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胡适：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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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来与胡适都属于中国20世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改良主义者”。纵观二人的关系，五四时期是一个交合点，共同推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不久二人却逐渐疏离，走上了不同的社会改造道路。大约到1937年前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二人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政党的代表和领袖人物，一个是知识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国方略，体现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种共识。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看来，胡适属于“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的代表，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设想给其一定的言论空间。而对于胡适来说，他根本不认同中共新政权，对周恩来的好意自然无从回应。二人的名字和关系，可昭示“大历史”发展的脉络。

[关键词]周恩来；胡适；中国共产党；历史轨迹

[中图分类号]D2-0；B26[文献标识码]A

人物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常常会出现选题的困难，尤其是像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但是，如果把人物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路径，就可以由微观通向宏观，使人物与时代相连，与社会相依，不但可以呈现时间之流程，而且可以展现空间之构成，并可使历史的静态与动态融为一体。这一研究取向下的人物，就像一只多彩笔，用它可以绘制立体的动态图景；又好比一扇窗，凭它可以开启风光无限的新视野。这样以人物为路径重建的历史会更直观，也更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按此，一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人物，可能隐藏着某种历史的联系。比如周恩来与胡适，二人都属于中国20世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改良主义者”。尽管反映他们直接关系的材料很少，但是通过一些零星的碎片，却可以昭示“大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一、敬爱与失望

五四前期，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周恩来则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1918年2月，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仍津津有味地阅读已在国内看过的《新青年》杂志，对其中倡导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等表示“极端的赞成”。1919年7月，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更是以介绍“新思潮”为主要旨趣。稍后，他还主持成立了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的觉悟社，并邀请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前去讲演。(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4页。)这期间，虽然没有材料显示周恩来与胡适的直接联系，但是，对周恩来来说，胡适当是他所熟知的新潮人物。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五四

时期，陈独秀和胡适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他心中的楷模。(参见﹝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为雄译：《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这差不多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变化的一种普遍轨迹，周恩来显然也在此列。1922年12月，他在专门评胡适的一篇文章中开篇即说：“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日。)不过，一个“本”字表明，大概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敬爱”和“佩服”已成为历史，而此时却是要批判胡适。

相当一段时期内，思想史著作中一般都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是新思潮阵营分裂的标志，由此断定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分道扬镳。现在的研究表明，这未免有些受后来历史结局的影响。如果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去考察，则会发现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一下子就截然分明的，而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似分又合的胶着状态；两者好像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而采取不同方法努力的朋友关系，“我们”中往往有“你们”，而“你们”中也常常有“我们”；大约到1925年以后才分出两个阵营、两条道路。(参见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为叙述的完整性，本文采用了该文的一些论述。)这期间，胡适更倾向于“求同”，特别是“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论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与苏俄和中共走得也相当近。“胡适踏足政坛，虽以《努力》为根据，真正涉及时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欢与李大钊交换意见。”(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各种材料表明，“问题与主义”之争，并没有影响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政治宣言即《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说：“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该文公开发表时，胡适征集了16人签名，其中就包括李大钊。虽然对于李大钊来说可能有碍于情面或实施策略的因素，但是双方在大目标上的某种一致也确实存在，至少说明当时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放弃“和平的努力”。或者可以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界线这时虽然有所显露，但是缘于先前的友谊、交往和同道，在一些重大举措上彼此仍然“相互捧场”。比如，中共二大宣言发表后，胡适即撰文予以“正面的响应”，称“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胡适还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朋友”，并且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参见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第22期，1922年10月1日。)

1923年和1924年，陈独秀曾多次致信胡适，请他帮助蔡和森出书和索取稿费及帮助张申府推荐工作，同时还替《中国青年》向他约稿(参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388页。)，并允诺为胡适筹办的《努力月刊》“义务撰稿”(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1923年7月，瞿秋白在致胡适的信中，表示希望所任教的上海大学“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请胡适常常指教。(参见《瞿秋白信一通》，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59—162页。)同年，陈独秀在《前锋》上撰文，说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寸铁(六)》，《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对逐渐被看作“改良主义者”的胡适等人的态度并不一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办的《少年》杂志中，就指斥胡适等“知识阶级的人”，“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我们”即“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张申府：《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少年》第2号，1922年9月1日。)“资本阶级的附庸”和“劳动阶级的先驱”显然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蔡和森则指责胡适等“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周报第2期，1922年9月20日。)

