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经典的魅力 阅读与运用 ——朱亚宗教授访谈录
原标题：名家访谈经典的魅力、阅读与运用 ——朱亚宗教授访谈录
原文载《战略脑：两位青年军官的防务观察》一书
——朱亚宗教授访谈录
（石海明、金宁：《战略脑：两位青年军官的防务观察》，北京：金城出版社，2018年第一版）
石：朱老师好，上学期间就一直想和您聊聊有关读书的事，最近听说您做了一个有关阅读经典的讲座，我们就从经典谈起吧。
朱：我认为，经典是人类著作海洋中经大浪淘沙后依然璀璨夺目的极品。经典不仅是历史文化的最高结晶和未来发展的主要路标，而且是人才成长及其成就大小的重要基石。经典著作征服人心的魅力源自真、善、美；经典著作的阅读，可从前辈大师的经验中获得宝贵的启示，而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学者的经典阅读风格各异其趣、各得其妙。经典著作的运用也有无数前辈大师的示范，成功的运用路径大致可归结为：移用成法范式、挖掘深层智慧与启迪创新思路。经典魅力的体认、经典文本的阅读和经典成果的运用，是人才问题永恒的基旨之一。
只有思维复杂、精神丰富的人类能够进行文化创造，而人类文化产品经过大浪淘沙后留存的文化瑰宝中，依然璀璨夺目的极品著作，即是经典。按《辞海》的注解，用学术的语言来说，所谓经典，是“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经典不仅是历史文化的最高结晶，而且是引领未来的主要路标。
超越生存技能的人才培养是人类的独特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以学习为主的人才培养阶段，教学层面的两大支柱，即是优秀教师与经典。即使到了以实践为主的人才发展高级阶段，经典的学习和运用仍是人才成就大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典魅力的体认，经典文本的阅读和经典成果的运用，是人才问题永恒的基旨之一。
石：经典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朱：经典本是一种著作，但经典的魅力不仅源于著作本身，而且还源于创作经典的大师的品格与精神，同时也源于著作非凡的社会影响力。归根结底，经典著作征服人心、历久不衰的魅力源自真、善、美。
首先，经典具有真的魅力。
自然科学著作的真理性预言及其实验证实，为“真”的魅力提供了最简单、最直接、最无争议的案例。而自然科学经典真理性魅力的显示莫过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否定了牛顿均匀、简单而不变的绝对空间概念，指出宇宙的物质分布决定空间的曲率，而宇宙中的光线沿曲率空间传播，因此当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会发生弯曲现象，广义相对论预言这一弯曲引起的偏折数值是1.7弧秒。在1919年5月29日发生日全食时，太阳位于金牛座中心，从金牛座星星发出的光线经太阳射向地球观测站时，星光线路将发生偏折，将日全食时方能获得的金牛座星光照片与平时的金牛座星光照片作比较，即可得到光线在太阳影响下的偏折量。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在非洲普林西比岛的测量，显示出1.6弧秒的偏折，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1.7弧秒非常接近，而与牛顿引力理论预言的0.85弧秒有很大的差距。五个多月后的1919年11月6日，英国皇家学会举行日食观测报告发布会，与会的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后来回忆说，“会场上的气氛极为热烈，简直像是在上演希腊戏剧……我们是合唱队，评说着决定宇宙命运的天条律令……背景中牛顿的形象让我们想起，200多年以后，这个最伟大的科学体系终于第一次得到了修正”。会议主席、19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姆逊最后宣布：“这一结果是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第二天，英国《泰晤士报》赫然刊出三行大标题：“科学中的革命”、“新的宇宙理论”、“牛顿思想被推翻”。两天以后，美国《纽约时报》刊出爱丁顿的评论：爱因斯坦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一连数天，《纽约时报》对爱因斯坦的真理性伟大发现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其中有篇“振奋人心的报道，其六排大标题在当时实属罕见”。相对论的旋风不仅征服了皇家学会这样高深的学术机构和《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这样权威的报纸，而且席卷了欧美的社会公众 。据沃尔特·艾萨克森 撰写的《爱因斯坦传》记述，“《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幅瑞·欧文的漫画。画中有困惑的大楼管理员、身穿毛皮大衣的主妇、看门人、孩子以及在街上挠头的行人。说明文字是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人们慢慢地习惯于这样一种观念：空间本身的物理状态是最终的物理实在’。正如爱因斯坦对格罗斯曼所说：‘现在每一个车夫和店员都在争论相对论是否正确’。每当举办相对论的讲座时，爱因斯坦的朋友们都很苦恼。后来与爱因斯坦共事的利奥波德·英菲尔德那时正在波兰的一个小城市当老师。‘当时，我做的事情与全世界上万人做的事情一样’，他回忆说，‘在寒冷的冬夜，我做了相对论的公开讲演，人们排了很长的队，甚至连城里最大的报告厅都容不下’……在日食观测后的六年间，关于相对论的书和文章多达600多种。”“他由此名声大振……他成为科学新星和人道主义的偶像，那张面孔成了地球上最著名的面孔之一”。
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虽然有人造卫星发射、原子弹爆炸和人工智能突破等少数事件引起过社会的轰动，但这些事件主要靠物质性和技术性的影响力，唯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旋风，靠的是纯粹科学的真理性魅力。在没有看得见的实际应用时，即能掀起如此精神性的巨浪，是人类精神进化的伟大奇迹，是人类渴望真理的深刻展示，是经典魅力的非凡表达，同时也是天才引领社会进步的有力证明。
第二，经典具有善的魅力。
相对于科学经典“真”的魅力，人文经典“善”的魅力更为古老而普及。科学的起源虽然与人文同样悠久，但是在近代牛顿力学体系创立以前，科学著作的影响力远非人文著作可比，科学是人类最晚近成熟的文化样式，而人文则是人类早熟的文化样式。人文与科学的另一不同，是科学擅长“求真”而拙于“论善”，科技伦理学至今仍处于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人文则擅长“论善”而拙于“求真”。以中国诗歌而言，千年以前散发出的“向善”的芳香，历久不衰，于今益醇。
唐代杜甫是历代儒家最推崇的中国“诗圣”，也曾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其对苍生疾苦的关切和对民众饥寒的身受，化为他舍小我为大我的伟大胸怀和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中国文化十分流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进退价值观，此外还有不少人纵然兴旺发达，也仍然信守“以个人为中心，以闲适为基调”的人生价值观。而杜甫则在“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穷困潦倒的境况中，仍然不堕青云之志，胸怀天下寒士，其向善的精神境界和伟大诗篇使千年以来有良知的读者一再激情满怀并净化心灵。
