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论文
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论文
引言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在宋学特别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下完成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而临生死存亡关头,新史学家群体竭尽心智,继承、发扬宋学与浙东史学的精神,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救亡之路,解决、回答、解释或论证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所遇到的问题,凝聚人心,激发民族精神,为抗战救国、建国构建思想理论,提供智力与精神支撑,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史学。这一新型史学或又被称为“抗战史学”、“爱国主义史学”,然观察这一史学的渊源与前后演变的关系,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较为确切。新民族主义史学由清末民初新史学演变而来,形成并发展于抗战时期,是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史学家极度忧患、悲愤、困苦、耻辱,于是纷纷投身学术抗战,从全民抗战的实际出发,发掘民族传统文化,构筑民族精神长城,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鲜明的、突出的时代与民族特点的史学。
一、民初新史家重新发现浙东史学与宋学
清末,社会危机四伏,学人受新学尤其是进化论的影响,倡导新史学,借史学救世济民。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旧史学,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以史学叙述人类群体进化,求其公理公例,视史学为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称其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用新史学激发国民的爱国心,树立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精神。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都是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为基础的,即回顾、总结中国史学二千多年的发展,从而提出自己的“新史学”构想。1926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进一步明确提出“史学史”的作法。
清末民初新史学的建设是从中国史学史研究方而开始的,而且又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中国史学在近代史上的又一次觉醒。受梁启超的影响,姚名达于1927年就曾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1928年何炳松也“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①。梁启超由史学史研究,重新发现了章学诚的学术价值;章学诚为清代浙东史学的代表,何炳松又由章学诚重新发现了南宋浙东史学的精神,并由浙东史学追溯北宋“宋学”。他说:“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而容易,南宋以来的一段却就茫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亦研究程朱陆三家的学说。”
发现“南宋以后,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出来的陆九渊一派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出来的朱熹一派道学,和承继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的程颐一派……程颐一派的学说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于是他得出看法:“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因此,何炳松于1932年9月著成《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指出:“著者因为要追溯浙东学术的渊源,发现了一件程氏为浙东开山始祖的史实。
又因为要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不能不旁究同时的朱氏,因此又发现了一件朱氏学说和浙东水火的史实,更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程朱学说根本不同的史实。从此再追溯上去,发现了一件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实在是程朱陆三分鼎足的史实。于是再根据西洋史家所谓‘历史继续性’的原则略略去追溯北宋以前我国儒释道三家的源流,得到了一个我国自古以来各派学术思想流派的大概。”②浙东学派由经入史,何炳松由学术史而史学史,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自孔子作《春秋》至荀悦《汉纪》,是为第一期,编年与纪传由创造而达于成熟;荀悦至北宋末,为第二期,旧式通史之发挥时代;南宋为第三期,“吾国学术融会贯通之一大时期”,又是“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史学“独树一帜”。“故此一期实为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③以浙东史学为儒学正宗,借浙东史学研究构建民国新史学,此诚为何炳松治史根本。
二、宋学、浙东史学之擅变与复兴
宋学,又称义理之学,通经明大义,由经义、义理以通社会实践,经世致用,明体用之学。漆侠曾总结其学术特点: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③宋学缘生于唐宋鼎革。是时学风文风大变,欧阳修、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缓、孙复、石介)、李靓等,疑经辨伪,摒弃汉唐章句之学,为学通经知古明道,践行义理,修身施政作文,由此形成宋学。宋初学人重视经义、治事,较为典型者是胡缓。他“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⑥宋神宗曾问胡缓高弟刘彝,曰:“胡缓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缓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
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⑦此后,宋学虽经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苏询、苏轼、苏辙)、二程、张载等推演、发挥,形成不同学派,然湖学始终受到重视。南宋初,程学一度兴盛,浙东学人秉承程颐学说,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程颐曾师承胡缓,由胡缓经世致用之学发展为性理之学,为学在于求道,求道在于正心、养性、蓄德,中正而诚,成为圣人。欲达于此,不仅要通经,还要读史,读史观成败。《河南程氏遗书》卷24《伊川先生语十》曰:“先生始看史传,及半,则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后之成败,为之规画,然后复取观焉。”读史能体验历史,领悟成败之理,深深影响了浙东学人,迭经发挥,独成一派,即浙东学派,又称浙东学术,因重史学,也谓浙东史学。
