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农历新年

天寒岁暮，在异国风雪漫天的夜晚，既无围炉之乐，复少话旧之趣。扭开电视机，唱的都是些不入耳的洋腔洋调。真是老来情味减，只落得屈指数流年了。倒是想起在台北时，每年大除夕，各电视台都有精心制作的特别节目，影歌星济济一堂，团圆拜拜，恭喜新年，与哗哗啪啪的鞭炮声，烘托出一片喜气洋洋。

我最最怀念的，还是儿时在故乡过新年的欢乐情景。那时我才七八岁，家庭教师总要在腊月廿三夜祭送灶神、新年序幕开始以后，才放我的年假。从腊月廿四到正月初五，五天年满就要照常上课了。所以这十天是我一年里的黄金时刻。天天在母亲或老长工阿荣伯后跟来跟去，学说吉利话。数数目数到“四”，一定要说“两双”，吃橘子时一定大声地唱“大吉大利（故乡话“橘”、“吉”同音），买田买地，跨门槛一不小心跌一跤，赶紧爬起来连声地念“元宝元宝滚进来”，阿荣伯听得呵呵笑。母亲高兴起来，会送给我一块香喷喷热烘烘的甜年糕，我就边吃边说：“年糕年糕，年年高。”

那时父亲远在北平，但每年冬天都会托人带一件新棉袄给我过新年。腊月廿四那天，我总是对着大镜子把新棉袄穿上，照前照后一番再脱下来，嘴里喃喃念着：“妈妈说的，现在不穿，大年初一才穿。”母亲在一旁笑嘻嘻地说：“初一着新衣，一年都顺利。”她又说：“明天你阿爸回来，一定会带一件闪花缎旗袍给你。”

于是我就眼巴巴盼望着漂亮的闪花缎旗袍。尽管盼望落空，父亲并没回来，但母亲每年仍高高兴兴地忙蒸糕、忙酿酒，吩咐长工做给乞丐的“富贵年糕”，红糖要加足，不要掺糖色（是一种像红糖的假颜色）。阿荣伯也说：“一年一回嘛，要他们大大小小吃得高高兴兴的。”他特地雕了一方小模型给我做糕用。我学大人们把蒸熟加了红糖的米团，一个个镶在模型里压平，等凉了倒出来就是整齐有花纹的年糕。我把自己做的小年糕和大人们做的大年糕一一排在木板上，阿荣伯用毛笔蘸了洋红水，在每块上点上一点，就是“富贵糕”了。我抢着点洋红的工作，点一块，念一声“大吉大利。”母亲说：“大乞丐给大年糕，小乞丐小年糕。”阿荣伯又用米团做了大大小小的元宝。正月里，乞丐们常常是祖孙三代像一条长龙似地游来了，阿荣伯就把大元宝捧给白发老人，小元宝给他们的孙儿孙女。看他们一个个脸上浮现欢乐的笑容，老人们连声念：“天保佑你们大富大贵，明里去了暗里来。”我眼看他们牵着一大串孩子走了，常常问阿荣伯：“明年他们长大点了，还当不当乞丐呢？他们为什么不上学呢？”阿荣伯说：“他们读什么书？长大了能学会一点手艺，有个正当工作做就算好了。”母亲却叹口气说：“只怕他们从小跟着大人讨饭学懒了，不肯学手艺，这就叫穷人的命，富贵的病啊！”小帮工阿喜说：“不会的啦！我小时候也当过讨饭的哩，是三画阿王公公把我送给你们家，太太和阿荣伯收留了我，我不是很勤奋吗？”阿荣伯用旱烟筒轻轻敲一下他的头说：“像你这样的好命有几个？”我悄悄地跟阿喜说：“我们劝大乞丐不要带他们的孩子来讨饭，送他们去小学读书，并不要钱的呀。”阿喜摇摇头说：“办不到，你不知道，过年时来的小孩并不都是他们自己的儿女，只为想多点讨年糕，要了别人的孩子来轮流冒充儿女的。”我听得心里茫茫然，问阿荣伯为什么他们愿意跟别人讨饭，阿荣伯却又只顾抽旱烟不作声了。

阿荣伯和阿喜一老一小，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越是过年我越黏着他们。跟阿荣伯在谷仓里摆上元宝，跟阿喜在大年夜点“风水烛”。母亲把山薯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插上竹签，点燃了小蜡烛。我帮阿喜提篮子在大院落各处摆上，全幢大第都显得亮晃晃一片光明。母亲和阿荣伯都念念有词地说：“风水烛，年年丰足，年年丰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