中国诗歌对崇尚气节、忠贞不屈品格的歌颂，是彰显人文经典“善”的魅力的重要一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不仅是大历史学家，也是非凡的诗人，他与王安石的不同政见构成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中相辅相成的张力两级，尽管历代对司马光的政见众说纷纭，但对司马光的品格、才学和诗文都有高度的评价。他留传的诗作不多，但表达了他对自己认准的真理忠贞不屈的信念和品格，他在《客中初夏》诗中写道：“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司马光不作随风飞扬的柳絮，而如向日葵一样忠贞不渝地坚守自己认准的方向和真理。当时他自请离开京城到洛阳编撰《资治通鉴》，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安乐由来不外求”、“我以著书为职业”，司马光在寂寞中坚守10余年，终于完成与日月同辉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另一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与文艺创作，坚守高洁品格与人生选择而不为时风所动的坚贞之士是郑板桥，他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诗歌《竹石》写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生于封建末世衰朽的官场作风与社会风气之中，不仅不随波逐流，而且在书法、绘画及诗文创作上独树一帜，为当时文坛与社会注入一股难得的清流，为中国人文经典宝库增添了独特的瑰宝。这种凝结在经典中的节操与品格，在现代发扬光大，集大成于鲁迅先生，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中国人文经典“善”的魅力，还表现为许多人所欠缺的爱憎分明的处世立场和态度。具体来说是对人民的热爱、对鬼蜮的憎恶，对新生的欢呼、对桎梏的芟除。杜甫诗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表面是写自己在成都草堂亲植的四株小松，因到处侵蔓的恶竹的影响而生长缓慢，实质是呼吁新生的济世之才快快茁壮成长。清末龚自珍则借祭祀的青词发挥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1839年抒发的冲破万马齐喑的诗情，一百年后得到了毛泽东的热烈响应。在今天已成为经典的1945年中共七大文献中，毛泽东引用并发挥了龚自珍的诗句，热切期望党内人才辈出，党员富于个性和活力：“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最后一方面，经典具有美的魅力。
在求真、扬善的魅力之外，不少经典著作的审美魅力也在人类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直觉形象美和逻辑理性美两种主要形式，二者双峰对峙，各美其美。一般说来，直觉形象美的魅力多来自文艺类经典著作，而逻辑理性美的魅力多出于精密自然科学经典著作。迄今为止，尚缺乏关于经典著作美学魅力的系统深入研究，经典著作的美学魅力还远未充分揭示，不少经典著作美的魅力也为真与善的魅力所掩没。中国唐诗的直觉形象美，无疑在世界文学经典著作领域里独树一帜。诗、画、书、乐俱佳的王维更以诗歌的形象美备受推崇。苏轼评论王维的诗、画说，“味摩诘（王维字摩诘——引者）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擅长绘画的王维写出的诗无论是山水诗，还是抒情诗，都能使读者在脑海中立即显现出生动形象的画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雄浑博大的大漠风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江南月夜闲适的山林美景；“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北国冬雪中英武军人的欢快狩猎；“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长安附近一个杨柳青青的客栈里，一场依依惜别的饯行。王维之外，唐代诗中有画的佳作层出不穷：“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杜甫）；“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锡）；“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张志和）。唐代诗人在直觉形象方面登峰造极的成就，迫使宋代诗人另辟蹊径，“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于是宋人发展出以议论见长的诗风。这又从诗史发展的角度，说明唐诗以直觉形象叙事抒情的非凡魅力。虽然不少自然科学经典中不乏关于无穷宇宙与微观世界的丰富想象与模型创造，爱因斯坦的追光理想实验，其精微浪漫的想象力实不输于任何诗人，但深奥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使其直觉形象美只能深锁于象牙之塔，而难以与大众化、普适性的诗性直觉形象美相媲美。
在经典著作的审美方面，有不少数理精英指出，存在一种与直觉形象美相互补的逻辑理性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有才华的纯粹数学家与物理学家之一的彭加勒对此有系统的思考：“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是因为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美，不是给我们感官以印象的美，也不是质地美和表观美。并非我小看上述那种美……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比较深奥的美，这种美在于各部分的和谐秩序……正是这种美使物体，也可以说使结构具有让我们感官满意的彩虹般的外表……理性的美可以充分达到其自身，科学家之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此缘故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
身兼哲学家与文学家的著名数学家罗素则将数学美与艺术美相提并论：“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正像雕刻的美，是一种冷峻而严肃的美，这种美不是投合我们天性的微弱的方面，这种美没有绘画或音乐那些华丽的装饰，它可以纯净到崇高的地步，能够达到严格的只有伟大的艺术才能显示的那种完满的境地”。
另一位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对康托尔创立的超穷数理论的数学美有强烈的共鸣，并赞美说它是“数学思想最惊人的产物，在纯理性的范畴中人类活动的最美的表现之一”。
关于数学美的具体内容，目前流行的看法是，数学美就是数学中存在的美，它的主要内容有“简单性、统一性、对称性、奇异性等等”。而杨振宁先生基于狄拉克创立狄拉克方程时运用数学的神来之笔，提出“数学的最高境界是结构美，是简洁的逻辑美”。杨振宁不仅创造性地拓展了数学美的范畴，而且基于精湛的物理学研究技艺与物理学史的深切见解，创造性地提出了物理美的四个层次：直觉表层美、观察实验美、唯象理论美和深层理论美。并结合对虹霓这种天象的物理分析具体论述道：“表面有表面的结构，有表面的美。例如虹和霓是极美的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实验工作者作了测量以后发现虹是42??的弧，红在外，紫在内；霓是50??的弧，红在内，紫在外。这种准确规律增加了实验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进一步的唯象理论研究使物理学家了解到这42??与50??可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折射与反射推算出来，此种了解显示出了深一层的美。再进一步的研究更深入了解折射与反射现象本身可以从一个包容万象的麦克斯韦方程推算出来，这就显示出了极深层的理论架构的美”。在如此深入分析物理美的基础上，杨振宁又进一步将富于物理美的理论比作文字美中最有魅力的“诗”：“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着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
