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 周瑜“斗智”故事的演变与对手型“知音”文化

2018 年 9 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Sep.2018 第 45 卷 第 5 期 JournalofHenanNormalUniver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 Vol. 45No. 5 DOI : 10. 16366 /j.cnki. 1000 2359. 2018. 05. 020诸葛亮、周瑜“斗智”故事的演变与对手型“知音”文化李 春 阳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3 摘 要: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故事有一个逐渐演变发展和“虚构”的过程,《三国志》中两人几无交集,及至元杂剧和平话中,诸葛亮和周瑜“斗智”的故事逐渐彰显。在《三国演义》中,围绕赤壁之战和夺取荆州,大肆铺陈两人的斗智斗勇,故事情节更为完善。在这一故事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对手型”知音的文化意蕴逐渐凸显。在文学创作中,作为知音文化的变体,这种“对手型”知音的渲染体现了士人对知音文化认知的一种取向与心态,这一文化心态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在历史巨变中身不由己的对立与相互欣赏。关键词:诸葛亮;周瑜;对手型知音文化;《三国演义》作者简介:李春阳1979 ,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图分类号:I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2359 2018 05 0120 06 收稿日期: 2017 04 06诸葛亮与周瑜“斗智”故事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情节,深入探讨这一故事的生成及所反映的士人文化心态,对于从故事情节的生成上探寻《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具有启发意义,并有利于从微观层面揭示长期被遮蔽的“对手型”知音文化的历史和思想意蕴。一、诸葛亮与周瑜“斗智”故事的文本演变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故事是小说的大关目。这一故事贯穿了从第四十三回诸葛亮初入东吴“舌战群儒”到第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共十五回的篇幅,在以“三气周瑜”为故事核心的文本中还穿插着赤壁之战、东吴就婚等历史事件和蒋干中计、苦肉计、草船借箭、败走华容道等脍炙人口的精彩故事。同时,紧紧围绕“斗智”故事,小说不仅塑造了多智多谋的诸葛亮、心胸狭隘的周瑜,还塑造了一个鲜活的“诚实人”鲁肃。然而,若考之史传,《三国演义》中精彩纷呈的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故事却多出自小说家依据历史事件中的一点影子进行的虚构创作。陈寿的《三国志》是记载相关事件较早的文献,与二人“斗智”故事相关的文本主要集中于《蜀书·先主传》《蜀书·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和《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然而,细读上述文献,却发现其中并未提及诸葛亮与周瑜之间有过“智说周瑜”、“三气周瑜”等“斗智”故事。甚至在《三国志》中根本没有记载诸葛亮和周瑜有过正面接触和直接对话。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形式重述三国历史,但在《资治通鉴》中也并未发现诸葛亮与周瑜有正面接触和直接对话的蛛丝马迹。有意思的是,若干历史事件的记载甚至与《三国演义》中的相关叙述正好相反,例如刘备“自诣京见孙权”,周瑜劝孙权“留之”,由于孙权“不从”,刘备得以侥幸返回荆州。返回荆州后,刘备慨叹“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 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 1 ] 796 。刘备口中“所见略同”的“天下智谋之士”即指诸葛亮与周瑜,而这也是文献中首次见到二人的并列叙述。