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他的孤独学校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立即停止已经实行近10年的“撤点并校”，提出“保障农村适龄儿童就近上学的基本原则”。但魏少锋身边的邻居、玩伴依然在不断离他而去，甚至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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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玄增星

编辑 | 陈 卓

在江西省九江市三桥村的中外运敦豪小学，13岁的魏少锋就像校园里高高竖着的旗杆一样孤单。

每学期开学第一天，他总是独自一人站在升旗台下，扬着脏兮兮的小脸，右手高举过头顶，行着不怎么标准的少先队礼。年过六旬的于学全和罗修应是他的老师，分别站在旗杆两侧，一人用满是皱纹的双手紧紧扯着绑国旗的绳索，一人举着手机，扬声器里传出国歌的旋律。在这个原本能容纳几百名学生的校园，即使手机音量已经放到最大，歌声依旧显得有些微弱。

仪式结束，他们一起走进距离旗杆最近的那间教室。在这所小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学生了。

2017年11月20日，江西九江，虽然只有一个学生，教学依然很正规。

视觉中国供图

差不多10年前，这栋有两层楼、10个房间的学校还能把每间教室都装满学生。同一面国旗下站着300多人，一起把右手高举过头顶。跑步时他们会踩到彼此的鞋跟，坐在后座的孩子有时偷偷在前座的衣服上画画。

后来，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数村民都在县城买了房，孩子也跟着父母一起离开了村子。学校办公室的抽屉里至今留着前几年老师的课程记录，前一学期还用红笔记着8个学生的成绩，开学后就只剩下6个。

跟这所学校一样，魏少锋的世界也不断有人离开。最早离开的是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家里太穷，母亲就离家出走了。随后几年，爷爷奶奶也相继离世，只剩下父亲跟他生活在一起。父亲是个泥工，却终日游手好闲，还曾盗窃，自称有精神问题，不到40岁就成了低保户。

周围的邻居陆续搬到县城去了。2013年，魏少锋刚上一年级，班上有两名学生。过了两年，他唯一的同桌也跟着父母去了县城，整个学校就只剩下他一个学生了。

村子的同龄人里，只有他走不了。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魏少锋和父亲依然住在一间低矮的砖房里，房子的顶棚和外墙还是政府出钱修的。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不到20公里外的九江市。去年魏少锋过生日的时候，姑姑带他在县城花二三十块钱买了个小蛋糕。没有蜡烛，也没人唱生日歌，但他觉得那是最幸福的一天，那个小蛋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在村子路边开小超市的老板经常能碰到这对父子，他们通常手里攥着几块钱，买烟、酒和方便面。因为营养不良，13岁的魏少锋身高还不到1.1米。

除了位于三桥村的这所小学外，其他最近的小学在三四公里外。山路不好走，家里更没钱让魏少锋住校。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学”，九江市狮子镇中心小学决定为他一个人打开中外运敦豪小学的大门，并给这个唯一的学生派去了老师。

尽管只有一个学生，但跟其他拥有成百上千学生的学校一样，这里的一切运行都严格遵循着规定。没有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学校的所有事务都由中心小学直接管理。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值日表，罗修应负责每周一、三、五的校园卫生，剩下两天由于学全负责。

每到新学期开学，两位老师都会骑着电动车，跑上几公里山路到中心小学领新发的课本和教具。期末的时候，他们也会去领统一出题的试卷和《致家长的一封信》。每天的记录表上，“应到人数”和“实到人数”后面总是认认真真写着“1”。

2018年2月1日是考试的日子，也是魏少锋四年级上学期的最后一天。他一个人坐在几十平方米的教室里，天花板上吊着4个风扇，细长的灯管排了8根，桌椅却只摆了一套。他歪着头，一笔一划地写下答案，戴着老花镜的老师在他身后弓着腰看。

维持这一个人的学校并不容易。在三桥村，魏少锋是出了名的“不听话”。每堂课40分钟，他的注意力只能维持大约10分钟，上一会儿课，就要跑出去打球。他在课上爱吃零食、玩手机，夏天太热，就把衣服和鞋子都脱掉，赤脚踩在地上。

他经常嬉皮笑脸地冲老师喊自己在网上学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不交作业是好汉！”网络几乎是他通往外界的唯一方式。学校里没有英语课，他就自己在手机上看直播视频时学了几句“Hello”“apple”“Thank you”，还有几句骂人的话。

期末考试这天，语文考试的作文还没写完，魏少锋就把笔扔在一边。“不考了，不考了！”他一边喊，一边冲进空荡荡的校园。课本、练习册和字典被他凌乱地扔在水泥地上，一件外套已经满是尘土。