精密自然科学中蕴藏着如此令数理科学家激动和迷恋的逻辑理性美，可惜非数理专业出身的人难以理解和欣赏这种深奥的美，即令是330多年以前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洁严谨的数理美境界，也是今日未受过现代数学、物理训练的人难以领略的。令人惊奇和欣慰的是，如此深奥而离群的纯粹科学的真和美，经过漫长的技术与工程环节，竟为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便利。
石：我们该如何阅读经典，从而提取出其中的精华之处？
朱：经典的魅力既是历史长河中此起彼伏、永不停息的美丽浪花，也是现实社会中激动人心、无处不在的深层动力。但是任何个人若要体味和运用经典的魅力，最好先以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经典阅读与训练作基础。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假如从广东乡下或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读书与实践之间有许多精细微妙的关系，鲁迅强调了读书的先导作用。而在鲁迅此文的前一年（1926年），爱因斯坦在与海森伯的谈话中强调说，“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这比哲学家波普尔“观察渗透理论”的风行哲学理论要早出近10年。东方最伟大的文学家和西方最杰出的科学家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先知先觉、异曲同工，实在是他们人生经验之谈。鲁迅大器晚成，到新文化运动出山时，已读遍并深悟中国古代、西方近现代与马克思主义的无数经典，所蓄积的历史文化知识与思想理论武器，决非同僚与对手可比，作品的深刻性与影响力足当民族之魂。而爱因斯坦则在精通近现代物理学经典基础上，通过对西方哲学经典与深奥数学经典（非欧几何）的钻研和运用，出神入化地独创了现代物理的两大经典——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而且在研究人文经典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的价值与走向有深邃独到的见解与强烈的责任感。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阅读经典？这确是见仁见智、法无定法的事情。但考之大师与前人的经验，也并非完全无章可循。
我认为，阅读是有境界之分的。
阅读的境界看似不易捉摸，但与人生的价值观及其决定的阅读动机密切相关，从长远来看，它必会对经典阅读的路径、方法与效果产生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为寻求解放全人类的真理而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埋首几十年，读遍古典经济学、西方哲学与早期社会主义的主要经典，最终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经典。爱因斯坦渴望揭示简洁和谐优美的宇宙深层规律，在物理、数学、哲学的交叉领域，潜心钻研数十年，咀嚼前人的经典，同时又创造自己的经典。周恩来青少年时代即确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崇高志向，为后人树立了阅读经典与运用经典的榜样。
价值观和动机之外，阅读的状态也至关重要。同是读一种书，可以是兴致勃勃快乐主动地读，也可以是压力之下烦恼被动地读。鲁迅先生指出：“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嗜好的读书，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在职业与嗜好尚未普遍合一的时代里，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兼有两种读书状态。但是也有不少人通过不断努力，进入到职业与嗜好合一的理想状态，使嗜好的读书成为基本的常态。这样的读书包括经典阅读，必然充满乐趣，也就能眼到、口到、手到、心到，自然有事半功倍之效。
石：的确，不同人的阅读选择迥异。您心中的经典包括哪些作品？
朱：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浩如烟海，经典的选择可能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但是历代大师的经验和见解，可以为后学者的正确选择指示门径。其中有的大师直接开出了具体书目，如张之洞、梁启超、胡适等。有的大师则指明了探索前进的路标。
朱熹集原始儒家与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思想之大成，不仅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的思想家，而且成为中国千年儒家经典的选家。他所遴选出来的四部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仅成为宋以后近千年中国主流思想文化的最高经典，而且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永恒经典。今天的后学者也正在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文化营养。
博览古今中外群书，又独具慧眼的鲁迅先生写过《读书杂谈》一文，所谈选书原则，虽指文艺作品，但其基本精神无疑适用于其他领域，可为初学者指示通向经典的门径：“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家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
对于训练有素的高水平读者，毛泽东选书的思路富有启发性。为深入研究某个问题，毛泽东总要求提供不同学派及观点的著作，“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据统计，“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五十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
石：我们如何才能高效阅读这些经典呢？
朱：经典阅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是，历史不断延伸，经典与日俱增，后学者将面临愈来愈重的经典阅读压力，犹如矿洞愈挖愈深，后来者挖矿愈来愈难。因此，如何用最小的精力掌握日益变大的经典宝库，就成为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科学技术为解决这一难题开辟了重要途径，先进的信息技术，使今天的年轻学子从原则上说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同龄人更易于获得和掌握经典，而青年学者也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同龄人更易拥有深广的学识和强大的创造力。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尤·赫拉利综合历史学、生态学、基因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科学学等众多学科，于2012年出版了震惊世界史坛的《人类简史》，成为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他当时的年龄只有36岁，其综合学科门类之多，视野之广阔，在信息化时代以前的先辈历史学家是无法想象的。
