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战争观的形成 爱国：正义军人的永恒主题
由于战争通常是发生在民族或国家之间的，所以它在文学中的表现还涉及到作为民族或国家认同机制的问题。在我国，一旦处于民族危亡之时，岳飞的《满江红》和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都会引起无数爱国者的情感共鸣。同样在战后，战争文学也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可以说，战争文学不仅在战前可以弘扬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在战后又可以修复民族精神的创伤，继而重建民族精神。所以英国学者彼德·威德森就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为例阐述了战争文学在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帝国主义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它造成了一种需要去颂扬‘英语文学’这一份民族遗产，而目的是铸就一种民族认同感，不过，恰恰是战争本身强化了那种铭记在文学中的‘英国气派’的爱国狂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数以千计的‘英雄诗’以及乔治国王时代早期的战争诗歌就够了……战争及其后果所造成的在文化上的巨大破坏——所有的信念和价值都受到摧残，阶级和性别的模式陷于混乱，战后的世界对于许多人来说变得不可辨认了。这一切又造成了进一步的需求，即强化民族意识，强化对于民族机体的归属感。”
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两者都是民族认同感的表现形式，但与狂热的狭隘民族主义所带来的侵略性、扩张性所不同的是民族性自身包含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饱含了人民对本民族和国家深沉而热烈的爱。因而，民族性又通常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文学史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所共同认可的情感，是大部分战争文学所展现的内容。例如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就是以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法国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为背景，通过一个平时爱好逃学的顽皮少年小弗朗茨的视角，揭示了母语作为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记忆的重要性。还有像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斯基的《自由或死亡》一书就通过席发卡斯一家三代的经历，描写了克里特岛人民世代反抗土耳其入侵的英勇行为。书中肯定希腊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道义正当性，令人印象深刻。同样我国也有不少描写军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作品，如《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生死场》等，这些作品以对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弘扬在特定年代发挥过巨大的社会作用。
有句话对于俄罗斯这个民族有着很好的解读：“对信仰的不尽的追求，对集体主义的无尽的崇拜，东正教弥赛亚情结赋予这个民族一种救世主义意识，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肩负伟大使命为了启示精神而集合起来的共同体。”同样，严寒的气候和坎坷的经历都赋予了俄罗斯民族沉郁凝重与激情热忱并存的优秀文化品格，也锻造了俄罗斯人强壮的体魄和顽强的精神，而历史上多次异族的入侵，更让他们在一场场家园保卫战的洗礼中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尚武的精神。
瑞士军事家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谈到了这种尚武精神：“必须鼓励和钦佩勇敢精神，必须尊重军人，必须使纪律深入思想和信念不流于形式。必须使军官和士兵有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英勇精神和责任感。必须使人懂得在失败时坚定不移，比在胜利时精神振奋更为可贵。”所以无论面对怎样的强敌，多残酷的战争，都不能使刚烈而勇武的俄罗斯人屈服。正如托尔斯泰在小说《伐木》对俄罗斯百姓和战士的概括：“他们是不容易激励的，也同样难于气馁的，他们不需要装模作样的鼓励，演说，雄壮的呐喊，歌曲和军鼓，相反他们需要的是安静和秩序，不做任何不自然的事情，在俄罗斯士兵身上，在真正的俄罗斯士兵身上，你永远不会看到吹牛，蛮干，危急关头临时发热，急躁，相反他们性格特征却是谦虚，纯朴，能把危机置之度外，而从中看到完全别的东西。”是的，从开始的驱赶蒙古鞑靼人，到抗击拿破仑的异族入侵，再到抵抗德寇法西斯灭绝人性的侵略，这个在冰天雪地却依旧保持乐观和希望的民族在多次异族入侵和无数次战争炮火的历练中生存了下来。这个民族人们身上所进发的热情，勇敢的力量，铸就了他们的民族性格。
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而军人的使命则是爱自己的祖国，并为之奉献一切。托尔斯泰从小就在亲人的言传身教之下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自从加入军队后，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主动申请调往战斗的第一线；在塞瓦斯托波尔战争时期他担任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炮兵连长。作为一名俄罗斯军官，托尔斯泰又有着与生俱来的俄罗斯民族情结。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饱含了他对本民族及其人民深沉而热烈的爱。也正是这种爱让俄罗斯人们在面临外族侵略的时候，拿起武器积极勇敢地投入战斗。
