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程婧波：从女性的角度去感受世界

四川在线记者 薛维睿

在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中，80后的程婧波被称为“后浪”。但在中国科幻圈内人眼里，她算得上是“前辈”作家了。从十六岁在《科幻世界》发表首篇作品，程婧波已经出道二十年，获得过华语科幻星云奖短篇金奖、中篇金奖，科幻冷湖奖首奖等奖项。

程婧波小说集《倒悬的天空》。

今年六月，她出版了首部幻想小说精选集《倒悬的天空》。刘慈欣说，这本书“在科幻和奇幻的边界上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体验”。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空灵华美的文字，让这本书被称为“最浪漫的科幻小说”，程婧波也被看作是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的代表。

“科幻是作家的思想实验。”对于程婧波来说，科幻的美在于想象力和逻辑自洽。而承载这些的主角和元素，很可能是因人(或性别)而异。她因此很认真看待自己“女性科幻作家”的身份，她希望从女性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分享女性对世界的感受，并探索女性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1999

采访程婧波时，她刚从清迈回来，感叹国内快递和外卖的便捷，也在适应被电话和来访不断打搅的写作。在清迈待了三年，那里没有冬天，时间被划分为凉季、雨季和旱季。晚上通常很凉快，尤其适合写作。她养了一只猫，每当晚上写作时，猫咪会溜进来，睡在她的脚背，或者蜷在她身后的地毯上。

在清迈的生活，异常舒缓而平稳，没有那么“现代”，是她特别熟悉的节奏。1983年，程婧波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镇。“出生在80年代，可能是件很幸运的事。” 对她来说，小时候的节奏是缓慢而安定的。如同她喜欢的韩剧《请回答1988》，80年代首尔双门洞那条巷子里的生活，和她童年记忆里的日子一样悠远绵长。

程婧波在清迈的生活。

科幻是她平缓童年里唯一的动荡。“现在看科幻是稀松平常的事，但在我成长的年代，看科幻是我生活里最刺激的事。”最初在姐姐的书房，翻到什么书就看什么。后来，她总是不自觉被一类书吸引。记忆最深的是《魔鬼三角与UFO》，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西方短篇科幻小说集。从布利什的《盒子》，阿瑟·克拉克的《太阳帆船》，到阿西莫夫的《镜像》，这部大师级的作品集是那个时代许多人最初的科幻启蒙读物。

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科幻，只是感叹“世界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后来她读到《惊险科幻故事集》，其中收录了阿西莫夫的《空中石子》，这篇她怎么也读不进去，翻看几次不知所云。

程婧波在清迈的猫。

阅读需要缘分，到某个时刻才能打开那扇门。后来有一天再翻到这个故事，她突然看明白了，同时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迷恋这类故事，“这些作品的想象天马行空，而逻辑又能自圆其说。” 这在最初构成了她对科幻的理解。直到现在，她仍然认为这是科幻的魅力所在。

上初中后，家门口的报亭开始卖《科幻世界》。这本1979年科幻世界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杂志，前身是《科学文艺》和《奇谈》，从发行至今推动着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发展。那是一个暑假，程婧波第一次读到王晋康的《豹人》(上)，迫不及待想读下半部分，她每天都跑到报亭去，追问下一期杂志什么时候来。

很快，她和中国科幻一起走到了拐点。

1999年，对于程婧波和中国科幻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科幻世界》刚发表过关于记忆移植的小说。“那天以后，全国都在谈论科幻”，《科幻世界》也达到每月近 40 万册的发行量巅峰。

同一年，刘慈欣开始在中国科幻崭露头角。他首次在《科幻世界》发表了《鲸歌》和《微观尽头》，同年凭借《带上她的眼睛》获得1999年中国科幻银河奖的一等奖。

程婧波

这年程婧波刚满十六岁，写下了处女作《像苹果一样地思考》。“这是一篇很奇怪的小说，没有什么情节”，以“苹果落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可苹果发现了什么?”开篇。她很快写完，把手稿装进信封，投到邮筒寄给了《科幻世界》编辑部。

