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因为拍板者是陈建新 就连坐浙江无名才子的“满分”待遇
十年前后两篇“满分”作文褒贬迥异的根本原因
○ 黄团元
“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仅清代江浙114位通过科举考试产生的全国状元，江苏省就有49名、浙江省就有20名；两省状元总数占全国60.5%。或许真是“文脉”延续，这些年高考，江浙总是爆出令全国瞩目的“满分作文”。譬如2001年江苏的《赤兔之死》、2010年江苏的《绿色生活》，今年浙江的《生活在树上》。有所不同的是，前些年是引起“轰动”，今年却是“风暴”。原因何在？试以十年前后的《绿色生活》和《生活在树上》为例。
2010年《绿色生活》满分考生王云飞
在篇幅及句子上，两篇作文都不能获得“满分”。先说《绿色生活》，这是一篇“命题作文”，当年的要求是“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除诗歌外，文体自选。”但这篇作文只有755字，而高考作文的要求，都是不少于800字。再说《生活在树上》，是要求考生围绕“人生坐标和现实变化”的材料，“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题目自拟”的“半命题”作文，但洋洋千字文，含有句子不通的“硬伤”！
在写作手法上，两篇作文也不能获得“满分”。《绿色生活》和《生活在树上》，前者全部由骈体古文写成，尤其是卖弄生僻字；后者也用了生僻字，引用的是外国哲学家“名句”。不是说文章不能炫技，王勃炫技，炫出了《滕王阁序》；范仲淹炫技，炫出了《岳阳楼记》。然而古人炫出了千古颂扬、脍炙人口的诸多名句。今人炫技“绿色”、炫技“树上”，没有一句余香满口，只有晦涩难懂。
为生僻字注音后的《绿色生活》
从两篇作文打分来看，阅卷老师起初并不统一给“满分”。《生活在树上》，历经了第一位老师打39分，第二位、第三位都是打55分，最后由阅卷组长拍板打60满分。《绿色生活》的阅卷老师一见这篇作文，就交给阅卷组长；组长又辗转交给古典文献学专家。其实，通过层层遴选参与高考阅卷的老师，都有相当水准。他们所以推卸，就是撂挑子，就是在以行动争议，就是打分不能统一。
既然两篇作文都有挑剔处，为何都能获得满分？答案在决策者身上。十年前，时任南京市语文基础知识阅卷组组长的吴新江接到《绿色生活》时，发现有30多个生僻字不识，他便研究、批注起来。所谓满分作文，其实是根据他2000多字的注释所定。而今年《生活在树上》,因评分有异交阅卷大组组长陈建新后，陈副教授认为“文字老到，思维深刻，整个文字逻辑严谨，说理到位，没有废话。”后来据此合议“满分”。
既然两篇作文都有挑剔处，那么，岂不是组长滥用职权送分吗？非也。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说：“作文的评价的确有主观性。但高考作文阅卷有相关的规定制约，也有4个等级的标准，并非可以随心所欲，也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熊丙奇因《生活在树上》分数答记者问：“上述作文能够获得满分，是尊重个性化表达的体现。”
十年前后两篇作文的“满分”，都是按流程符合规章所打。为何褒贬迥异？根本原因不是作为组长拍板打分，而是“攻击(功夫)在诗外”：南京师范大学吴新江副教授当年没有曝光什么，而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的陈建新，却被挖出“担任浙江高考作文阅卷组长20年”的他，现打着“阅卷专家”旗号，主编作文书籍、举办作文讲座，有既当教练员、又当裁判员赚双份钱的嫌疑！
陈建新是否如网上所传牟利？是否违犯“高考阅卷老师”相关纪律？相信有主管部门回答舆论的质疑。我们目前关注的，是听说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已经介入处理这篇“满分”作文的评分事宜。诚如行家所言，《生活在树上》超出普通高中毕业生的理解范围，是篇佳作。在此，进言浙江考试院及其新的“拍板者”：想想《绿色生活》的瑕疵，不可因为“树”文拍板者是陈建新，就连坐取消浙江无名才子的“满分”待遇。(附《生活在树上》于后)●
《生活在树上》浙江一考生
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
我们怀揣热忱的灵魂天然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不屑于古旧坐标的约束，钟情于在别处的芬芳。但当这种期望流于对过去观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虚无与达达主义时，便值得警惕了。与秩序的落差、错位向来不能为越矩的行为张本。而纵然我们已有翔实的蓝图，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巅立下了自己的沉锚。
“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共同体的故事之中。”麦金太尔之言可谓切中了肯綮。人的社会性是不可祓除的，而我们欲上青云也无时无刻不在因风借力。社会与家庭暂且被我们把握为一个薄脊的符号客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缺乏体验与阅历去支撑自己的认知。而这种偏见的傲慢更远在知性的傲慢之上。
在孜孜矻矻以求生活意义的道路上，对自己的期望本就是在与家庭与社会对接中塑型的动态过程。而我们的底料便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角色的觉感与体认。生活在树上的柯希莫为强盗送书，兴修水利，又维系自己的爱情。他的生活观念是厚实的，也是实践的。倘若我们在对过往借韦伯之言“祓魅”后，又对不断膨胀的自我进行“赋魅”，那么在丢失外界预期的同时，未尝也不是丢了自我。
毫无疑问，从家庭与社会角度一觇的自我有偏狭过时的成分。但我们所应摒弃的不是对此的批判，而是其批判的廉价，其对批判投诚中的反智倾向。在尼采的观念中，如果在成为狮子与孩子之前，略去了像骆驼一样背负前人遗产的过程，那其“永远重复”洵不能成立。何况当矿工诗人陈年喜顺从编辑的意愿，选择写迎合读者的都市小说，将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为桥段素材时，我们没资格斥之以媚俗。
蓝图上的落差终归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也未必明晰。譬如当我们追寻心之所向时，在途中涉足权力的玉墀，这究竟是伴随着期望的泯灭还是期望的达成？在我们塑造生活的同时，生活也在浇铸我们。既不可否认原生的家庭性与社会性，又承认自己的图景有轻狂的失真，不妨让体验走在言语之前。用不被禁锢的头脑去体味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大海与风帆，并效维特根斯坦之言，对无法言说之事保持沉默。
用在树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个体的超越性，保持婞直却又不拘泥于所谓“遗世独立”的单向度形象。这便是卡尔维诺为我们提供的理想期望范式。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上天空。●
黄团元，高级编辑（记者）。发表各类作品约500万字，文章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瞭望》和《博览群书》等报刊。曾有各种体裁文章入选语文课本、教辅、高考中考资料、试卷及各种文丛、文集；公开出版《说黑道白》、《民族瑰宝马寅初》、《胡适的谦和雅量》、《梁启超之路》、《文人有行》、《诸葛亮用兵》和《刘邦用人》等多部长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