在《三国志》中,刘备“诣京见孙权”,诸葛亮为·0 2 1·刘备人生安全着想,而谏阻莫行;但到了《三国演义》中,却变成刘备不敢孤身前往东吴,诸葛亮力劝其前往,并设下“锦囊妙计”,使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由于文献不足征,从《三国志》到元杂剧中间数百年的诸葛亮与周瑜“斗智”故事的演变形态难以详知。不过到元代,与《三国志》的历史叙述截然不同的诸葛亮与周瑜“斗智”故事的大致轮廓已经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元杂剧《刘玄德醉走黄鹤楼》《两军师隔江斗智》及与之大约同时的《三国志平话》。《刘玄德醉走黄鹤楼》杂剧的故事背景是,赤壁之战后,周瑜“诚恐此人久后乘胜必取荆州。某想赤壁之战,非干己仇;折某虎牙之将,某常怀深恨,未曾报仇”[ 2 ] 203 ,因此趁诸葛亮率众将前往华容道追赶曹兵之际,在黄鹤楼设下“碧莲会”,意欲“擒住刘备,困于江东,不放回赤壁连城”[ 2 ] 204 。刘备误听刘封怂恿,孤身赴会。诸葛亮夜观乾象,得知刘备有难,委派关平送暖衣,暖衣中夹藏用来逃生的令箭;同时又让姜维扮作渔翁,手掌中写“彼骄必褒,彼醉必逃”的逃跑计策,在宴会上授计刘备。刘备依诸葛亮安排下的计策而行,趁着周瑜醉酒盹睡,逃回荆州。《两军师隔江斗智》杂剧主要演绎的是周瑜与诸葛亮围绕刘备东吴娶亲展开的“斗智”故事。杂剧的发生背景是,周瑜在赤壁之战后“想他赤壁鏖兵,全仗我东吴力气,平白地他倒得了荆襄九郡,怎生干罢! 某数次索取,被那癞夫诸葛亮识破计策。如今又生一计,可取荆州”[ 3 ] 443 。因此“设下孙刘结亲之计,暗差甘宁、凌统二将,只推送亲,夺下城门”,趁机赚取荆州。周瑜此计被诸葛亮识破之后,又生“取刘备同小姐回门,拜见老夫人”,趁机扣留刘备来换取荆州的计策。诸葛亮又识破此计,派刘封过江给刘备送暖衣之际,捎带一封谎称“曹操攻取荆州,且慢回来”的书信。刘备得书,故意遗落书信使孙权拾得,迷惑孙权,使之主动放刘备回荆州“送死”。刘备夫妻回荆州途中,“被甘宁、凌统当住,亏俺夫人喝退,放了过来”[ 3 ] 467 。在周瑜即将赶来之际,诸葛亮派张飞前来接应。张飞用“掉包计”,让刘备夫妻先回荆州,自己坐在孙夫人翠鸾车之中,骗得周瑜车前下跪,周瑜被气倒,箭疮复发。在《三国志平话》中也有与《刘玄德醉走黄鹤楼》《两军师隔江斗智》相似的故事情节,二者之间明显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但《三国志平话》中亦有不少情节不见于迄今发现的元代三国戏,这些情节是否《平话》所创造,还是受到其他已佚元杂剧的影响,由于文献缺失,难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兹举数例见于《平话》而不见于元代三国戏的情节:一在手心写“破曹之策”的情节。《平话》为周瑜、诸葛亮与众官一同写,“众官元帅手内觑,皆为‘火’字,无有不喜者 …… 惟军师手内偏写‘风’字 …… 军师再言:‘众官使火字,吾助其风。’”[ 4 ] 436 《平话》中的这一情节与紧接着的诸葛亮“祭风”,即表现出诸葛亮在与周瑜“斗智”过程中的略胜一筹。二《平话》比元代三国戏还多出周瑜收川,“张飞军袭其后,元帅所夺州府县镇,皆被张飞所收”[ 4 ] 456 ,周瑜“金疮气破”身死的情节。三《平话》更突出了“气周瑜”的故事情节,以表现周瑜的弄巧成拙和心胸狭隘。周瑜引军与曹璋交战不胜时向刘备求救,诸葛亮授计张飞,张飞战败曹璋故意羞辱周瑜,周瑜大怒“孤穷刘备负我之恩,被张飞气我,皆是诸葛也”[ 4 ] 440 。从《平话》与元杂剧的比较中可见,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故事有以下两点变化:第一,更加强调了周瑜“气”、“大怒”的性格特点,其性格中心胸狭隘的特征成为“斗智”故事的重要生成点;其次,《三国志平话》相对于元杂剧来说,把诸葛亮与周瑜“斗智”故事情节从周瑜“设套”、诸葛亮“解套”的单向斗智情节解放出来,《平话》中的诸葛亮已不再像《醉走黄鹤楼》《隔江斗智》中只是被动接招,而多出了趁乱夺荆州、张飞“气”周瑜等主动出击“气”周瑜来“斗智”的故事情节,在“斗智”故事更加生动有趣的同时,扬诸葛抑周瑜的倾向也更为突出。通过元杂剧《刘玄德醉走黄鹤楼》《两军师隔江斗智》与《三国志平话》中有关诸葛亮、周瑜“斗智”情节的比较可见,在《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已不仅局限于困住刘备换取荆州的情节设置,而把视野延伸到赤壁之战中在如何“破曹”及趁乱智取荆州等情节中来演绎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当然,《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还非常粗疏草率,前后矛盾、情节突兀、计策滑稽浅薄等问题随处可见,但其叙事视野无疑已经大大超越了元代三国戏,给《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再创作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创作思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有关诸葛亮与周瑜“斗智”的情节设置上,沿袭元杂剧和《三国志平话》而来。