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并行不悖的是另一条非技术性的途径——哲学思维与管理途径。具体说来主要是提出并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这就要求抓住最精华、最简约的经典以代替繁复平铺的经典序列。爱因斯坦和海森伯都在年轻时独具慧眼地抓住最重要的经典，并在不了解许多流行经典知识的情况下，于二十多岁创立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毛泽东对这类现象做出了哲学性概括：“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释，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要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毛泽东还结合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教学，对如何贯彻“少而精”原则做出了具体的指示：“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经典也有显著的时空特性，经典阅读的最高境界是萃取少量关键性经典材料，再通过深度阅读和消化吸收而获得超常的真、善、美启迪。
石：除了阅读经典的基本路径外，阅读的方法也很重要。您能否详细谈谈阅读经典的方法？或者说，读者有可以借鉴和学习的范例吗？
朱：千百年来，通过经典阅读成长起来的大师分为两类，一类是阅读经典、创造经典而又对经典阅读方法有真切的见解，他们既是学问大家，又是教育大师。这样的导师寥若晨星，笔者印象深刻的几位是朱熹、鲁迅、毛泽东、华罗庚等，他们能够为后学者提供切实而明确的阅读方法。另一类大师也通过经典阅读成长为杰出人才，有的还是创造经典的大师，但是他们未必有兴趣或能力将阅读经典的方法总结出来并传授给后学者，教育工作者的一个责任是从这些大师卓有成效的经典阅读实践中挖掘出普适的经典阅读方法，以启迪后学者的潜能与慧心。
朱熹是向后学明示经典阅读方法的教育大师，他的方法平实而根本：先易后难，纲举目张。朱熹说：“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论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大学》是为学纲目。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在对儒家原始经典深入阐发的基础上，不仅将跨度数百年的不同经典选为一组，并指出难易程度，设定阅读顺序，朱熹所以是理学集大成者而别人不是。
在阅读经典、创造经典而又能真切指导经典阅读的中国当代极少数大师中，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独具风采。毛泽东藏书达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一生阅读的经典著作不计其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传统经典和西方经典均有学术深度的精深领悟与独到见解，而且能深入浅出地既给人以鱼，又授人以渔。毛泽东的读书方法不仅继承了中国历来读书人优秀的传统，而且有不少自出机杼的独到见解。1958年11月，在与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毛泽东提出要把“本本”读“活”，并把自己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毛泽东用两个形象的比喻，将饱学之士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读书方法表达出来。
毛泽东本人阅读经典的许多心得体会，就是当“联系员”与“评论员”的最好注释。毛泽东十分赞赏和钦佩鲁迅先生，一生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所阅读过的各种鲁迅著作更不计其数，直到1976年9月逝世前夕，毛泽东的床上、床边桌子上及书架上，还摆放着新印线装本《鲁迅全集》。毛泽东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时当“联系员”联想到的竟是至圣先师孔子，毛泽东当“评论员”的见解也独树一帜：“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若有人对鲁迅先生不敬，毛泽东也能当面批评。徐懋庸于1938年到延安鲁艺演讲后，毛泽东与他谈话时指出，“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环视今日文坛和坊间，不尊重鲁迅的言辞时有所闻，不禁令人想起杜甫的诗句：“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但以鲁迅的深刻与伟大，一时的“寂寞身后事”，也无碍“千秋万岁名”。
随着科学技术在人类文化领域中的地位日益显赫，以及对时代潮流的影响愈益深广，自然科学家独具特色的经典阅读方法也逐渐走出象牙之塔，成为人类经典阅读的共同财富。这些富有价值的阅读方法，有的由科学家总结而明示出来，有的隐含在科学共同体经典阅读的实践之中。
华罗庚不仅创造了数论与多复变函数的经典著作，而且贡献了独具特色的经典阅读方法，在世界自然科学界独领风骚。从1956年开始华罗庚长期组织和主持中学生数学竞赛，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羊城晚报》等报纸，《红旗》、《瞭望》、《中国青年》、《中学生》等杂志发表大量关于读书、治学与创新的文章，在许多大中学校、工厂、机关的各类会议上作过关于读书学习的报告，收入《华罗庚文选》一书专论读书治学的文章即有十多篇。高深的学术造诣、出色的人才培养和用心的科普工作，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力，使这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大师总结的读书方法富于哲理与诗性，在中国学术界独放异彩，影响深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提出的“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的读书方法：
“什么叫学深学透？这就是要经过‘由薄到厚’、‘由厚到薄’的过程。首先是‘由薄到厚’。比如学一本书，每个生字都查过字典，每个不懂的句子都进行过分析，不懂的环节加上了注解，经过这一番功夫之后，觉得懂多了，同时觉得书已经变得更厚了。有人认为这样就算完全读懂了。其实不然，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字每一句都懂了，这还不是懂的最后形式。最后还有一个‘由厚到薄’的过程，必须把已经学过的东西咀嚼、消化，组织整理，反复推敲，融会贯通，提炼出关键性的问题来，看出了来龙去脉，抓住了要点，再和以往学过的比较，弄清楚究竟添了些什么新内容、新方法。这样以后，就会发现，书，似乎‘由厚变薄’了。经过这样消化后的东西，就容易记忆，就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例如学数学，单靠记公式就不是办法，主要是经过消化，搞懂内容。‘三角学’的公式很多，但主要的并没几个，其他公式都是由这些推出来的。其中主要的一个sin??θ+cos??θ=1，也不是新的，而是几何学上讲过的商高定理”。华罗庚总结的“由薄到厚”、“由厚到薄”读书方法，犹如中国古代“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一流诗词创作，慧心独悟，词简意深。
科学大师爱因斯坦与玻尔虽未系统深入地总结自己阅读经典的经验，却给后人留下了无比珍贵的深刻解读与提升经典的丰富矿藏，有待识者从中提炼出无穷的阅读智慧。
