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孟子教育思想
摘要：孟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以“人性善”为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阐述了教育内容、目标、作用以及任务；同时，对教育者、教授方法、受教育者和学习方法提出了深刻见解。
关键词：孟子；人性善；教育思想
一、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善”。
（一）人性之善也。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观点。于是，在先秦诸子和百家争鸣之中掀起了一股讨论人性问题的热潮。人性善恶问题是一个热点和重要内容，孔子并没有明确表态人性是善还是恶。孟子将孔子“性相近”的观点发展为性善论，沿着这个基本方向，他系统地提出了“道性善”（《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的学说，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生而就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者，无不知敬其兄者。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因此，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这四种心，都是人天生所固有的，还给人的善本性，作了内涵上的规定，“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里所谓的“四端”或者说“四德”即“仁义礼智”是人善性的集中体现”[1]。在他看来，这种善性是人所固有的，并不是外界的赐予，“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章句上》）
（二）扩而充之，人皆可为尧舜。虽然人人都有善端，“人性之善也”，但是如果不扩充它，那么这些端绪就会随时泯灭，“可使为不善也”。“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章句上》）并说明了扩充善性对社会的重要性，“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章句上》）孔子曾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认为只有圣人才有“生知”。然而孟子则认为天下之人皆有“良知”，“舜，人也，我亦人也”，“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告子下》）“圣人，与我同类者。”无论圣人、凡人，“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意思是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过是把人所固有的善端加以扩充而已，如果凡人也能将固有的善端加以扩充，也可以成为圣人”[2]。
（三）如何充分扩充人的善端呢？孟子认为有客观和主观两个因素。孟子说，水向下流是水的本性，但是：“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人也同样如此，“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也。”《告子上》同样的子弟，在丰年和凶年表现不同，并非其天性不同，而是由于不同的可观环境造成的。当然，他又认为主观因素起决定作用，“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上》）舜所处的环境和深山野人几乎没有甚么不同，他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有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的积极向善的主观努力，而野人屈服于恶劣环境，缺乏积极向善的主观努力，其固有的善端不能加以扩充，“自暴自弃”、“言非礼义”，使“善端”遭泯灭，走上“为不善”的歧途，最终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河人格，不能成为圣人。那么，如何才能把生而就有的“善端”变成现实的伦理道德呢？他的“人性之善”与生具有的观点，为其教育思想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而他的人性“可使为不善”的观点，则为其教育思想的必要性奠定了基础。“孟子主张用通过教育的途径来扩充先天的‘善端’”[3]。因此，性善论是孟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教育内容、目标、作用和任务
（一）教育内容和目标。“孟子是以‘仁义’、‘五伦’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以‘君子’为楷模的人格理想作为教育的标准内容”[4]，他的教育，基本上是人伦教育、道德教育。他施教的目标是培养“明人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他心中的君子，应当是有崇高的道德修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义轻利，舍生取义。“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滕文公上》）“明人伦”作为学校教育的目标，不仅是个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三代的共同教育经验。人伦的具体内容是以维护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为核心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孟子还主张坚持以孝悌为主体的道德教育，使“五伦”“仁义”深入人心。“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离娄上》），仁、义、礼、智的基础就是孝悌，教育就是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之后，“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以孝悌为伦理道德基础、以培养‘明人伦’的士君子为目标的教育就逐步演变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特点”[5]。
（二）教育作用和任务。孟子深刻阐述了教育所起到的重要性和任务。
第一，“求放心”。孟子认为教育对人性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他把人的“善端”的转化，看作是自内扩充的过程：“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水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而“善端”自内扩充的关键在于教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所以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固有的善端得以保持和发扬，使失去的善端得以恢复；教育的作用，既表现为“求放心”，又表现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
第二，教育使人区别于禽兽、使贤区别于不肖。“孟子认为有无先天善良本性是人和禽兽相区别的重要标志”[6]。“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他此处所说的“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的那个“几希”之物，正是指人的善良本性。并且认为，这个“几希”之物区别了人和动物，“有，则为人；无，则为禽兽”。因此，人只有保存并扩充先天的善性，才能和禽兽相区别，那么，如何去保存和扩充呢？这是教育的任务所在。孟子还认为教育使贤与不肖相区别，“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此话中的“养”，就是教育、熏陶。