在小说中,周瑜与诸葛亮初次见面即展开“斗智”,从“诸葛亮智说周瑜”始,到“诸葛亮大哭周瑜”终,贯穿了近三卷的篇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头戏。与此前文本相比,小说对“斗智”叙述更感兴趣,“斗智”在小说中被作为小说叙事的动力加以运用,围绕“设套———解套”的“斗智”程式衍生故事;同时,小说中周瑜的嫉贤妒·1 2 1·能、“不能容物”的性格特点也被置于“斗智”中的重要位置。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围绕“赤壁之战”破曹兵;二是围绕荆州之争的包括智取荆州、东吴娶亲和识破周瑜的“假途灭虢”之计三个情节的“三气周瑜”。其中“三气周瑜”的三个情节在《三国志平话》中已有叙述,而且东吴娶亲也见于《隔江斗智》杂剧。相对于“赤壁之战”中的“斗智”来说,“三气周瑜”的故事情节有更多可以借鉴的早前文本。只不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三气周瑜”的情节进行了大幅度“重写”,如在东吴娶亲中紧紧围绕“三个锦囊”推进故事,进一步凸显“斗智”中“智谋”的地位。同时,在叙事情调上,虽然在“斗智”叙事中仍带有揶揄周瑜的喜剧色彩,但周瑜身上的滑稽色彩大大减少。在“赤壁之战”中,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模式主要体现为周瑜“设套”欲杀诸葛亮,却被诸葛亮识破并凭借智慧“解套”,以周瑜自愧不如告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草船借箭”、派诸葛亮切断曹操粮道以及祭风台追杀诸葛亮三事。关于“草船借箭”,《三国志》中为孙权事,《三国志平话》附会到周瑜身上,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又变成诸葛亮的戏份。在小说中,周瑜欲杀诸葛亮,委派诸葛亮十日内造十万枝箭,却又在材料、时间上刁难,使之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诸葛亮识破周瑜之计,通过观天象得知三日之内有大雾,可以趁机“借箭”,故而允诺三日即可。周瑜误以为诸葛亮“自送死”而窃喜。但诸葛亮却用草船“借”得曹营十万枝箭,使周瑜的计划破灭。在“斗智”叙述中,周瑜先是“大喜”,以为诸葛亮中计;当听说诸葛亮不用所需材料时,又“大疑”;当见到诸葛亮借得十万枝箭时,则“大惊”。继之以慨然而叹:“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及也!”在这种带有轻喜剧情调的小说叙事中,通过周瑜由“大喜”而“大疑”到“大惊”的神情变化,在揶揄周瑜的同时也体现出诸葛亮的智慧。与之相似,在围绕截断曹操粮道的“斗智”情节中,周瑜的毒计被诸葛识破,趁势以激将法激怒周瑜,使之落入自家所设陷阱。这种“设套”与“解套”的转换,既充满“斗智”的趣味,也立判二人智谋高下。相对早期文本而言,《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庶几乎史”的诸多笔墨正面刻画周瑜,主要体现于和曹魏一方展开的对手戏,如“群英会”、“苦肉计”以及“智败曹仁”等情节中,这就与早前文本中周瑜形象的塑造有本质上的区别。同时,在“斗智”故事的结尾还有“诸葛亮大哭周瑜”情节,这一情节的设置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斗智”游戏,小说的叙事意味更为复杂。我们且不讨论诸葛亮哭周瑜是否出自真心,但诸葛亮“从此天下,再无知音”的祭文与周瑜“既生瑜,何生亮”的临终“大叹”所形成的呼应,使读者不得不思考小说编创者在“斗智”故事中所寄托的深层意蕴。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虽然在戏剧中尚延续着元杂剧以降的某些故事情节,但在小说中,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故事大致定型,其后“繁本”、“简本”《三国演义》中的“斗智”文本大都是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增删润色,直到清初“毛本”《三国演义》而最终定型。