从民族性这一角度出发而言，尽管战争是一场“可怕的事业”，但面对外族侵略，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在谴责战争的同时也把参战看作是一种“可怕的必要”。他们之所以要参战，是因为战争关系到祖国生死存亡的巨大问题，而他们要“为俄罗斯土地而战斗”。所以，列夫·托尔斯泰也在其描写战争题材的小说中以深沉而又高昂的激情讴歌了俄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了一系列朴实、平凡的英雄人物，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民族性和爱国热情。在托尔斯泰创作的战争题材小说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品中洋溢着那高昂的爱国热情。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对此写道，“Nothing in these pages but exalts warfare and the fatherland.Tolstoy had just arrived; his enthusiasm was intact; he was afloat on a tide of heroism.（小说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惟有对战斗激情和对祖国的赞扬。托尔斯泰好似身临其境；他热情满怀；他在一股英雄主义的浪潮上漂流。）”
虽然说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确实能够给我们留下了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但往往能够真正深深地感染和打动我们的，不在于那些激越的言辞和情感的奔放，反而更加体现在一种朴素、深沉和不矫揉造作的情感中。罗曼·罗兰曾经在Tolstoy中记载，“As yet he could see in the defenders of Sebastopol neither ambitionnor vanity, nor any unworthy feeling. For him the war was a sublime epic; its heroeswere ‘worthy of Greece’.（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身上所能看到的，不是野心，不是虚荣，也不是任何没有价值的情感。对他来说，这场战争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其中的英雄们可以和古希腊英雄媲美。）”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英雄们身上所体会到的那种不包含野心和虚荣的朴素爱国主义情感让他深深感动，所以他将这些情绪记录了下来，让这些情绪在他的军旅题材小说中得到了丰富及充分的展现。
在托尔斯泰笔下，无论是从总司令到普通士兵，还是从前线到后方，或是从贵族到普通民众……爱国主义都得到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反映。尽管人物形象们爱国主义的表现方式也许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爱国热情却同样的高涨、深沉。
当我们读到总司令库图佐夫“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地说“敌人到处被打退了，为了这我要感谢上帝和我们勇敢的军队。战胜敌人，明天把他们赶出俄国神圣的领土”的时候，我们不难体会到，这其中所包含了他对祖国多么的深厚的爱。
参战的士兵在棱堡里受了伤，但他却并不急切着撤离火线。而是要担架停下，仔细去瞧瞧炮台发射排炮的情形。他还表示即使不能再作战，也要回棱堡去训练年轻的一代……
贵族老鲍尔康斯基公爵在文章前半部分给人的印象一向是冷漠而任性乖张的。但是当他得知法国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时，他不仅拒绝离开庄园，还打算武装自己的仆役和农奴们去迎击俄国的敌人。可以说一直到临死之际，老鲍尔康斯基公爵都一直关注着战争。在罗斯托夫伯爵的大家庭里，爱国主义更是热情高涨：尼古拉·罗斯托夫在家信中表现出了他对祖国的挚爱和高度的责任感、荣誉感；娜塔莎不顾自家的损失去请求伯爵腾出大车以便搭乘伤员，而且她并没有因此造成的损失而痛心却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对于最小的儿子彼佳，家人们支持他参军杀敌，即使他在营救俘虏的战斗中为国捐躯也并不后悔。
当法国人开始逼近莫斯科的时候，出于战略性撤退的需要，普通民众们也都和约好了似的抛掉自己的财产离开了莫斯科。就算是少数没有走的人也“烧掉和毁掉留下来的东西”。其实这样行动的，不仅仅是莫斯科人，而是所有的俄罗斯人。托尔斯泰写道：“从斯摩棱斯克到俄国土地上所有的城市和农村，在莫斯科发生的事，在那里也同样地发生了。”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以自己“坚壁清野”的实际行动，唱响了一曲嘹亮的爱国主义赞歌。对祖国的深沉而热烈的爱，使得他们永远不可能接受法国人的统治，当波拿巴的奴隶。对他们来说，“这比什么都坏”。 对于人们离开莫斯科的行为，托尔斯泰进行了这样评价：“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潜在的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精神不是用言词，不是用那为了拯救祖国献出自己的孩子，以及用诸如此类不自然的方式来表现的，而是无形地、简单地、一星半点地显示出来的，因而总是产生最有力的效果。”朴实的群众，朴素的情感，这些鲜活而又真实的触感往往能让读者深陷其中，深刻体会作者的情感。
托尔斯泰同时还在作品中表达了受爱国主义激情燃烧下民众对战争坚定、执著的必胜信念，及他对俄国人民力量的充分肯定。“您带走的是主要的、愉快的信念，——这就是塞瓦斯托波尔不可能被占领的信念，不但塞瓦斯托波尔不可能被占领，而且在任何地方想要动摇俄国人民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就像波罗底诺战役的前夜，安德烈在与皮埃尔的交谈时所表现出的这种必胜的信心：“我可以告诉你，不管在那儿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管上层如何妨碍，明天我们一定胜利。明天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胜利！”
如同托尔斯泰在《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写道的一样，“为了十字勋章、为了加官晋爵，或是在威胁下，人们是不可能接受这种可怕的条件的；一定另有一种崇高的、使人鼓舞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俄国人心里的一种羞涩的、难得形诸于色的、但是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感情，——对祖国的爱。”正是这种在每一个俄国普通士兵的心里都深藏着的“对祖国羞怯的深情”，使他们在面对死亡时仍然前仆后继、斗志昂扬，并且毫不灰心。这种“潜在的爱国热”想必正是托尔斯泰能够从容地走上前线，抛却生死的真正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