几个月后，一个周六的夜晚，程婧波独自在家，翻开了新一期《科幻世界》的杂志。她没有看标题，读了其中一篇小说里的一句话，感觉有点眼熟。翻回去看，果然是自己投稿的作品。“那一瞬间我觉得房间里特别安静，在安静之中又有一种咚咚咚的震动，过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那是我的心跳声。”

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最喜欢杂志上，她被一种本能的喜悦占据，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对她的意义。后来，她认识了选中这篇小说的顾姓编辑，从此她很多小说里的女主角都姓顾。她也因此结识了很多生命里重要的人。更重要的是，她的人生从此和科幻联系在一起。

科幻是我的舒适圈

第一篇作品发表后，程婧波接着开始创作，继续给《科幻世界》投稿。“可能是开头太顺利，我从来没经历过退稿。”程婧波说，“对我来说，科幻就是我的舒适圈，我待在里面觉得很亲切。”

2001年，程婧波考上四川大学。开学第一天，她到学校的科幻协会报道，同学们带她去了《科幻世界》杂志社。杂志编辑部在10楼，大家绕开电梯，带着她吭哧吭哧爬楼。“坐电梯太不真诚了”，同伴对她解释，“每一次来编辑部，我们都是来‘朝圣’的。” 那个时候科幻还没有“出圈”，但对于骨灰级的科幻迷来说，《科幻世界》就是灯塔上投射出的一道光亮。

程婧波

90年代在《科幻世界》活跃的作者，王晋康、韩松、刘慈欣、何夕、钱莉芳、陈楸帆等等，现在都已经是中国科幻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2019年，“华语科幻星云奖”举办十周年，程婧波是前三届和第七届颁奖典礼的总导演。这个奖项在成都诞生之时，就被称作“现代科幻诞生近两百年来，首次覆盖世界华人科幻创作的奖项”，而它诞生的真正初衷，却是给“科幻人”一个家。

那时中国科幻远没有如今受到关注，较重量级的科幻奖项也只有《科幻世界》杂志社主办的“银河奖”。2010年，科幻活动家董仁威、在国内首创科幻文学课程的教授吴岩，以及《科幻世界》的副总编姚海军聚在一起，三位中国科幻的灵魂人物决定在成都创办一个科幻奖项。他们邀请程婧波加入主创行列。当时程婧波还在出版社工作，每个周五下班后，她都会赶到九眼桥，在一个茶肆和大家会和，商量着怎么创立一个面向全世界的中文科幻创作奖。

程婧波获得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成立四十周年“杰出贡献奖章”。

80年代末，姚海军创办过一份叫做《星云》的杂志，这本最初油印的小册子，曾让全国各地的科幻迷联结在一起。大家一致赞成用“星云”作为奖项的名字。靠着科幻人的团结，奖项在最初的艰难中创建起来。“第一年导演颁奖典礼上，作为一个不混圈子的人，我几乎认识所有的人。”程婧波说，“成都科幻圈的这种氛围，让一个略有‘社恐’的人也能自然地融入这个科幻的大家庭。”

对于当时其他华语科幻的创作者来说，“星云奖”也是一个难得的聚集机会。每年的颁奖典礼后，创作者和科幻迷都会聚在一起喝酒吃烧烤，“那个时候，想和大刘坐在街边‘撸串’不是难事。”

“星云奖”创办十周年时，程婧波写下《十年踪迹十年心》，回忆过去抱团取暖的日子里，他们做过一场“以科幻的名义，为科幻加冕”的颁奖典礼。“记者在颁奖典礼上拍下了一张耐人寻味的照片：大刘低头沉思，而他的头顶上，悬垂着‘加冕’二字。如今，《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一扇窗，让华语科幻创作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聚焦和关注。”

