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清明节发生了什么事 让蒋经国有苦难言 让蔡英文们弹冠相庆
1975年4月5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这天清晨和上午,台北的天气异常晴朗,蒋介石的官邸到处是鸟语花香,春意盎然。蒋介石这天早上身体和心情似乎比往常好了许多,神志也特别清醒,让人扶他坐到轮椅上。蒋经国一大早就赶来向蒋介石请安,在厅外稍等了片刻,就来到蒋介石的身边。蒋介石满面笑容地招呼儿子坐下,询问他清明节和张伯苓百岁冥辰的有关事宜。蒋经国细细作了禀报,随后告辞。从中午开始,蒋介石开始变得异常烦躁。晚上,在与蒋经国和宋美龄共进晚餐,并吃下名为“镇定剂”的维生素丸后,蒋介石早早睡下了。这天晚上20时55分,蒋介石的心电图突然变成了直线。在以俞瑞章为首的医疗小组全力抢救无果后,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了这个消息。至此,一生几起几落的蒋介石彻底终结了反攻大陆的幻想。据说,整个台湾闻讯陷入悲痛之中,蒋介石年谱记载:「少长扶携,路祭野哭,百二十里,顶礼不绝,更无虑三百万众,其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实有史以来所未尝有。」
这一切似乎早有预兆。三年前,台湾“国大”举行第五届会议,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在宣誓就职的仪式过后,电视实况转播中竟然混入了极为蹊跷的汉字对白字幕:“大可不好了……”这句话像是一个诅咒,不免令人想起宣统皇帝登基时摄政王载沣所说的“快了!快了!快完了!” 从此之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江河日下,基本丧失了处理政务的能力,岛内的一切党政军要务自然都交到了新任“行政院长”蒋经国的手上。1974年冬天,一场病毒性流行感冒终于将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击倒,他因此而高烧持续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不得已住进了“荣总”六号病房。临近岁末年底,宋美龄为了政治影响,强行把蒋介石送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而六号病房的几乎所有医疗设备也都随同搬了过去。1975年3月,蒋介石的身体仍不见明显好转,宋美龄不顾台湾医疗小组的反对,强行采纳美国医生的建议对蒋介石作“肺脏穿刺手术”。结果手术成功后,伴发病和后遗症随之而来。在多方抢救下,3月29日,蒋介石从昏迷中醒来,自知来日无多的他气喘吁吁地吩咐宋美龄、蒋经国将台湾的党政大员召到身边,口授遗嘱,由国民党副秘书长秦孝仪执笔记录。才不几日,蒋介石便与世长辞。
尽管1975年的这个清明节,“太子”蒋经国已经年届六十五周岁,先后从事外交、经济、情报、军事等工作,熟悉政务,此时,更已出任“行政院长”长达三年之久。然而,此时太子爷不算焦头烂额也是灰头土脸。无论内政外情,蒋介石所遗留下的,都是满目疮痍。此时,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已经下定决心,准备从美国赶回台湾,打算与宋美龄的拥护者一起拥立宋美龄继任国民党总裁。而国民党内各位元老如箭在弦,随时防备着宋美龄借机篡权。蒋经国还不能预见到之后的局势变化,只能忧心忡忡地为父守孝,暗自布局。
较之台湾的悲痛,在外交上冲出重围的新中国却不以海峡那头的孤岛为意,除去一些主流报纸上面有些报道外,其它的报纸基本就没有提及这件事情。当时中国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第四版,它们的题目便直接定为“蒋介石死了”,在一个小小的角落中。在新中国的观念中,蒋伪政权早已是秋后的蚂蚱——蹦不长了。更何况,被日本、美国在外交上相继抛弃之后,台湾的经济同时陷入了危局。1973年开始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以对外贸易为核心的台湾经济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增长率由1973年的12.8%骤减到1.2%,工业增长率更由16.2%下降到-4.5%。
而且,此时的台湾岛内确乎暗流涌动。盘踞台湾二十六年的国民党反攻大陆无望,必须重新规划前景。二二八事件过去已久,六十年代,蒋介石父子又动用强权、重金收买的方式收服了第一代“台独”大佬廖文毅。看似政权稳固,现世安好。其实,蒋经国必须用化解经济危机来缓和外交危机,台湾必须转型,用低廉的劳动力填补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空白,这就一定要依靠台湾本土人士组成社会的中坚力量。
但是,从没有一种经济力量对政治是没有渴求的。蒋经国不是什么民主的信奉者,但是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政治上的宽松换取经济上的缓和势在必行。自从国民党奔跑台湾以来选取的“国大代表”缺乏民意基础,仅仅是强权的延续,逐渐难以适应台湾的局势发展,堵塞了其台湾本土地方精英参与政治的渠道。针对这一的情况,蒋经国提出了“往下扎根,向上发展”的方针,开始着力扩展国民党在台湾岛内的基础,扩充的台湾籍国民党党员的数量,为国民党输入新鲜的血液。在这样的政策的引导下,从1974年起国民党每年发展党员的数量由之前每年的3.7万人增加到每年13万人,而且特别注重台湾籍党员的发展和培养,在这一时期所新发展的党员中有超过七成以上是台湾本土人士。政治的天平开始倾斜了。
蒋介石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任何觊觎权力者都躁动了起来,尽管或许还未有一股势力可以颠覆国民党的绝对地位。蒋经国防备着“共谍”,防备着继母,防备着其父弹压下的本土势力与党内门阀,但绝对想不到,自己一手提拔的台湾本土中下层家庭出身的“农业专家”才是最大的隐患。这个在受蒋经国知遇之恩之前从未有过政治经历,不群不党,看似干干净净的康奈尔农学博士有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正男,中文名为李登辉。在一次私人宴会上,李结识了蒋经国的亲信李焕和王升两人,展现出了非凡的农学才能,从此受到重用。此后,李登辉多次陪同蒋经国下乡考察,1972年,蒋经国提名李登辉担任“内阁政务委员”。1975年正是他上任的第三年,蒋介石一死,他便暗自称快,做好了鸡犬升天的准备。
想必,这暗自发生的一切,已为病痛纠缠数年的蒋介石恐怕难以知晓。他只道蒋经国继任顺理成章,却不知蒋经国实则有苦难言。只是有趣的是,“溶共、防共、限共、反共”,跟共产党斗争数十年的蒋介石身后的世界,竟然都是共党的天下——哪怕是在台湾本岛: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受到了长期的苏联模式教育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早年间以共产主义者自诩;而蒋经国身边那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早年有限的政治生涯里,曾经加入过台湾共产党。身前糊涂的蒋介石,恐怕只有在清明这一天享受到了短暂的平静,至于身后事是否糊涂,今天的我们早已清楚。
参考文献:
《台湾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郭中军
《蒋经国执政时期台湾政治改革研究》,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