相较于“嘉靖本”而言,“毛本”的改动使“斗智”的喜剧效果更为明显,周瑜“窃喜”、“大怒”、“气倒”、“摇首顿足”等略显夸张的神态描写更具揶揄调侃的意味,这种意味与诸葛亮的“笑”在对比中更为突出。同时,“毛本”也对“嘉靖本”以降版本中的周瑜形象有所改动,去除了周瑜身上某些嫉才妒能的特点而加强其为国尽忠的人格精神,努力弥合周瑜形象存在的矛盾性,也表现出小说追求历史演义“庶几乎史”的“真实化”和历史人物塑造“严肃化”的文人雅化倾向 [5 ] 。通过上述对诸葛亮与周瑜“斗智”故事的梳理发现,这一故事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情节热闹,故事性很强。由于“斗智”属于“设套———解套”的故事程式,“设套”一方的计策读者一目了然,但于“解套”一方如何应对却不可知晓。读者在此情况中具有一种“先知”的阅读焦灼体验,急切等待“解套”一方能够识破计策。可以说,这种阅读属于以“先知”的阅读体验去铆合故事中“解套”一方的行为,在阅读期待与文本叙事上的铆合程度大小上获得阅读快感。这种程式属于故事连环体,可以环环相扣,形成无限延伸的故事链,在故事性的生成上具有天然优势。第二,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这种“设套———解套”的故事程式与“提问———回答”的模式相似,“解套”的过程也即求解的过程。由于作者在“设套”之时仅告知读者“此处有陷阱”,却并没有说明“陷阱里有什么”。所以,“解套”的过程就是“打开并跳过陷阱”的过程。如何“打开与跳过陷阱”,需要在逻辑自洽的基础上回应“设套”。所以,“解套”过程是一个层层剥开谜底的过程,有时甚至是在识破“设套”的基础上,再设下更大的“套”来使对方落入彀中。因此,“斗智”属于智力的博弈,在挑战读者的阅读期待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能够带给读者以智慧启迪的乐趣。笔者认为,上述“斗智”故事的故事性与知识性、趣味性是诸葛亮与周瑜“斗智”故事生成的一个重要原·2 2 1·因。除此之外,由于文人在创作小说时,既要面对《三国志》所载周瑜在赤壁之战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历史功绩,又要调和民间话语中“达天地之机”、“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的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的重要影响。历史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调适成为小说创作必须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平衡诸葛亮与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作用,三国故事在演变过程中才逐渐生成了“斗智”故事。在诸葛亮与周瑜的智力博弈中,一方面凸显出在民间话语中已经“天下一人”的诸葛亮的智慧;另一方面也衬托出周瑜虽不及诸葛亮,但仍是可与之抗衡的才智之士。因此,“斗智”故事并非单纯“抑此扬彼”,更是“互相标榜”。尤其是周瑜临终前慨叹“既生瑜,何生亮”,诸葛亮东吴吊丧的祭文中又说“从此天下,更无知音”,两处文本对读既可见出二人的度量心胸,又体现出诸葛亮与周瑜对彼此的“惺惺相惜”。这种“惺惺相惜”的文化心态直至成书于文人之手的《三国演义》中才首次出现,是较为典型的士人文化心态。二、诸葛亮、周瑜“斗智”故事与文人的对手型“知音”文化心态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虽带有“一山不容二虎”的敌对意味,但在长期的斗智过程中却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知音”之感。这种敌对双方在长期的“斗智斗勇”过程中,逐渐了解对方,互相引以为“知音”的故事,符合人的情感逻辑与行为逻辑。《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人与人之间的“斗智”犹如战争,最熟悉自己的正是针锋相对的对手。在历史文学创作中,作为知音文化的变体,这种“对手型”知音的情况也体现了士人对知音文化认识的一种取向与心态。笔者认为,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故事的生成很可能受到孙膑、庞涓斗智的影响。