三、宋学与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
抗战时期,史学家借宋学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蒙文通由宋学研究,探讨学术、人心与社会变动的.关系,为抗战提供借鉴。他认为:人心趋静,则向心力强,社会安定;人心趋动,则离心力强,社会混乱。治乱在人心,人心动静受学术影响至深。“宋之时,亦举世而趋动,承五季之余风,邢、孙之流,袭唐人之疏,则裁其滥而约之以义理;庆历而后,更摧落汉唐之议,以极于横删六籍,怀疑摧陷之勇,迈于责育,视魏晋有过之。故曰宋亦群众心理趋于动之时也。然宋人不苟安于怀疑之域,进而有必于求是之心,于愚夫愚妇,不学不虑,启示人心固有之知能,以之扫抄摹昔贤语格套俗伪之论,于是至理明而天下是非有准,迷曲之论不得公行,黑白不相淆,俗正而政肃。”①学术兴,事理明,是非有准,黑白曲直不相混淆,荣辱廉耻分明,人心才能正;人心正,才能有良好的社会风习与清明政治。
学术的基础是哲学,目的是正人心,定是非。蒙文通说:“宋人之学,其始也为哲学,人人反求诸己,期于自证自得;其终也,抉人心同然之安,而天下归于一是之定……此宋之所以能有统一之治,外之足以御北狄,而僧乱不作。”②学术盛衰关系社会治乱,“五季之乱,烈于三国,廉耻扫地,奚比清谈,契丹之迫,过于刘、石,患迫则虑远而忧深,此宋之所以能挽一世于即倒者也。正其学术明而风教肃有以致之。及其覆亡,忠义相属,如火如茶,虽曰宋明以灭于异族之故,而仗节死义者独多,然永嘉之败,其为灭于异族则一,而节慨不稍见,岂非是非之久淆而学术太荒之故哉?宋之风以严肃,而六代习于怠荒,其盛其衰,此祸福之无不自己求之者。”蒙文通借古讽今,曰:“今之世,言议淆而政俗污,何其似魏晋、五季之甚,吾人亦希能比踪于两宋,而无为六代之续而幸也。宋之为宋,学术文章,正足见其立国精神之所在,故于宋史首应研学术,则知宋之所以存,次制度,则知宋之所以败,而事变云为纷纷者,皆其现象之粗迹,而别有为此现象策动之因存,亦正今日所当深思而引为明鉴者也。”③从抗战现实出发,总结宋学精神,用学术正人心,明是非,共同抗敌,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使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研究宋学,从学术史的角度探索人心世变与社会治乱,致用现实。同时,又以宋人著述为标准评判民国史家的学术成果,这也是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一个方而。1935年2月陈寅烙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重刻本作《序》,说:“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具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④《元西域人华化考》成书于1923年10月,“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③,陈垣因撰此书,富有中华民族精神,故陈寅烙曰之“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 61940年7月陈寅烙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寅烙读是书竟,别有感焉。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哉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檄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四、《通鉴胡注表微》所反映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与方法
陈垣一生熟读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抗战时期,平津沦陷,民族屈辱的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胡三省的“亡国之痛”。故“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洲见之者乎!此程正叔(程颐)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胡三省字身之)与文(天祥)、谢(叠山)、陆(秀夫)三公同年进士,宋亡隐居二十余年而后卒,顾《宋史》无传,其著述亦多不见传。所传仅《鉴注》及《释文辨误》,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故言浙东学术者,多举深宁(王应麟)、东发(黄震),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己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于是撰著《通鉴胡注表微》,“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余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己。”②
胡三省与文天祥、陆秀夫为同年进士,遭遇南宋亡国,同年好友赴义,为他内心留下深深巨痛重创。其注《通鉴》,每见亡国耻辱,隐伤发背,“呜呼痛哉!”“七七”事变,外族入侵,也深深刺痛了陈垣,共同的遭遇使他真正明白了《通鉴》胡注的学术精神。胡三省借注《通鉴》,抒发其对大宋忠爱之赤诚;陈垣借表发胡注微言大义,论证爱国主义道理,尤其是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能否坚守民族大义,是每一位史学家政治、思想、道德、人格、学风、方法的根本考验。并说明胡三省不仅是位音训学家、地理考据家,还是一位具有深刻爱国思想的历史学家,亦是南宋渐东学术的殿军。
陈垣在民族危亡之际,借胡注阐述国家与民族至上的道理,语重心长,即使铁杆汉奸阅读其书也会动摇其心。宋学,尤其是南宋渐东史学,重义理、气节、事功、实用,重视文献掌故与考证,所有这些,都经《通鉴胡注表微》得到完美演绎。浙东学术以制度为中心,援庵发挥《春秋》大义,辨是非,褒贬劝诫,用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道理阐释历史,传统与近代融贯,精心构建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和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与方法体系。其阐述个人、家、国同休戚的道理,仍具现代价值。
结语
梁启超等倡导新史学。新史学的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以史学史研究为基础,建设新史学,由史学史研究发现了章学诚,由章学诚发现了浙东史学,又由浙东史学发现了宋学;另一条线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烙为代表,由历史考证建设新史学,借考据通义理,特别是“史学二陈”,在民族危亡时刻,转向宋学,总结、践行宋学与浙东史学的精神与方法。这样,新史学两大主流派别于抗战时期在学术方向上趋于同一,在宋学、浙东史学的影响下,以“经世致用”和“事功”精神相号召,共同构建了新民族主义史学。
到了抗战后期,胜利曙光初现,抗战建国又成为史学家思考与探讨的问题,新民族主义史学家由于对光明、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自然而然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融合。抗战胜利之后,新民族主义史学家在新的历史使命感召之下,逐渐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由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变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