如今，成都被称作中国的“科幻之都”。“虽然很多城市都在争做‘科幻之都’，但这个称号是非成都莫属的。”程婧波说。除了培养出王晋康、韩松、刘慈欣、何夕等一批国内顶尖科幻作家的《科幻世界》杂志，国内科幻最有影响力的奖项 “华语科幻星云奖”“银河奖”和“未来科幻大师奖”的诞生地都在成都。以四川大学为核心的科幻研究队伍，也是近年来广受国内外关注的学术界新兴力量。成都还有很多优秀的科幻编辑和评论家，以及一批科幻文创机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成都在中国科幻界的地位都是非常明确的。”

接地气

今年六月，程婧波首部幻想小说精选集《倒悬的天空》出版。出道二十年，她只收录了自己六篇作品。这本书前三篇是“行星三部曲”，这三篇小说代表了程婧波早期的风格。水晶一般剔透的天穹遮蔽海湾，神奇的豌豆不断向下生长，屋角的鹦鹉螺发出很闷的爆裂声……密集繁复的意象扑面而来，用唯美的画面和艺术化的文字，程婧波营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浪漫、奇美和空灵是程婧波早期最显著风格特征，很多人认为她营造了一种“东方美”，而故事内核总是包裹着温暖和美好，看她的小说如同置身在宫崎骏的电影之中。“行星三部曲代表我过去的一种状态，那个状态是我的青春期，用少女的角度去看世界。”

2009年，程婧波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赶在陷落之前》。这篇小说，成为她创作的分水岭。写完这个故事，她意识到过去太在意氛围美，几乎只关注意境和文字的美感，如同飘在天空里的美丽而虚幻的气球。“我意识到其实不必非要那么美，也不一定要大费笔墨去营造某种意境，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本身能不能引起共情。”

《宿主》获得第二届冷湖奖中篇一等奖。

从这以后，她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情节，“情节是将作品从天上拽回地面的东西。”这种写作方向的转变，程婧波形容为一个“接地气”的过程。在这以后，她创作了《宿主》《去他的时间尽头》等中篇小说。

在《宿主》里，主人公顾夕的丈夫消失了，手机定位在青海省的某个地方，她踏上寻找失踪丈夫的路途。就像所有少女都会长大，戳破天空中的粉色泡泡，转向更深层的探索，直面人生中的真实和困顿。“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关于寻找真相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国人生活中的情感困境的故事。”

去年夏天，《宿主》获得了冷湖科幻文学奖首奖，评委集聚了中国科幻的代表作家，王晋康也是这次文学奖的评委之一。这是一次完全匿名的评选，终评结果公布后，王晋康对她说，“我们是真没认出来是你写的。”尽管他们对彼此作品非常熟悉。冷湖奖的其他评委说，这篇小说让他们想起了《穆赫兰道》以及《消失的爱人》。

风格的彻底转变，如同一个不断去掉烙印的过程。在《去他的时间尽头》里，她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写完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名叫李正泰的空巢青年被困在了时间循环当中，当他日益颓废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另一个和他一样被困在时间循环里的神秘女人。

这篇小说里有大量直接的对话，“我以前不可能写这样简单的东西，我得在对话里加点别的什么。”现在她发现，这样的文字效率很高，“不用每一句都惊艳，也能用真实与读者共情。”

朝着这样清晰的方向，有了《讨厌猫咪的小松先生》。不读到最后，很难认为这是一篇小说，这个故事更像纪实散文，充斥着她在清迈生活的诸多影子。小说里的小松先生，是位不近人情的邻居，因为他特别不喜欢猫，小区里的其他住户已经二十多年不养猫了。“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在清迈的日本房东，他其实是个特别温柔和善良的人。”很多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真实”，小松先生就像他们身边会出现的那个人。

她一直追求文学上的真实，如今她越来越接近这种状态。最近，一位电影公司买了她小说的电影改编权，这家公司的高管看了小说后说，这个故事读着就像在看一部电影。

这符合她现在的创作态度，仅仅是把一切都记录下来，“所看到的画面、听到的声音、闻到的气味、置身的氛围以及感受到的情绪”，看到的是什么，呈现的就是什么。“我记得一位导演曾经说过，当一部电影使我们相信它讲述的故事真的可能发生时，我们才能接受它。”