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膑、庞涓之事已有记载:“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招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其后,孙膑趁齐国使者出使魏国之际,“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 6 ] 1918 。梁惠王二十七年,孙膑以“添兵减灶”之计诱使庞涓孤军深入,在马陵道箭射魏军,庞涓自杀。这一具有“斗智”兼及“复仇”意味的故事由于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智及“知恩图报,有仇必报”的价值取向,在后世广为演绎。罗烨《醉翁谈录》中即说“论机谋,有孙庞斗智”。今存《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卷上》以及元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都有孙、庞斗智的相关情节,可见孙、庞斗智故事在宋元之际流行颇广。在孙、庞斗智故事中,庞涓“天生性子本嫉妒”,迫害孙膑是因其“久以后那里显我”的担忧,《三国演义》中周瑜欲杀诸葛亮的心理与之相似。而且,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孙膑也有诸多“互文”之处:首先,小说中诸葛亮“端坐车中”与孙膑“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相同;其次,小说第一百回诸葛亮以“增灶”之法撤兵正是反用孙膑的“添兵减灶”之计。当然,更为直接的可能是取材于《后汉书·虞诩传》中虞诩增灶的计谋,但虞诩之计也是孙膑减灶的反用。上述均可说明诸葛亮与周瑜“斗智”故事与孙、庞斗智故事渊源甚深。与孙、庞斗智故事相较,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故事在继承前者的同时,也有了巨大的超越。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故事不再局限于纯粹的因为一方的嫉妒而迫害对方,另一方在受到迫害后复仇的“斗智”。而是一方面在“嫉妒”中凸显出“忠义为国”的成分,赋予“瑜亮斗智”超越个人利益的色彩;另一方面就是在“斗智”过程中升华出“惺惺相惜”的对手型“知音”主题。这种书写倾向,在《三国演义》中还体现在对历史上陆抗与羊祜关系的重写。小说此处文本大体本之《三国志·陆抗传》“裴注”所引《晋阳秋》《汉晋春秋》,然小说与史传相比,更突出了陆抗与羊祜的对手型“知音”关系。《三国演义》着意于“裴注”而非史传,一方面体现了小说作者以文学重述历史的文化心态,同时,小说中的士人文化心态还体现于对“裴注”所作的“手脚”。关于羊祜饮陆抗酒,《晋阳秋》为“抗尝遗祜酒,祜饮之不疑”。陆抗求药于羊祜,《汉晋春秋》为“抗尝疾,求药于祜,祜以成合与之……抗得而服之,诸将或谏,抗不答”[ 1 ] 1132 。《三国演义》相对应情节为:“来人回见羊祜,以抗所问并奉酒事,一一陈告。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饮乎!’遂命开壶取饮。部将陈元曰:‘其中恐有奸诈,都督且宜慢饮。’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虑。’竟倾壶饮之。”[ 7 ] 1447 “来人持药回见抗。众将曰:‘羊祜乃是吾敌也,此药必非良药。’抗曰:‘岂有酖人羊叔子哉!汝众人勿疑。’遂服之”[ 7 ] 1447 。比较《三国演义》与“裴注”的相关叙述,可见,小说增加了羊祜、陆抗与部将的对话。羊祜、陆抗和部将的对话,或受《汉晋春秋》“诸将或谏”的启发,但羊祜“不必疑虑”、陆抗“众人勿疑”的如出一辙的对对方的信任,无疑凸显出了陆抗与羊祜的虽为宿敌,但却互相引以为“知音”的关系。除此之外,在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军事·3 2 1·斗争中,二人在斗争中也互相欣赏对方的谋略,与史传相较,也带有向对手型“知音”靠拢的叙事倾向。《三国演义》对历史的重述以及在小说叙述中对类似关系的重复书写,表现出《三国演义》对此类人物故事的青睐及其对对手型“知音”的文化关怀与思考。关于对手型“知音”,从文本上来说最早也最典型的是《庄子·徐无鬼》中所载庄子与惠施的关系: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8 ] 685 在这段庄子的感喟中,可以感受到庄子“从此天下,更无知音”的孤独感。惠施与庄子虽是学说的对手,但却在思想的交锋中成为最了解对方的“知音”,“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惠施之死不仅是死掉了自身,其实连同他的知音庄子也死掉了。