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岁久而弥光”——士大夫们立言不朽的生命追求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生命意识，构建与自然的残酷、战乱的频仍、离丧的苦痛之中。《古诗十九首》中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的恐惧，却只落得“不如饮美酒，披服统与素”的虚无；诗人痛惋生命历程的“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生命短暂却绚烂，这激发了生命个体对于永恒的追逐，产生了“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的呼唤。

“这不仅是一种生理的本能，而且，还是人类精神面对暂存性声明所作的最为悲壮、最为惊心动魄的努力。”因此建安时代己经初现“重文”的端倪，曹将立言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的高度：到了《文心雕龙》中，刘捷、在首篇《原道》中己强调，“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字己经被视为与天地一样永恒的事物；

《指瑕》篇中进一步标榜“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意思是说文字的魅力会随着岁月而更加经典，于是历代以来，“立言”是士大夫实现生命永恒的直接方式，“立言不朽”成为士大夫的共识，文学从根本上讲并非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存在，而是成为解决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与方式。

有清一代，民族对立的政治格局，变幻莫测的官场形势，令汉族文人的立功理想屡屡受挫，他们不但沿袭了“立言不朽”的认识，甚至因为“立言”成为相对高自由与低风险的领域，而无形抬高了“立言”的位置：夫立言者，不朽之末也，而其道尤难。（方苞《南山集序》）予谓古人论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凭藉乎外来之富贵，无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诸公非身都将相，则一回舍翁耳。吾未见言之次于功也。（钱大昕《鼠北集序》）

立言不朽的价值取向，使清代士大夫热衷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乾嘉学派的兴盛由此而来。这种对于文字价值的绝对肯定态度，成为男性文人认同女性文学“存在即合理”的心理基础。这其中有如黄秩模编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呜呼！林何春而不花，水和苔而不绿。桃李且称解语，鹦鹉或晓诵经。何况秀外慧中，世无逾于脂粉；幽思艳骨，天本厚于裙钗。．．．．纵饶新体，红兰未敢传而问世；偶有妙辞，黄绢半恨采之元人。

这段话将女性写作比喻为桃李解语、鹦鹉诵经的奇景，带有猎奇赏玩性质的辑录。但更多的男性文人还是在评判女性从事文学创作是否合理是否异常之前，首先担心的是这些已经存世的文字的命运：爱乎！文人墨士，握管咿咿唔，为诗词者甚多其人，而名不能尽著。独夫人以一女子，负盛名数十年，久而弥重，岂非以人才之难，古今同慨，才而在女，难中之难，故共相矜贵而不忍淹没与？（戈载《绣馀续草序》）

近世女士，从事翰墨，如小报汪氏之于诗，藏香吴氏之于祠，以视古作者，几若无所于让。其他诗词之工，足以差肩二家，如庄氏之比者，亦尚多有。由是观之，得无弘才硕学之所薄而不为者，玉台镜槛之间，转有为之而极其工者乎？然则太守夫妇之刻是集，或将为香若漱玉之侍道夫先珞未可知也。（汪琼《秋水轩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