作为“少年”人的周恩来正是在这时发表了一篇颇有战斗性的专门评胡适的文章。首先，他对胡适“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发表的一切政论”表示“非常失望”，“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其次，根据胡适的观点分别进行了批驳。针对胡适说的革命与改良可以“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各行其是，各司其事”，他说：“我们便不恐惧他这话同样会被各大军阀，新卖国贼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钱的议员们拿去利用，他自己这种圆滑的精神已实足阻碍革命精神的发展了。”针对胡适提出通过“公开的南北和会”或“各省会议”实现统一的主张，他反问：“姑无论在现在的群盗割据、争为雄长的情势下难以做成，且决难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会开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了，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欲望的结果？”在他看来，军阀无论如何是不会满人意的，非用革命的手段“打倒”不可。而“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对胡适提出的“由政府公开的调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逼人的战祸”，周恩来更是觉得荒唐：“军阀卖国还要调解，我们真不知是顾忌军阀啊，还是怕投鼠忌器啊？这样短视的外交眼光，这样敷衍妥协的政论，而想做‘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而以为是乃‘研究事实，观察时势’的主张，我们真不敢信服。”

最后，周恩来断定：“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们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在他看来，胡适的主张与“少年”们的理想已根本不同：“胡先生的政治主张，所谓‘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离着我们共产革命的政治主张很远，但即便合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吞的中国情状下，也止有一个民主革命才能达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因此，即使面对胡适的“主动示好”，他也毫不领情：“胡先生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但我们却要代答胡先生道：‘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像周恩来这样的“少年”人对胡适的判定最终成了整个党的认知和态度，李大钊即因中共中央的决议而很快退出了“好人政府主义”的活动，五四新思潮阵营产生的两条道路日益突显。换个角度，如果仅以年龄观之，无论党外还是党内，可以说，时代的大旗很快便由五四时代的老师辈转给学生辈了，这是中国历史一种别样的转折。

二、沟通与共识

1927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中共内部有人提出把主张改良的自由知识分子打入革命的对象之中。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第三党”被看作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那么对“资产阶级附庸”的“知识阶级”的态度，自然也不会客气。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左”倾政策的影响，中共党内一些人把一切自由知识分子或中间派都当作国民党的“帮凶”。

直到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有了“沟通”的机会。1936年4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列举的要联合的各党各派中，其中就有胡适主持的“北平独立评论社”。(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这说明中共把胡适也看作一种政治势力的代表，由此作为统战的对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与胡适便又发生了直接关联。1937年，负责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亲自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素仰先生热心于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主张及其运动，因缺机缘，未由通问。现内战已停、抗战尚未发动期中，全国舆论正集中注意力于国民大会法规之修改及其召集，以冀由此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础。敝方特于月前提出修改意见如另纸所陈，颇望国民政府能依此原则，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通过民族统一的政治纲领，以发动抗战。乃上月杪，国民党中常会已将修改内容公布，其所持原则与原法规差别不多。敝方现仿本文中所提原则，继续要求，务期两法规之基本内容能符合真正民主，过去选举能一律作废，以利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彻底合作，一致对外，想为先生所赞同也。书此布臆，伫候明教，并乞对该文加以指正为幸。”(《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

信中周恩来说明“另纸所陈”的，是他在1937年5月1日发表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其中提出：“不仅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应该修改，而且过去的选举，不论推选决选，应该一律作废，……各党派代表名额应不超过代表总额七分之一，其分配以凡有历史一年以上的各党党员数目多少为比例，并应估计到其他条件，由各该

党依额自行选举。”(周恩来：《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解放》周刊第1卷第2期，1937年5月1日。)