这令人想到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故事中“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钟子期作为知音无疑是证明俞伯牙鼓琴之价值的“质”,钟子期死,“无以为质”,“无与弹之矣”。可以说,这种知音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对手”而“知音”的故事意味更为复杂而已。所谓“无与言之”的悲哀,与诸葛亮致祭周瑜时所说的“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在情感基调上如出一辙。《三国演义》评点者李贽伪托、毛宗岗都在“更无知音”后评“此是实话”;毛宗岗在“孔明祭毕,伏地大哭,泪如泉涌,哀恸不已”后评“乃真哭,非假哭也”;李渔也认为“泪从知音来”。这些均是认识到诸葛亮与周瑜在“斗智”中形成的“知音”关系的深得文心之言。对手型“知音”的文化心态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情结,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中多有。魏晋时期嵇康作《养生论》,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作《难嵇叔夜养生论》,与之辩难,二人虽是思想上的对手,然“不是知音不与谈”,辩难的对手其实在思想上亦是真正的知音。嵇康被杀后,向秀过嵇康旧居作《思旧赋》,在无尽的哀思中“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无以为质”的失去知音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另外,据日人新渡户稻造所著《武士道》记载,日本战国时期名将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做了十四年战场上的宿敌,但当上杉谦信听到武田信玄的死讯时大哭失去了“最好的对手” [9 ] 37 。对手型“知音”在文学上的演绎在以江湖恩仇为主线的武侠小说中多有呈现。其基本模式为,塑造两位武功不相上下的绝世高手,二人在价值观、人生观上截然对立多体现为一正一邪,二人虽为价值观上的“死对头”,但却互相欣赏对方的武艺或才情。例如,金庸武侠经典《神雕侠侣》中塑造了宿敌洪七公正派人物,武功为充满阳刚之气的降龙十八掌,号称“义丐”和欧阳锋邪派人物,反着练“九阴真经”,武功阴毒狠辣,号称“西毒”,小说最后却安排二人相拥大笑而死的情节。2016 年尔冬升重拍由古龙武侠小说《三少爷的剑》改编的同名电影,特意设置被誉为剑圣的燕十三前往神剑山庄与剑神谢晓峰比剑,得知谢晓峰“已死”真实情况是,谢晓峰厌倦江湖,离家外出后极度失落,谢父以“失去了最好的对手,就等于失去了知音,琴就会变得很寂寞”安慰燕十三,其中也寄托着知识分子对对手型“知音”文化命题的思考。还有,当代军事小说《亮剑》中李云龙和楚云飞的关系塑造。李云龙和楚云飞虽属于不同党派,在战斗中有合作与斗争,但在长期的合作和斗争中互相欣赏对方的作战智慧与人物品格,互相称赏对方。二者的这种关系,在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追溯其文化源流,正是源自《庄子·徐无鬼》而发扬于《三国演义》诸葛亮与周瑜“斗智”故事的对手型“知音”文化心态。而李云龙与楚云飞形象的广为读者和观众喜爱,也从侧面说明了这种文化心态在当今仍具有很强的文化诉求与感染力。知音难觅是从古至今人类普遍存在的难题。故而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管鲍分金等知音故事代代流传,在文学作品中,对知音的寻求也是常见的主题,金庸的《笑傲江湖》塑造刘正风与曲洋、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琴箫相和”,就是把朋友之间的知音关系推及到理想化的夫妻间的知音关系。然而,知音往往并非朋友,也可能是时刻在揣摩自己的对手,最了解自己的人正是与自己为敌者。对手型“知音”关系作为知音文化的一种形态,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通过人物关系的设置思考“对手”与自身的关系、何为“知音”等文化命题,而这也正是其价值与深度所在。三、结语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故事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史传中的两人几无交集,到小说中的两人围绕赤壁之战和夺取荆州的斗智斗勇,小说叙事的生成既有时代文化背景、读者需·4 2 1·求、文学创作逻辑等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小说编创者独特的文化思考。