经典阅读者最怕遇到两类经典：一是风格晦涩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二是大跨度创新的革命性经典。如精密自然科学领域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不仅当时极少有人理解，300年后重读，即令有物理专业背景的人仍会疑问多多。再如革命性的量子力学理论，曾令爱因斯坦、薛定谔等物理学大师困惑难解。面对这样的经典，最有效的阅读方式，不是闭门读书与独立思考，而是集思广益的讨论方式。讨论方式在古希腊非常盛行，中国古代书院与文人学士社团也多有实行。中国现代起步较早、组织严密而卓有成效的讨论班当推陈建功与苏步青创立的浙江大学数学讨论班。亲历讨论班的著名数学家王元多年后回忆并评论道：“浙江大学数学系四年级学生的数学讨论班是苏、陈两位先生倡导的独特课程，分为甲种与乙种讨论班。甲种讨论班由老师给学生各指定一篇论文，乙种讨论班由老师给学生各指定一本书，交给学生自己去阅读，然后由学生轮流上讲台做报告，老师听讲并提问。每个学生每学期要讲四五次。这样的学习比单纯听老师讲课，记笔记，再做习题，当然要高了一个层次，这是有指导的学习。在这个阶段中，学生的能力差距就拉开了。这实际上是学生由学习到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过渡阶段……这对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提高研究能力，以及对于发现富有创造性才能的学生，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人说，这一段学习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最精彩之笔，也是苏、陈两位培养人才的最大创举”。讨论班对于浙江大学数学系不仅是一种富于创新的学习方式和研究方式，而且是一种学业管理的创新设计：“每位学生在四年级时，必须选一教授，教授给学生一本德文或法文书，及一篇最近发表之论文阅读。学生要轮流向全系教员作演讲报告……陈、苏两先生甚注意此两报告，特规定此两报告必须及格，否则不管该学生之其他成绩如何好，亦不能毕业”。可以说，MOOC是普及的课程，而讨论班是提高的课程。从浙江大学到复旦大学，苏、陈引进发扬的讨论班方法，使数学学科人才辈出，迄今已造就四代中国科学院院士。
人类历史上以讨论方式深入学习、领悟并提升经典的最精彩案例，当属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经典理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1925年海森伯创立的量子力学，在实验现象与量子理论之间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物理学家不仅全盘认同了量子力学的数理方程，而且逐渐接受了哲学层面的“正统诠释”，将几率性的统计因果性、测不准原理等视为物理实在的根本性质。但是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少数经典物理观念浓厚的物理学家，不相信在几率诠释后面不存在更深一层的基本规律。爱因斯坦在1927年的第五届索尔未会议和1930年的第六届索尔未会议上，提出两个理想实验，向玻尔为首的正统量子力学诠释派发起了理论挑战，其中对测不准原理的挑战，玻尔巧妙地运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予以化解，而关于决定论、超距作用及量子力学完备性的深层理论分歧依然存在。1935年，爱因斯坦又联合波多尔斯基与罗森两位物理学家，合作发表了《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一文，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EPR论文（以作者名字首字母命名）。爱因斯坦从物理实在性和定域性等物理哲学层次再次向哥本哈根学派发起挑战。玻尔经过六个星期的紧张思考写出了回应论文，虽然仍未能在物理深层与哲学层面说服爱因斯坦等人，但二人通过论战提出了一个至今流行的重要思想——“量子纠缠”思想。爱因斯坦为反驳量子力学理论而提出的这一思想，数十年来经许多理论家和实验家的研究和扬弃，今日不仅成为当代物理学前沿奇妙、神秘而深刻的重要思想，而且成为开发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尖端技术的基础原理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世界对量子力学经典所以有如此深刻的理解，爱因斯坦与玻尔持久、激烈与理性的论战功不可没。哥本哈根学派的妙语“科学扎根于讨论”洵非虚言，讨论不仅是科学创新之母，而且是经典深入理解之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然科学争论已经远去，彻底探索的精神和相互启迪的讨论将永不止息。
朱：经典的创造与经典的运用相辅相成，构成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双轮。二者此起彼伏、轮流突出的无限循环，则是人类文化发展永恒的壮丽景观。如果说经典的创造以复杂艰难著称，经典的运用则亦易亦难。所谓“易”，是指读懂经典的文字、公式等有章可循的形式及其包含的内容，这些为运用经典作准备的学习理解活动与创造经典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二项式定理是牛顿等不少杰出科学家经长期艰苦探索所得，一旦这项经典创新写入教材，普通的中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但是经典用当其所的成功运用，却绝非易事，而是一项匠心独运的创造性转化工作，不仅需要科学的理性与艺术的悟性，而且需要实践的经验。 观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反复与爱因斯坦移用黎曼几何的十年沉思，高水平成功运用经典的复杂性便可知晓大半。相应于经典阅读的普遍性，经典的运用也必定有广泛的群众性，但是鉴于资料的局限性，本文以下仅对杰出人才成功运用经典的若干基本类型略作论述。
我认为，经典的运用首先可以采用移用成法范式。
经典创造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范式，常常有广泛的普适性，可以移用于许多相关的领域。高明的经典学习者不仅要有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丰富联想，而且应具备借鉴移用成法范式的转化功力。这样，既可以避免不同领域重复研究同类的问题和探索相似的方法，还可以在信息爆炸时代海量信息中抓住基旨与精华。情况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指出的，对控制问题“人们从纯粹数学、统计学、电工学和神经生理学等等不同方面来探索它；在这样的领域里，每一个简单的概念从各方面得到不同的名称；在这样的领域里，一些重要的工作被各方面重复地做了三四遍；可是却有另一些重要工作，它们在一个领域里由于得不到结果而拖延下来，但在邻近的领域里却早已成为古典的工作”。
爱因斯坦与海森伯都是长于哲学思维与物理思想的科学大师，他们在批判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突破经典物理传统，开辟出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研究新方向。但是对于精密自然科学创新而言，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必须深入到定量的形式数学层次，也就是要找到甚至创造恰当的数学方法来表达物理思想，这是阿基米德开创又经伽利略、开普勒发扬，而到牛顿臻于大成的精密自然科学创新传统。如果说爱因斯坦与海森伯可以在物理思想创新方面与牛顿并驾齐驱，那在形式数学驾驭与创新方面，爱因斯坦和海森伯都没有牛顿与维纳的本领。为解决万有引力问题，牛顿竟然发明微积分；面对全新的预测问题维纳虽不及牛顿，也能自己找到恰当的数学方法并加以改进。正如维纳在《我是一个数学家》中讲述：“我们就可以将预测问题作为一个极小化问题提出来……就可赋予其确定的数学形式……在许多情况里，它满足……某种微分方程，但是在有些情况里，它导致与此有关的一种方程，即所谓的积分方程。这是我的幸运，因为积分方程正投合我的兴趣；但是甚至更为幸运的是，这问题所导致的这种特定的积分方程只是略为扩展了埃伯哈德·霍普夫和我已经考虑过的那种方程。因此我不仅能列出预测问题的式子，而且还解决了它”。然而爱因斯坦和海森伯对于解决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数学方法茫然无知，后来爱因斯坦借助数学家格罗斯曼，海森伯依靠精通数学的物理学家波恩和约尔旦，分别找到已是数学经典的黎曼几何与矩阵两种数学方法，最终完成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完美数学形式。科学史上，牛顿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划时代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独创了第一个严密的物理学理论体系，爱因斯坦也曾以一人之力独创狭义相对论与光量子论。但是，广义相对论最早的原始论文《广义相对论纲要和引力论》（1913年）包含物理部分和数学部分，分别由爱因斯坦和格罗斯曼撰写。而量子力学的创始经典包括先后发表的三篇论文：一个人的论文（1925年海森伯）、两个人的论文（1925年波恩、约尔旦）、三个人的论文（1926年波恩、海森伯、约尔旦）。