作为女性科幻作家

整理出道二十年的作品，给了她一次回看的机会。她发现自己的每篇代表作里，几乎都有一个女性，不管处在什么年龄，她永远都在寻找一个真相。“像是宫崎骏的故事，总会出现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这或许就是我的写作范式，或者我的写作宿命。”

这种潜意识的写作宿命，或许和她女性作家的身份有关。最近，程婧波在编辑一部《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这是中国第一本以作家性别为标准来收录的科幻作品集。选集一共收录了 33位女性科幻作家的作品，作者从“30后”到“90后”，年龄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程婧波很惊喜，“中国女性科幻作家并不曾缺席于任何年代。”

星云奖十年获奖作品菁华“星云志”系列图书，第一本收录程婧波的成名作《赶在陷落之前》并以之命名。

虽然科幻小说的鼻祖是女性，但世界科幻的主流一直是男性作家，一些地方的科幻创作甚至是隔绝女性的。在编辑这本选集的过程中，程婧波给女性科幻作家们抛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自己“女性科幻作者”这个身份。大部分女性科幻作家认为，性别并非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而程婧波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觉得我可能是极少数会公开明确地提出来，女性作家或者女性科幻作家就是肩负着特别的使命的。”

有关女性写作的讨论中，一直有观点认为，由于女性权力的“失语”，女性作家不得不寄生在男性叙事的结构中。“在中国，男性制定了科幻的主要规则，或者说标准。科幻作家受尊敬程度似乎是按照小说的硬核程度等比递增的。”

同样的标准也出现在奇幻与科幻的分野。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中，加拿大理论家达科·苏恩文认为，科幻小说的核心是“由认知逻辑所确证的虚构的‘新奇性’”，区别于奇幻小说的神秘性陌生化(如不可科学认知的魔法世界)。尽管程婧波一直以科幻作家的身份出现，一些批评家仍然认为她的作品更应该被称作奇幻小说，至少是“带有科幻元素的奇幻小说”。

曾有电影公司想买下《赶在陷落之前》，将这篇小说制作为动画电影。但前提是，必须把小说里所有的鬼魂换成其他东西，“比如UFO，比如外星人，总之改成科幻就可以了。”程婧波拒绝了，这是一个发生在隋朝洛阳的故事，她认为鬼魂是这个故事的灵魂。

“一旦我们试图去‘分类’，就在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然而我认为，去看到那些相同点才是更重要的。无论是奇幻还是科幻，软科幻还是硬科幻，它们的相同点在于：都是作家的思想实验。”对于程婧波来说，她想探索和分享的，是充满想象又逻辑自洽的故事，至于被贴上什么样的标签，那并不重要。

早期她曾尝试像男性科幻作家那样去创作，以男人、机器人、外星人为主角。但她发现，她难以忽视自己作为女性的经验和特质。“这与女权无关”，程婧波说，“关于女性作家的身份，就算男女差异在理论上是伪命题，但它的确在客观上造成了差异。我对这种差异持积极的态度。”

同样以“恒星熄灭”为题，刘慈欣讲述了一个《流浪地球》这样大气磅礴的故事，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而在程婧波的视角里，一个男人熄灭宇宙中所有的恒星，只为在逃亡大军中，一眼认出心爱的女人。这是完全女性的思维和创作，甚至只是女性在少女阶段的想象和叙事。

“女性作家对现实与未来的关注有自己独特的切入点。”在和程婧波探讨这个话题时，姚海军说，“女性科幻作家不会去写《三体》这样的科幻小说。她们对征服宇宙兴趣不大，她们更关心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本身。这没有优劣之分，却决定了科幻文学的面貌和精神。”

这也是程婧波常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女性自身的问题和观照是什么?在万千宇宙中的某个宇宙里，你看到了关于女性的哪一类故事?

她决定用“女性科幻作家”的身份创作，尽管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设定和区分没有必要，但她却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从女性的角度去感受世界，并像女性一样创作。让其他人明白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如何感受，以及我们作为‘女性’与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