对于中共的这一表示，胡适虽未直接回信，但很快作出了公开回应。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陶希圣讨论文章的“编辑后记”中说：“最近我们接到周恩来先生从西安寄来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虽然没有月日，我们看其中的说话，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四月底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两法规之前发表的。现在修改这两法规的机会虽然已成过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争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237号，1937年6月6日。)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胡适对中共和周恩来的一些举措和变化已有所了解。1937年1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史佐才从西安逃出来(据他自己说)，来谈十二月十二至廿四日的事。”(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5页。)第二天，他又收到了傅斯年寄来的号称“绝密”的长信，谈得更为详细：“西安最近空气大略如下：一、街上标语有‘庆祝张、杨二将军政治主张成功’、‘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民众抗日’等等，不脱抗日，而绝口不谈共产。二、大家皆云联合战线，故不知谁是共产党。三、晤杨贼，甚高兴，云做得粗鲁，但从无一字悔其主张。四、周恩来晤蒋二次，第一次蒋一语不发，第二次谈得甚好。(此事弟已在此间得到confirmation[证实]。)西安遍传蒋云‘终身不内战’。五、蒋之行也，实共党主持之。(此事亦confirmed[已证实])。六、陕北、陇东，张军与共党相互照应。……总之，西安空气是蒋答应了一切。”“今日晤到若干友人，知西安空气颇有不少根据。盖共党之主张放蒋，坚谓不赞成张之扣蒋，是事实(此事弟早料到)。蒋晤周，亦事实。周谓‘此时非全国在蒋先生领导下抗日不可’，亦事实。周又谓取消中国苏维埃，红军改番号，与张、杨军守西北以抗日。看来此时共党已接受Moscow[莫斯科]命令，而表面上做得如情如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5—346页。)此信傅斯年专门嘱咐“看后焚之”，然而热衷史料留存的胡适并没有照做，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有关西安事变内情的又一佐证。3月4日，胡适的日记又记道：“莫德惠先生来谈。知政府对共党已有一种密契。”(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661页。)显然，他已经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的到来。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他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编辑了《独立评论》第237号。周恩来的信最后说“乞对该文加以指正”，并留有“回示请寄西安新城北七贤庄十一号周翔宇收”。由此来看，他不是要求发表“另纸所陈”的文章(因为该文已发表)，也不是要求公开讨论文中的主张，只是希望听一下胡适个人的意见，似乎旨在加强与胡适的联系。胡适欣然在《独立评论》上进行讨论”，并希望这种讨论得到“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显然他自己是“同情和赞许”的。

从陶希圣文章的内容来看，他十分清楚中共的主张，“有力的在野党方面，主张凡是有一年以上的历史的党都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又以为只要他们不反对国家，即令反对政府，也可以公开取得参加国民大会的地位。这个条件是比国民党中央更宽的。科学社会主义本来把国家与政府看成一物，这回他们主张不反对国家而反对政府的公开和当选，是依实际情形来说的。换个话头来说，只要

不反对中华民国，即令反对国民党政府，也可以公开和当选”。他还对中共“放弃武装暴动”的举措表示赞赏：“国民大会的召集，最近的有力的新动机，自然是在野党最有力者的放弃武装暴动，在对外抗争，对内民主的前提下，他们不再与国民党作武装的争斗。……这一件事在政治上思想上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独立评论》第237号，1937年6月6日。该文最后有一个注解，说这个讨论可以参看“西安寄来《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由此可断定，陶希圣的文章是由胡适约请写的。)

事实上，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希望中共停止武装革命，公开和平地进行活动；同时他们也希望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因此，中共的意见和主张亦成为他们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中共政策有转变的迹象时，一些人则表示欢迎。比如，张东荪专门著文赞赏中共的《八一宣言》，他说：“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以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作何等佩服!”(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

对于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大概先前同样存有与中共直接“沟通”的意念，而现在直接“沟通”的机会来了，自然也就不轻易舍弃了。在《独立评论》此后的几期上，又接连发表了陶希圣的《不党者的力量》和《国民大会的一个解释》等，继续讨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问题。其中陶希圣还充满信心地说：“为了引导别的党派走上合法的道路，政府是应当而且必然有承认他们的

一日。”(陶希圣：《不党者的力量》，《独立评论》第242号，1937年7月11日。)不难发现，胡适与陶希圣的态度和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共主张的一种呼应，甚至有联合起来向国民党施压的倾向。而从彼此“沟通”的内容来看，周恩来与胡适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此时似已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对外抗战、对内和平民主。