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狄拉克，对经典方法的运用，要比爱因斯坦与海森伯技高一筹。数学家兼物理学家的狄拉克有远超一般物理学家的数学修养，在收到海森伯于1925年寄来的量子力学第一篇论文后，稍加研究便意识到海森伯论文中所使用的稚嫩的乘积不可对易的数学方法，与一种经典数学方法——泊松括号相关。狄拉克后来回忆说，“我忽然想道：变换因子 A乘以B减去B乘以A，相似于经典力学中用哈密尔顿算符写有关方程时所具的泊松括号……这些东西正是我以前在动力学方面的书中读到过的，由于实际上很少使用它们，读过之后也就忘记了……这时，查核泊松括号是否真正能符合交换因子变得十分需要……这天又是星期天，图书馆休息不开放。我巴巴地等待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奔了进去。查核了泊松括号的意义，发觉它正如我所想的那样。我们可以在泊松括号和交换因子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来，这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经典力学与包含由海森伯引入了非交换量的新力学之间，提供了一种很密切的联系”。以后数年里狄拉克运用抽象的经典数学工具泊松括号，发明出狄拉克符号，并以普遍性的公理化理论包容海森伯的矩阵和薛定谔的算符，创立了富有数学之美的量子场论，为量子力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划上完满的句号。在量子力学创新的科学大舞台上，哲思深邃的海森伯与数学精深的狄拉克各擅其长，合作共演了人类科学史上精彩的一幕。
石：移用成法的范式能够汲取经典的方法并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而对于一些具有深刻内涵、深层意蕴的经典作品，是否适用另外的运用方法呢？
朱：的确。经典的运用还包括挖掘深层智慧。
鲁迅先生曾言，“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凡不逾越自己专长领域的经典作家及其作品，应作如是观。因此后学者与普通人要深入理解经典并非易事，许多经典措意深邃，千百年来无数人解读，依然新意迭出，个人即使终生阅读，仍会觉得常读常新，意犹未尽。常有一种误解，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若是经典的翻译，不管是从外文翻译还是从古文翻译，有时比创作更为艰难。情况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往往不能够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彻了解的。对有些字、词、句以至无关重要的章节，我们都可以‘不求甚解’，一样写出头头是道的论文……翻译可就不同，只仿佛教基本课老师的讲书，而不像大教授们的讲学。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过溜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可以说经典的许多精辟见解和深层思想，深藏于其看似平常的语句之后，深入挖掘其深层智慧是运用经典进行创新的重要前提，也是人类文化传承和创新永恒的主题。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晚年的“凤凰涅盘”，是成功挖掘经典深层智慧的精彩案例。朱光潜早年在香港与欧洲求学十三年获法国博士学位，受到西方美学与哲学的深刻洗礼，信奉唯心论的美学观。 1956年，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美学大争论，朱光潜“美在形象直觉”的唯心论美学观成为主要批判对象，但是批判者的批判并不能使朱光潜完全信服。在巨大压力之下，朱光潜学习了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经典著作，并反复揣摩马克思的一句话：“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就是从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语言中，朱光潜看出了其深藏的美学与哲学意蕴：美感并不是自己以前所认为的源于主观，也不是有的批判者所说的源于客观，美感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于是朱光潜在 1957年第4期《哲学研究》发表长文《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纠正了自己的唯心美学观：“我接受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过去的直觉创造形象的主观唯心主义”。一旦挖掘出潜藏于马克思经典美学论述中的深层智慧，朱光潜如有神助，不仅自己华丽蝶化，而且发起了对批判者的批判， 据王攸欣在《朱光潜传》中的研究，“朱光潜进一步批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普遍误解，不加分析地套用列宁的反映论而误解马克思的社会意识形态论，忽略了文艺也是一种创造性的生产劳动，曲解了马克思关于主观、客观的辩证关系，而对主观怀有极大的疑惧”。1960年朱光潜进一步发现了既不脱离客观世界又不抹杀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观念，是揭示美的本质的最好思想武器，并于当年的《新建设》发表了《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宣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的诞生。
由于将经典深层智慧运用于美学的创见，朱光潜犹如老蚌生珠，不仅为自己挽回了学术声誉，在1957年补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且为中国美学学术水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挖掘经典的深层智慧，并不限于对经典章句言词的深入解读，有时经典的智慧需要结合经典形成的背景条件与方式才能揭示，有时则需在经典之间或经典与非经典的比较中才能发现。在日新月异的科技领域，科技经典的价值与智慧，更易湮没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之中，更需要慧心独具的挖掘与运用。正如敏锐的爱因斯坦在百年以前就指出的，“我们的科学进步得如此之快，以致大多数原始的论文很快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而显得过时了。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原始论文来追踪理论的形成过程却始终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且这样一种研究，比起通过许多同时代人的工作对已完成的题目做出一种流畅的系统的叙述来，往往对于实质提供一种更深刻的理解”。
数十年后，中国出现了爱因斯坦的知音。1980年，笔者在复旦大学聆听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郝柏林学部委员的一场报告，郝柏林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学相对论要读爱因斯坦的原始论文才有味道。比起重新加工过的流行教材，爱因斯坦数千字的原始论文更有魅力，也有更大的启发性。
