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稀奇事：梁启超一篇文章怎样“闹垮”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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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以一篇文章“闹垮”一个王朝的稀奇事。这篇文章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下简称《异哉》），那个被闹垮的王朝就是袁世凯的洪宪王朝。

“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宣称洪宪王朝是由梁启超的这篇文章闹垮的，出自唐德刚的一种说法。

唐德刚写道：梁启超的这篇宏文于1915年“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就烧遍全国。国人对帝制的嬉笑怒骂，随之而来。不特杨度一下便被摔入谷底，袁世凯本人也灰溜溜的，无面目见人”。

就这样，梁启超“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

1915年，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京报》刊出。有论者评价曰：此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

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可以理解为史家的一种修辞。仅凭一篇文章，实在不足以闹垮一个王朝。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对于洪宪王朝的覆灭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学术界也有类似的评论。

譬如，有论者认为，“《异哉》一文的要害是反对变更国体，即反对在共和制下改行帝制，是一篇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檄文，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也有论者认为，《异哉》就是“反对帝制的一面旗帜”。

蔡锷对《异哉》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他说：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所言乃全国人民所欲言，全国人民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蔡锷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护国战争是很难发动起来的。

在评价《异哉》的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

但是，在如何评价《异哉》的问题上，学界还存在与上述评价完全不同的声音。

譬如，有论者认为，《异哉》表明梁启超“比任何人都更痛心中国君主政体的覆灭，比任何人都更想在中国恢复君主政体，也比任何人都热望今大总统袁世凯黄袍加身，登基称帝。

同时，他还为袁世凯设计了一条最理想的帝制之路。只要袁世凯按照梁启超设计的方案去做，不久的将来，全国亿兆子民就会把皇冠奉送到他的面前。他劝袁世凯不必着急，创造条件，稳扎稳打地迎接这个良辰佳节的到来”。

因此，梁启超“不是什么反帝制派，而是货真价实的帝制派，他不是主张清室复辟的旧帝制派，而是倡导袁世凯称帝的新帝制派”。

还有论者认为，在筹安会成立之后，“蔡锷几次由北京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二人分析局势，一致认为袁世凯在此时称帝会使革命党人得逞，颇属危险。于是由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劝袁缓称帝。

有人说梁的这篇文章举起了反对帝制的旗子。文章根本没有反对帝制，通篇所谈都是现在变更国体不合时宜。作者并不隐讳自己对共和制的痛恨和对君主制的留恋”，概而言之，“这篇劝袁缓称帝的宣言，代表了梁、蔡的共同政治主张”。

以上两种观点，虽然略有不同（前者把《异哉》视为“新帝制派”的宣言，后者把《异哉》作为劝袁暂缓称帝的宣言），但都认为《异哉》不反帝制，而是一篇拥护帝制的文献。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异哉》存在着很多“歪理”与“谬论”，不过，“《异哉》一文虽然‘歪理’很多，‘谬论’丛生，然而整个文章的立脚点决不是鼓吹帝制，而是反对变更国体、反对复辟帝制。有趣的是这些‘歪理’和‘谬论’也都是为了阐明这个立脚点的。就‘歪理’而论，很多是应该加以批判的”。譬如，《异哉》“把革命家与阴谋家相提并论，当然是不正确的”，就是一种“歪理”与“谬论”。

还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确确实实在反对袁世凯，确确实实在反击猖獗一时的复辟封建帝制逆流，不过这种反对和反击有着自己的逻辑，而非其他各派反袁势力的逻辑……至于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的那段劝袁励精图治之后再称帝的话，与其说表现了梁启超反袁的不彻底，倒不如说是对袁的一种虚与委蛇。”

按照这种评论，《异哉》一方面在反对帝制，另一方面似乎又在跟袁世凯欲拒还迎。

《异哉》具有深远的思想意义、理论意义

以上几种不同的评论，几乎都出自历史学界，几乎都是关于《异哉》的史学评论，讨论的焦点都在于：《异哉》是否反对帝制，梁启超是否反对袁世凯。这些论述当然具有史学价值。

但是，《异哉》不仅仅是一篇历史学方面的文献，同时也是一篇法学文献，尤其是一篇宪法学文献。

因为，《异哉》的主题是国体问题，它是一篇论述中国国体问题的重要文献。而且，《异哉》还不是一般地、抽象地论述国体，不是关于国体的空泛之论，而是旨在解释中国语境下的国体，尤其是解释1915年那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的中国国体。

按照美国学者阿克曼关于“宪法时刻”的说法，1915年可谓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时刻”，甚至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紧张的宪法出场的时刻。考诸近现代中国历史，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宪法以如此戏剧性的场景登临中国政治舞台，都是空前绝后的。

也许有人认为，1915年的洪宪帝制不过是一场“闹剧”。确实，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只存在了83天，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即使是一场“闹剧”，在“闹剧”的背后，也有值得索解的思想存焉。梁启超的《异哉》，就是对这场“闹剧”的严肃解说、现场解说、法理解说。

由于梁启超的解说体现了孔子所说的“见之于行事”的风格与旨趣，是典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刻地反映了1915年中国宪法的现实焦虑，有效地影响了中国政体和中国宪法的走向，这就使得《异哉》不仅具有实践意义、时代意义，同时也具有深远的思想意义、理论意义。

（作者: 喻中，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