识同则谋。在这不久，周恩来与胡适有了一次直接会面的机会。1937年8月17日晚，“八点半，在汪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员共十六人：张伯苓、张耀曾、蒋方震、毛泽东、蒋孟邻、沈钧儒、梁漱溟、马君武、黄炎培、曾琦、陶希圣、晏阳初、张嘉森、李璜、傅斯年、胡适”。当晚到会的有张伯苓、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李璜、傅斯年、胡适，“周恩来代表毛君出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的领袖，同聚一堂，共谋国是，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胡适当天的日记还记道：“得知三日中共打下三十只日本飞机，已证实的有廿六只。又知南口小有顿挫。”(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703、704页。)这应当是从周恩来口中“得知”的，一方面是中共的战绩，一方面是国民党的“顿挫”，相信此时的胡适对中共有一种无言的好感。此间，周恩来与胡适有没有单独交谈，是否谈到了不久前他们的互动，已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直接的谋面是两人关系的高峰，目前没有材料显示他们在此前或此后还曾见过面，这更突显了两人本次见面的意义，等他们再强烈地感知到对方的时候，已经是“换了人间”。

三、批判与争取

历史翻过几页，到了1949年国共权势易位之时，中共对胡适的态度有些耐人寻味。1月2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在纷纷议论。”“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借“学生和教授”之口，谴责胡适已够“战犯”之格，而作为党并未明确表态，似乎留下了争取的空间。根据龚育之的发现，毛泽东的确设想过，如果北平解放了，胡适没有走，可以让他当图书馆馆长。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的谈话中说的，陈毅有详细的记录和传达。根据陈毅的传达，毛泽东在说明纠正三个过左倾向时，连带说道：“你到北京，胡适捉不捉？……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龚育之：《党史札记：龚育之近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然而，此时胡适已走上了与国民党合作的不归路。4月23日，中共军队攻克南京。美国人问他的态度，他说：“不论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六)》，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92—2093页。)或许鉴于胡适的顽固态度，不久，5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五四的文章，率先对他进行了批判，其中指出，五四期间，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胡适辈目击着马克思学说的逐渐盛行，而急忙地叫喊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当然必须研究实际问题，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胡适辈却把它当作盾牌，来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表示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文章还批判说，后来，“胡适妄谈贫穷、疾病、愚昧等五个鬼扰乱着中华，而封建势力不在内，帝国主义也不在内。中国革命的对象既然不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那么胡适就变了反革命的辩护人，以至成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

该文发表几天后，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教授联谊会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上再次提到了胡适，他说：“新的代替旧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改革社会，就必须有勇气面对旧的，否定旧的。‘五四’时期陈独秀与胡适的不同，主要就在于前者敢于否定旧的，而后者却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胡适就站不住，骨头是软的。北大敢于对旧的东西加以否定的传统，是值得发扬的。‘五四’时期也发生过否定一切的偏向，就是没有在否定其基本的东西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好的一面，没有在否定其整体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旧的东西根基太深。总的说，当时的成绩比缺点还是大得多。到了今天，经过三十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经验，可以避免发生当时那种缺点。我们要否定旧的，先把旧的东西孤立起来，缩小其地盘，进而从根本上彻底摧毁它。这样，才能为新东西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宽广的道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周恩来在这里对胡适的看法特别能说明时代变迁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在有些方面一度是一体的，而在新的语境下，却具有了根本的不同。

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华社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批判胡适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对胡适的这种定位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并通过各种途经予以强化。1950年9月28日的胡适日记中粘贴了两份剪报，都是他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表示的对他的态度。一份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胡适被自己之儿子声讨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一份是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其中谈到，“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已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胡适：《胡适全集》第3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胡适判断“此文是奉令发表的”。)这说明周恩来在北大还批判过胡适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胡思杜虽然替其父亲有点抱不平，但是，胡适不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存在确是事实。

就在粘贴这两份剪报的前几天，9月25日，胡适日记中还记载了一个朋友谈到的西安事变情况，“‘西安释蒋一段，在兰州时，周恩来曾为錞自言之。张学良亦曾与朱绍良言之，固事实也。’(那时和钧是甘肃财政厅长，在一九三九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经兰州飞Moscow[莫斯科]，因天雨，飞机没来，[正是]谈天机会。据朱绍良说，张学良亲对朱绍良说，‘不要着急。前天周恩来一班人到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们主张要放蒋先生回去!’)”(胡适：《胡适全集》第34卷，第58页。)。从现有资料看，在被谴责为“帝国主义走狗”之时，他有关中共和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表现的记载，没有出现明显倾向性的评论，他的“考据癖”及其对历史真相的热衷，似乎远大于现实政治的冲击，或许其今昔之感并未流露。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批判胡适成为思想界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对此，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密切关注着。1951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他又粘贴了一份剪报，内容是“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其中说：“六千多人参加学习；听周总理的报告；学习时间将有五六个月；分成五个阶段进行；教授公开‘独得之秘’；批判胡适、梅贻琦。”(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一个“报告”，一个被“批判”，特别能说明周恩来与胡适的关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延伸，他们名字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力量、两种文化。历史已注定了一种将伸张为唯一，一种则趋于消亡。

