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才感觉我是个父亲

郭刚堂，45岁，山东聊城人，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的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两岁的幼子郭振走失，从此他踏上漫漫寻子路。十几年来，为了寻找郭振，他骑摩托车找遍了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但18年过去了，儿子郭振至今仍未找到。

失子 两个自己决裂的时刻

郭刚堂的儿子被人贩子抱走后，他曾发动亲友进行过拉网式搜索，但无济于事，于是他骑上摩托车，开始天涯寻亲。就像《失孤》中那样，一辆摩托车，插着印着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里塞满寻人启事，还有两件换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挂妻子做的印着烙画的葫芦，那是他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几年里，他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一张用旧的中国地图上，郭刚堂用红笔和蓝色箭头密密麻麻地标记着自己的足迹。

郭刚堂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黯淡空洞、几近呆滞的眼神，都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辛。儿子刚走失的一两年，他有次骑车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可他太饿了，就找了一家面馆。看着老板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没说出口，郭刚堂就眼泪上涌，扭到一边攥紧拳头捶地。

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郭刚堂觉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决裂的时刻。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有出息的后辈，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末，他一天就能挣上一两百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他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歌舞团老板甚至想挖他过去唱歌。可在儿子走失之后，他的体面，连着他20多岁时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没了踪影。

只有在路上 才对得起儿子

郭刚堂一路乞讨、流浪。为了省钱，他找寺庙、道观借宿;怕跟饭馆老板、街头混混、桥洞里占地盘的流浪汉起冲突误事儿，所有挑衅、嘲笑、刁难他都不去理会;明明笑不出来，他也要硬挤出一张笑脸，求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很多人劝过他，不如重新开始。但即使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郭刚堂依然听不进去。铁哥们儿付成说，郭刚堂出去四五年后，他绕了一个大弯儿说：“也该顾顾家里了。”付成至今仍记得郭刚堂那张脸，从木然到愤怒。妻子张文革从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自己拦不住。最初几年，她目送丈夫骑摩托车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电话线那头报平安。有年冬天，郭刚堂在内蒙古，看着地图上镇子和镇子离得挺近，但真骑起来，发现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手指裂开口子。半夜实在骑不动了，他就躲在一个小土堆后休息，困意阵阵袭来，可零下30℃的气温，他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他只能在旷野里蹦跶着取暖，挺到天明。

他有没有想过放弃？只有一次，他骑到大别山遇上大雨。山里的大风让雨点加速，石子一般砸在他的头盔上，发出爆炸一样的声音。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郭刚堂在心里抱怨：“老天爷，我都已经这样了，这雨就不能停吗？风就不能小点儿吗？”老天爷没听，一股强风把郭刚堂和破摩托车一齐拍在山路上，所幸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郭刚堂被卡在水泥桩中间望向悬崖，觉得跳下去也挺好。“不是想放弃郭振，是想放弃自己。”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出“啪啪”的声响。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在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彭三源觉得，在无数寻亲故事中选择郭刚堂作为主线，除了十几年骑行寻子的故事具有天然公路片的架构外，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交织的过程中，郭刚堂更展现了人性中最坚忍的意志与爱，他是把无形的父爱具象诠释得最充分的人。可郭刚堂说，这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在赎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回家的路 一走18年

2011年秋，有志愿者告知郭刚堂，山东蒙阴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当地警方提供信息说，这孩子左脚上有一块伤疤——左脚上的伤疤是郭振的特征。

当地警方公布DNA比对结果的当天，郭刚堂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本说12点电话告知，一直到下午4点，电话铃才响起。全家人屏住呼吸，用力倾听，对方告知的答案是，不符合。

张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发上的郭刚堂抱进怀里，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一趟吧。万一DNA弄错了呢？”见到孩子的那一刻，郭刚堂想扑上去解孩子的鞋带。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上。这次摔倒让郭刚堂瞬间清醒，他甚至庆幸眼前这个目露仇恨的少年不是他的儿子。临走之前，他拉着张文革给孩子的养母跪下，说谢谢她没有把孩子给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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