第三，教育是社会伦常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和基石。只有建立了稳定的“社会伦常秩序”，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而“社会伦常秩序”的建立依赖于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宗教教育等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其二是精神需要和追求，精神需要就是要“明人伦”，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这种精神需要，即只有通过“教以人伦”，才能“明人伦”。如果只知道满足其前一种需要，而不让其后一种需要同时得到满足，“只知道衣、食、住、行，而人伦不明，就‘近于禽兽’，不能算作是‘人’”[7]。
第四，教育是使民心得以归服的重要途径。孟子认为统一天下、笼络民心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力服人，一种是以德服人。以力服人是霸道，孟子认为不可取；以德服人是王道，孟子非常赞同。所谓以德服人，关键在于得民心，使民心归服。“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下》）就是认为，单纯以善使人服输，还不能得民心，所以“未有能服人者也”；只有用善去熏陶教育人，才能得民心，服天下。得民心之法，在满足“民”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就得靠教育，除此之外，没有更好得方法。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第五，教育是实现“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孟子认为用伦理道德去弥补社会财富分配不足，使社会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等社会动乱和不安。通过“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使广大黎民百姓懂得伦常秩序和“孝悌之义”，把养老敬老、怜孤恤寡当成一种美德，当成自身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在“强兵”方面，首先孟子提出两种策略：第一是“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第二是“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梁惠王上》）仁政可是使百姓“得耕耨以养其父母”，解除作战时得后顾之忧；对外又可发挥强大得威慑作用，使之不予抵抗。其次是教育。教育才能使壮者“修其孝悌忠信”使之在家庭侍奉父母，友爱兄弟；在社稷尊敬上级忠于朝廷。
三、教育者及其教授方法。
正如后来韩愈所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因此，教育者本身的道德修养、知识基础以及教学方法在真个教学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第一，由博反约、诲人不倦。教育者必须具备很高的道德修养和渊博知识，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教育者必须有“君子之守”“教者必以正”。“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离娄下》）“教育者博学多览，融会贯通知识后能用简单的语言讲述和传授大义，由博反约，精思旁通”[8]。“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公孙丑上》）教育者应该具有诲人不倦的基本职业道德。
第二，因材施教、教亦多术。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尽心上》）“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告子下》）“不同的学生，具体情况不同，所以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去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和才能”[9]（5－6）。第三，树立目标、坚持标准。孟子主张对学生应该严格要求，孟子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上》）教育者一定要确立其明确的教育目标，就像射箭、工匠“规矩”一样；“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尽心上》）对学生的要求要有标准，不能降低。
第四，循循善诱、启发思维。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教育也一样，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要循循有序，切不可急于求成，否则会“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同时还有积极启发学生思维，要引而不发：“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四、受教育者及其学习方法。
教与学是个双向的过程，正如儒者所言“教学相长”，除了老师的教授外，受教育者自身也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欲求自得。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只要自觉摸索体会得到的知识，才能深刻掌握和灵活运用。“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尽心下》求学不能完全依靠老师，还得通过自己的一番探索和钻研，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才能熟练掌握。
第二，反求诸己、改过迁善。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在行动和学习上，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主体要自觉反省。对于比自己优秀的人，不能埋怨他，“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也。”（《公孙丑上》）
第三，立志持志、磨练意志。孟子说：“仁义而已矣。……居仁由义，大王之事备矣。”（《尽心上》）一个人能以“仁义”为志，才能分辨善恶，认清当为与不当为之事，“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离娄下》）孟子强调立志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持志”，“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尽心上》）即要求人们不管处在得意或穷困的时候，都要能坚持自己的理想。除了立志、持志外，“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一个“大丈夫”经过磨炼，应当具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并且为了道义，在必要时要能“舍身取义”。
第四，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孟子说，学习要专心致志，不可一心二用”[9]7，他举了个例子说明专心致志的重要，“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若与？曰：非然也。”（《告子上》）两个同时学习，成绩却不一样，并非由于智力缘故，而是由于专心与不专心。学习还必须持之以恒，切勿一暴十寒，“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告子上》）又以掘井为例，要求做事学习要坚持到底，“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废井也。”（《尽心上》）
总之，孟子是中国古代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孟子的教育思想对今天的素质教育也有很多借鉴之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