1954年，大陆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争论。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有一段批示：“《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574页。)在胡适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批判，显然另有深意。唐弢回忆，在一次全国政协招待知识界人士的宴会上，听到毛泽东在席间谈到对胡适的批判，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实事求是。”还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说着笑了。(参见唐弢：《春天的怀念——为人民政协四十年征文作》，《唐弢文集》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这表明批判者对胡适的历史功过心中是有数的，只是基于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才批判他。

密切关注国内批判运动的胡适很难心平气和，在主观上越来越与中共表现出敌对的态度。1955年1月26日，他在日记中粘贴了两份剪报。一份是《周恩来的声明》，其中表示，中国人民决心解放台湾。声明援引了联合国宪章，谴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把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归结于美国的干涉。文前配有周恩来的照片。另一份剪报是美国国会根据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通过的《台湾问题的决议》，其中大意是说，美国将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经济与军事援助，并授予总统“保卫”台湾及其周围岛屿的权力。对此，胡适又产生了“不可救药的乐观”，认为打回大陆有点“近在眼前”的趋向了。第二天，他的日记记道：“去年冬天的交涉，取得安全互助条约，而打消了所谓‘组案’，是一大胜利。此次因大陈问题而得艾总统前天的致国会牒文，当时虽有UNaction[联合国活动]之说，但牒文与周恩来的狂妄宣言同日出来，等于打消UNaction了，而艾氏的牒文是十年来的最重大的变化，故是吾国的大收获，大转机。”(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354—355页。)可见，在对中共问题上他与国民党已处于同一立场，而对周恩来用了“狂妄”二字，表明曾经的好感，在此时已丧失殆尽。

然而，如果历史仅仅如此，不免有些乏味。有趣的是，对胡适进行批判的中共还有另一面，即争取胡适的归来。与胡适不同，此时的周恩来和中共领导层却显得比较大度，在谈到对胡适的批判时，周恩来说：“胡适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批判。但是如果今天胡适要求回来，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仍然可以要他讲他的实验主义。因为他的唯心主义的学说已经受了批判，大家已经有了认识，所以仍然可以要他讲。同时，在提到‘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时，也仍然要提到他在那时所起的一定的作用。”(《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9页。)

争取胡适回来并不仅仅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毛泽东提到对胡适的批判时，还讲道：“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这里的“我们”显然指的是中共中央。毛泽东说的“带信”大概不只是一个渠道。1956年9月，周恩来曾托出国访问的周鲠生通过在英国的陈源带讯息给胡适。(参见龚育之：《胡绳晚年论胡适》，《龚育之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页。)对于中共的争取，胡适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1957年3月16日日记记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过了几天他又记道：“收到小三从唐山寄来一信，是平寄的信，故经过五十日才到。这是七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四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封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484页。)无论胡适的推断是否属实，中共曾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胡适回国却是确凿无疑的，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已居于大国执政地位的中共的自信，表现出一种不计前嫌、招贤纳士的风度，一种对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的抬举和垂爱。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一直是由周恩来直接负责的，曹聚仁的信很有可能是周恩来安排的。然而，胡适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对中共多渠道争取的做法毫无回应。

四、结语

纵观周恩来和胡适的关系，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个是响应者，共同推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不久二人却逐渐疏离，走上了不同的社会改造道路。大约到1937年前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二人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政党的代表和领袖人物，一个是知识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国方略，体现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种共识。然而，自此以后，两条交合之线经过一段似乎平行的延伸后却分开叉来，并且越分越大，直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奔走，甚至回过头来对冲。在周恩来看来，胡适属于“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的代表，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设想给其一定的言论空间。而对于胡适来说，他根本不认同中共新政权，对周恩来的好意自然无从回应。不管如何，二人都属于20世纪不会被遗忘的历史人物，拂去历史的尘埃，换一个角度看，二人的名字似乎都成了一种反映近现代中国变革的符号，符号的背后是那鲜明的“大历史”脉络。

〔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