爱因斯坦相对论经典已创立一百多年，其科学内容对理工科师生已耳熟能详。但是流行的大学教材及教师讲授却大多未能充分挖掘爱因斯坦相对论科学内容背后的思维特性及当代意义。爱因斯坦当年所在伯尔尼专利局，远离学术中心又无名师指导，他靠什么取胜？爱因斯坦的学术信息很不灵通：对最新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只是听说而不知详情，未读过洛仑兹、彭加勒于 1904年发表的接近相对论的最新论文。但是爱因斯坦知道1851年的斐索实验以及更老的天文光行差现象，也知道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中光速的不变性，并看出了光速不变与牛顿力学中伽利略变换的内在矛盾。发人深省的是，爱因斯坦依靠过时的陈旧信息击败了学术中心掌握最新信息的名师大家。问题在于，仅就信息而言，信息的多少与新旧并不能直接决定科技竞争的最终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的选择和内涵的挖掘更有决定性的意义。就创立相对论的案例而言，在爱因斯坦精当的信息选择背后有自觉而深刻的指导原则：基本性、普遍性和简单性。这些原则固然与他的物理思想与研究经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哲学思维的恩赐。如果没有对经典物理理论内在问题的深刻哲学思考和真切物理见解，那从最新的精密复杂的莫雷实验中所汲取的知识与智慧，就未必比古老斐索实验中所获更多。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也是一样，若无对人工智能深入的科学与哲学思考，那从“ 阿尔法狗”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案例中的所获，也未必比从“深蓝”击败国际象棋冠军案例中所得更多。大数据信息的获取固然重要，但大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更为重要，并需要更高的智慧和能力。
爱因斯坦相对论经典的深层智慧，不仅是信息的选择和挖掘需要立足于深刻的科学与哲学思考，而且还有科学突破路径的多元化思维。就基础科学而言，创新的突破口可以是卢瑟福式的实验，从散射实验与汤姆逊模型不符而提出行星原子模型；也可以是普朗克式的数学，因推导黑体辐射公式的数学处理而不得不做出量子假设；也可以是爱因斯坦式的哲学思维，从16岁的追光形象思维及光速不变与伽利略变换相冲突的逻辑思维出发，独辟蹊径创立相对论。但现在流行的相对论教材及讲解，都会在科学背景部分详细介绍迈克耳逊·莫雷实验及其对经典物理的冲击，然后再论述爱因斯坦的处理方式，这样的表述背后，有一种实验路径至上的理论预设，这样的教材和教学有可能束缚学生的思维，使他们对爱因斯坦何以能一举独创相对论缺乏真切的感受，也即对以哲学思维开路的突破方式的普遍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对科学突破路径的多元化和科学探索的自由性缺乏完整的见解。若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着眼，相对论教材及其讲解，可以略去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而直接进入相对论，让学生研读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原始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同时辅以深度的解读，并介绍科学突破路径多元化的哲理。若能如此挖掘经典的深层智慧，后学者必将受益无穷。
石：经典真是人类的宝藏。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创新已经成为时代的关键词。您认为经典还可以用于创新吗？
朱：是的。经典运用的第三个方面就在于启迪创新思路。
如果说依据经典移用成法范式，相对而言还有章可循，那未通过经典启迪创新思路，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需要创新者独具慧心的妙悟。新的有价值的探索方向常常被既熟悉专业经典又熟悉哲学经典的探索者敏锐地把握住。但是哲学认识论对专业创新是否有帮助，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却有不同的看法。爱因斯坦是坚持认识论重要作用并加以深刻阐述的杰出科学家兼哲学家。爱因斯坦明确指出，“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认识论同科学的相互关系是值得注意的。它们互为依存。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变成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只要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在这些基本观念的基础上，爱因斯坦进一步指出了认识论“考查”对于确定未来探索“方向”的重要性：“也许，这些考查都像是不必要的学究气的吹毛求疵，它同物理学本身毫无关系。可是，认为人们应当在什么方向上去寻求未来物理学的概念基础，这种信念却正有赖于这样的考查”。
在爱因斯坦发表上述见解近40年后，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杨振宁认为，哲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哲学家的哲学，还有一种是对物理问题长、中距离（甚至短距离）的看法……例如坂田所说的，是真正的哲学即第一种哲学……第二种哲学无非表示你的看法怎样，你注意什么问题。它对物理学有关键性长期性影响……它和一个人的风格、喜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每个人根据他过去的经验都会形成他自己的哲学（第二种）……至于第一种哲学，我认它和物理学的关系是单向的。物理学影响哲学，但哲学从来没有影响过物理学”。当有人向杨振宁提问说：“爱因斯坦认为他自己受休谟和马赫哲学的影响很深”。杨振宁明确回答道：“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认为他之所以成功，不是这个原因，而是由于他的第二种哲学”。杨振宁没有认识到在自己思想深层不知不觉地积淀了前辈哲学家的许多智慧，如果抛弃了这些哲学智慧就不可能成一个物理学家 。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杨振宁受惠于人类正确认识论的恩赐，却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思想中的这一隐藏的预设。此外，科学史也记录或揭示了许多杰出科学家自觉以哲学认识论引领探索方向与路径的案例。中国并不乏以哲学认识论引领科学探索的大师，但以科学创新影响人类哲学思维的大师，仍然阙如。面对爱因斯坦与杨振宁的哲学性分歧，笔者的感受是：第一，爱因斯坦所以是哲学家，而杨振宁不是；第二，中国顶尖科学大师虽然在学科专业的技术层面已可与世界顶尖科学大师并驾齐驱，但在深层哲学思维方面仍有很大的差距，产生像爱因斯坦、玻尔这样能使科学创新深刻影响人类哲学思维的科学家兼哲学家，是提升中国科学原创力与文化影响力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通过专业经典与哲学经典的结合而发现科学探索新方向，在人类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而近现代科学史的案例尤为精彩。并非天文学家的哲学家康德，竟成为“两个天才假说的创造者” （恩格斯语），独自开辟了近代天文学两个重要方向：一是星云假说开辟了太阳系演化的研究方向，二是地球潮汐的研究方向。直至今天，仍是充满活力的科学方向。中国科学家李四光、袁隆平等，则在专业经典与哲学经典的结合中分别开辟了石油地质与水稻杂交的研究新方向。
最深刻而广泛影响当代社会面貌的科学创新当数量子力学，其主要创立者海森伯对这一探索方向的神奇开启，是人类科学史和文化史上最启人心智的事件之一。杨振宁十分赞赏费米从直觉敏感性引向重大科学发现的能力，并指出这种能力的“必要基础是要有广泛的经验。这种经验可能是理论的经验，对数字结构的经验，也可能是实验的经验”。海森伯创立量子力学理论时，年仅24岁，进入大学之门只有五年，按杨振宁所列的三种经验来衡量，缺乏实践经验，也少有数学经验，理论的经验也不多。海森伯是如何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从一个科学的门外青年一跃而为人类的科学巨星呢？
