立场当中，他们需要面对什么、他们周围是怎样的环境、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想会那么做。

在安慰他们时，我们只能遥远地说一声，“加油！”安慰人的方面，我们似乎也只能这么做了。

就像12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为汶川当年遭遇的一切表达哀思之时，我们很难再去理解当时面对这一切的人们，现在内心究竟是怎么样的感慨，他们或是丧失了至亲、或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我们不是他们，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的12年，我们没有办法，也无能为力。甚至因为一部《唐山大地震》，我对于唐山地震的感慨，要比汶川更多更多。

年初时说过，2020年在武汉发生的一切，很多年后也可能只会让人记得当年的武汉曾经为了抗击疫情承受了很大很大的损失，但是对于这一代亲历灾祸的人而言，这一年发生的事情，他们可能会记得一辈子，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对他们的影响也会是一辈子。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汶川焕然一新，感慨城市飞速发展一般，也许12年后的大家，在互联网上转发着蜡烛为今年发生的一切而默哀，感慨武汉经历这样一场疫情后仍然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会牢牢记住，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类终究是健忘的，对于没法设身处地感受到的东西，对于没法刺痛自己的东西，无论当时的情绪多么强烈，时间久了都会淡忘。就好像我们可能会忘掉生活里很多美好的东西，而对于伤害自己的人，却永远记得清楚。这是人类最根本的，自我保护的意识。

也仅仅是在2020年，亲历过一场浩劫后，我才明白，对于12年前身处汶川的所有人来说，也许不再提及，才是最好的。

我们认为铭记是对他们的尊重，可对于他们而言，回忆过去可能并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