通过对诸葛亮、周瑜“斗智”故事演变过程的梳理,笔者发现在这一故事生成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凸显出了对手型“知音”的文化意蕴,特别是在《三国演义》中相似的书写多次出现,是小说中引人注目的一种叙事取向。拈出诸葛亮与周瑜“斗智”故事中的这一文化现象,不仅可以从《三国演义》情节生成的角度探寻小说中文化内涵的演进,深化对诸葛亮与周瑜“斗智”故事文化意蕴的解读,而且可以揭示这一故事背后长期被遮蔽的《三国演义》编创者所寄托的对对手型“知音”文化的独特思考。参考文献:[1 ]陈寿 . 三国志[ M ] . 裴松之,注 . 北京:中华书局, 2011.[2 ]王季思,主编 . 全元戏曲第五卷[ M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3 ]王季思,主编 . 全元戏曲第六卷[ M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4 ]钟兆华 .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 M ] . 成都:巴蜀书社, 1990.[5 ]杨润秋,苗怀明 . 是圣手丹青还是艺术败笔———《三国演义》周瑜形象得失新探[ J ] . 明清小说研究, 1999 3 .[6 ]司马迁 . 史记[ M ] . 北京:中华书局, 2011.[7 ]陈曦钟,等,辑校 . 三国演义会评本[ M ]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8 ]陈鼓应 . 庄子今注今译[ M ] . 北京:中华书局, 2009.[9 ][日]新渡户稻造 . 武士道[ M ] . 朱可人,译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ChangesandCulturalMentalityUnderlyinginZhouyuandZhugeliang ’ sBattleofWitsLiChunyang HenanIndustryandTradeVocationalCollege , Zhengzhou450053 , China Abstract : Inthebook , RecordsoftheThreeKingdoms , ZhugeliangandZhouyuneverencountereachother , whilein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 , storiesaboutthemundergoalongtimeofevolution , frombattleoftheRedClifftothebattleofwitswhenfightingforJinzhou.Inthehistoricalcourseofthestoryline ’ sdevelopment , theculturalmentalityofbeingbothrivalsandfriendsgraduallyappears , especiallyin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 , thesimilarstoriesappearmanytimesandmeanalot.SelectingthestoryofZhouyuandZhugeliang ’ sbattleofwits , fromamacropointofview , thistrainofthoughtcancontributetothestudyofculturalconnotationbasedon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 ’ splotdevelopment.Fromamicropointofview , itunveilstheuniquethoughtontheneglectedcultureofbeingbothrivalsandfriendsunderlyingin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 , whichcanpromotethedeeperculturalinterpretationofZhugeandZhou ’ sbattleofwits.Keywords : Zhugeliang ; Zhouyu ; battleofwits ; rivalsandfriends[责任编校 王记录]·5 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