首先，青年海森伯有敏锐的历史意识，在深入比较自己感兴趣的音乐与科学两个领域后，立志投身于方兴未艾的现代物理学领域：“我坚定地相信，在原子物理学方面，我们正在追寻比音乐更为重要的联系、更为重要的结构。但是我直率地承认，一百五十年之前，这种情况正好相反”。其次，海森伯在进入大学之前，至少已经阅读了两种现代物理经典著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韦尔的《时间、空间与物质》，“当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它，但我发现，它极其吸引人……相对论的艰难的数学论据和抽象的思想既使我激动，也使我困扰”。进入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系后，又在物理学大师索末菲的直接指导下学习，索末菲的原子理论即是改进玻尔原子理论的物理学前沿理论。而索末菲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比海森伯年长一岁的学长，泡利是训练有素、才华横溢的天才，海森伯向泡利学习了很多东西，两人成为终生的科学朋友，后来先后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海森伯在数学经验与才能方面虽不逮导师索末菲，但在科学风格上有导师不及之处。索末菲过分强调事情的“细节”，告诫海森伯“从精心地、有意识地完成那些细小的任务中，从那些按我们希望来说取得了还算不错的成果中获得乐趣”。“即使你研究理论，你还是要特别注重可能出现的细节，甚至那些论证比较重大的具有深远哲学意义问题——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者普朗克的量子论的人，也都必须解决大量细节的问题；而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们才有希望在已经开辟的新领域获得完美的图景”。对于导师的告诫，海森伯害羞地说出了自己的兴趣：“即使这样，我对哲学基本概念的兴趣比起其他方面来说还是多得多”。从原则上说，细节与宏观相辅相成，一样也不能少，但是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兴趣与敏感性也因人而异。海森伯有清醒而真切的见解，坚持走自己的路，认准现代物理学最根本、最基础的大问题，同时不得不放弃对细节完美性的追求。多年以后，杨振宁在评论海森伯划时代的论文时说道：“那篇划时代的文章，我想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几篇文章之一。可是文章写得并不清楚……他的最可贵之处是他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而且对这些问题有他的直觉的见解，但是他的这种直觉的认识不是用最清晰的数学和物理的方法表示出来的。他的文章甚至是前后矛盾的。不过，在他的文章里确实含有一针见血的东西”。
海森伯所以能在实践经验、数学能力与物理知识等方面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以24岁的青葱后辈独辟蹊径，开拓出量子力学的新方向，正确哲学思维的引领功不可没。海森伯自传记述了自己青年时代丰富多彩的科学、交友、音乐、旅游等活动，也回忆了创立量子力学理论前后的哲学思考与讨论。令人惊赞的是海森伯自传浓重的哲学风味远超寻常的科学传记，全书20章就有7章的标题中直接使用哲学名词，如“实用主义”、“康德哲学”、“实证主义”、“形而上学”、“柏拉图哲学”、“科学和宗教”等等，其哲学的偏好溢于言表。自传表明，海森伯是天生的早熟哲学家，早在中学时代，哲学的兴趣就与科学的兴趣并行不悖，就已阅读柏拉图抽象的哲学著作《蒂迈欧篇》，其中讨论原子的文字“紧紧地扣住我的心弦”。进入大学以后，海森伯更与泡利等朋友深入探讨经院哲学、康德、马赫、经验主义及其与科学的关系等哲学问题。而在创立量子力学的关键时期（1925—1926年），海森伯与爱因斯坦有一次深入的长谈，自传详细地记录了谈话过程，而主要内容是哲学认识论。其时，人到中年的爱因斯坦已从早年创立狭义相对论时的朴素唯物论转向唯理论的唯物论，更加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数理形式对科学认识的重要作用。而年轻的海森伯也与年轻时代的爱因斯坦一样，信奉朴素的唯物论，凡对实验与理论关系有正确认识的物理学家在哲学思想起步阶段大抵如此。从思想源头上分析，青年海森伯一方面受了马赫经验论的影响，但更深刻的影响源自对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深层哲学思想的分析和接纳：
爱因斯坦：“难道您认真相信，除了可观测量，没有一个能进物理理论吗？”
海森伯：“您在相对论中不正是这样做的吗？”“您毕竟强调过，不允许说绝对时间，仅仅因为绝对时间不可能被观测到；而只有在运动参考系或静止的系统中存在的时钟读数才与时间的确定有关”。
“可观测性”不能绝对化，中年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更接近于辩证唯物论，比青年海森伯更为深刻。对于推翻旧量子论的创新而言，海森伯的朴素唯物论已经足够，恰与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时相似。海森伯敏锐地看出了旧量子论中有与绝对时间相类似的不可观测量——轨道，虽然轨道的概念在导师索末菲的原子理论中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但它难以在实验中观测和证实。于是海森伯对爱因斯坦说：“我无法观察电子在原子内部的轨道。但是，一个原子在释放电子（放电）时所发出的辐射，可以使我们推断出电子的频率和相应的振幅……既然一个完善的理论必须以直接可观测量作依据，我认为，使我自己局限于这些量，把他们当作电子轨道的代表来处理，似乎是比较合适的”。在原子研究中以可直接测量的辐射的频率和振幅取代不可直接测量的电子轨道，这是一个在朴素唯物论哲学思想引导下的崭新微观物理思想，是开辟量子力学新方向的先导性观念，由此出发海森伯在人类科学史上树起了可与牛顿力学与相对论等量齐观的伟大丰碑。在哲学观念与物理思想突破以后，海森伯进一步将量子观念从特设转变为基本假设，以量子化的傅立叶振幅与频率取代经典的傅立叶振幅与频率，得出了不可对易的量子理论，“得到的结果与先前从某些分子光谱和复杂的原子光谱导出的强度规则一致”，也即在某些情形下理论能很好地符合实验观测。这样，数学能力与物理经验均不突出，但以哲学敏感性和物理新思想取胜的海森伯，于1925年7月发表了稚嫩而崭新的划时代论文，宣告量子力学横空出世。
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人类哲学的高峰，引领探索新方向的案例不胜枚举，而科学研究领域精彩切实的案例之一源自中国数学家杨乐与张广厚。二人合作研究函数论的岁月正值中国大力提倡学哲学用哲学的时代，他们常常白天学习哲学经典，晚上进行数学研究。当时西方函数论研究有两个重要概念：亏值与奇异方向，分别有不少成果问世。张广厚一次在学习《矛盾论》关于普遍联系的思想时突发灵感：函数论中分别研究的亏值与奇异方向之间是否也会有某种内在联系呢？正是沿着由经典哲学思想引发的探索新方向，杨乐与张广厚揭示了亏值与奇异方向之间的内在约束关系，成为20世纪70年代国际函数论研究的一大进展。
石：感谢朱老师关于经典的讲述，听后受益颇丰。最后，请您对经典以及经典的阅读与运用做一个总结。
朱：人类文化的经典，无论是人文经典，还是科技经典，都是历代创造者思想成果的最高结晶。他们不是薄板钻孔的轻浅作品，也不是巧妙裁改的二手文章，而是亿万呕心沥血之作经大浪淘沙留存的精华，是认知“已然”、理解“所以然”、判断“当然”的根本依据和法则，是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无可替代的主要精神营养。后学者唯有自觉地阅读与运用经典，才能真切地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和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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