两位老师都已年过60，面对学生的任性，他们大多时候只能在每周的记录表上无奈地写上“讲学无效”，最生气的时候，也只是在后面详细地记下魏少锋干的“坏事”，比如“上午学生玩气枪，打老师，没有上课。下午又和周边小孩玩泥巴，没有上课”。记录表会定期送到中心小学，但面对这个调皮的孩子，没人能想出更有效的管理方式。

魏少锋曾被姑姑带到县城读了半年，班上有十几个同学，下了课会一起“踢球、摔跤、打架”，后来因为父亲出不起伙食费，只能回到村里这所孤单的学校。

在这个孤零零的校园里，最基本的安全问题都能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孩子父亲的，另一个是当地派出所的。前一个号码很少起到应有的效果。为了及时下达通知，罗修应有时不得不亲自跑到魏少锋家里，常常看到他父亲半躺在床上——那几乎是家里唯一的家具了。身旁是三四个酒瓶，地上满是烟蒂，已经被踩得扁平。

在狮子镇，只有几个学生甚至没有学生的学校并不罕见。现今中心小学管理的9所学校中，6所有学生，3所没有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也不超过200人。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立即停止已经实行近10年的“撤点并校”，提出“保障农村适龄儿童就近上学的基本原则”。但魏少锋身边的邻居、玩伴依然在不断离他而去，甚至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根据三桥村村委的统计，这个户籍人口2500多人的村子，如今常住人口不过二三十人，而且大多是老人。平时老人们爱在一起打牌、打麻将，5张麻将桌就能聚齐所有留在村子的人。在这个安静的村庄，学校的铃声显得格外清晰。

罗修应和于学全每人每月的返聘工资只有800元。几乎每天，他们都要骑上电动车，从县城一路到村里，去给魏少锋上课。20分钟的路程，电动车两旁的楼房慢慢变得矮小、稀疏，路边从高大的行道树变成从土坡上耷拉下来的香茅草。县城的房产广告东一块西一块地覆盖了村头宣传栏里的斑驳标语。

狮子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周兰亭粗略算了下，为了维持这所学校运转，中心小学一年就要花费上万元。在这两位老师之前，学校只有一位退休老师在教魏少锋，没过多久，那位老师就离开了学校，再也没有回来。中心小学校长于德江说，因为孩子太调皮，年轻老师根本不敢接任，怕管不了，还有人说“如果派我去，我就辞职”。

来三桥村之前，罗修应满怀信心地想，自己“连40多人的大班都带过，1个人的班还带不了吗”。他是狮子镇人，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当老师，至今已有40多年教龄，在好几个小学当过校长。

可来了没多久，他就不想干了。“要是孩子出点什么问题，谁敢承担这个责任？”每次在安全工作责任状上签下自己名字时，罗修应心里总是有些发慌。

但是罗修应也有舍不得的地方。在这所空旷的学校，于学全会在体育课上帮魏少锋做仰卧起坐。音乐课上，罗修应会用手机给魏少锋播放儿歌，俩人还会对唱。魏少锋嗓子不错，他说自己将来想成为一名“歌唱家”。课文也朗读得很好，教语文的于学全说他“有轻重缓急，表情到位”。只有两把椅子时，魏少锋会让老师先坐。知道他经常不吃早饭，老师会顺路带些吃的。

只是有时，魏少锋会把球扔在一边，嘟囔着“我一个人不好玩”。大部分时候，他唯一的玩伴是村里一只白色的小狗。每当中心小学举办集体活动，他总是特别兴奋，央求老师带他走上几十分钟的山路，只是为了跟同伴们玩上半天。

考完试后，魏少锋的又一个学期要结束了。于学全在犹豫，自己下个学期还要不要来教课。“压力太大。”他说，“我真担心自己的名誉会毁在这个孩子身上。”罗修应也说不好，他有高血压，不能经常生气。

魏少锋并不知道这些，考完试又去找村里那条小狗玩。路上，他再次无缘无故背起了《三字经》。这次不是网上的顺口溜，而是正正经经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他说过自己不想读书，也不想考大学，“没用”。他以后想当歌星，赚了钱就带着父亲离开这里，去城里住。但是无论如何，下个学期学校还是会为这个唯一的学生开门。等到春天开学，他还是会再次站在升旗台下，把右手高举过头顶。唯一长久陪伴他的，是那根高高竖着的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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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个人和他的孤独学校》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8年02月14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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