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对权贵的谄媚 历史很长
中国的历史很长。
其中,吾国读书人留下了不少传统。
一类传统,是对权贵的反抗精神,至少有两种:
一是嵇康的「广陵传统」,挑战「朝廷有法」,慷慨赴死;
一是阮籍的「白眼传统」,虽不屑于礼俗之士的趋炎附势,却没有介入时事政治的勇气,翻着白眼,忍辱存活。
还有一类传统,是吾国读书人对权贵的趋附。
比较简单粗暴。最典型的,要数魏晋之际风流人物潘岳的「望尘而拜」。
当然,他们的下场往往也不好。这类人,有真才情却是假人格,「干没不已」,最后身死族灭。
《晋书·潘岳传》记载说: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潘岳也就是潘安,本名为潘岳。
这句话的意思是,潘岳性情轻浮急躁,追逐权势利禄,和石崇等人对着宠臣贾谧大献殷勤。
石崇也是当时有名的文人,非常善于炫富。潘和石崇的献媚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每当权臣贾谧外出时,他们二人就出门相送,当贾谧的马车走远了,潘岳和石崇还在对着马车飞扬的尘土、卑躬屈节地伏地下拜,场面很是滑稽。
石崇,字季伦,西晋时期文学家、官员、富豪,鲁公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员,大司马石苞第六子。被称为「古代比富第一人」。
这就是「望尘而拜」的来历。
可为什么声名远扬的文士,会做出这样自我轻贱的举动?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中国历史上这位著名的读书人潘岳。以及他的谄媚历史。
其实,他的人生是一出悲剧。
谄媚权贵,并没有给他带来多么颠覆的回报。
01
时代背景与名士人格
潘岳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是一个异常黑暗的时代。
公元266年,司马炎以晋代魏,成为晋武帝,并改年号为泰始。
晋武帝本身是有雄才能耐的,结束了自东汉末年近百年的分裂动荡局面,有着「太康之治」的美誉。但到了晚年,晋武帝沉溺于贪图享乐,还干出了一件遗祸三百年的错事。
司马炎(236年~290年5月16日),字安世,晋朝开国皇帝,他在位时的晋朝有着「太康之治」的美誉。
一来,他在临死前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痴傻儿子司马衷,也就是晋惠帝。这就算了,他还让司马衷娶了一位集丑陋狠毒、和权术心计于一身的妻子——贾南风,毕竟贾南风是魏晋时期权臣贾充的女儿。
司马衷即位后,贾后便独揽大权、荒淫无度,而她宠幸的外甥贾谧也是骄奢威福、招摇过市,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政治风气本来就被横行夺权的司马氏集团搅得浑浊不堪,在贾后专政的情形下,文人风骨气节更是荡然无存。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文士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异常黑暗的时代。
西晋时期兴起的门阀士族制度,早已违背了曹操「唯才是举」的初衷。统治者不重文才,在品评名士时只看家族世袭的封爵和官位,阶级的固化分层十分严重,寒门很难出贵子。
结果就是,出身普通或低微的文人志士极大刺激和影响,进退无门,才华无用,想要出人头地和爬上高位,就不得不委身和依附在权臣贵戚之下,被迫卷入残暴的政治倾轧斗争,成为文学上的帮闲及政治上的帮凶。
门阀士族制度的出现使得出身普通或低微的文人志士晋升无望,只得被迫卷入政治斗争或者远离官场。
《晋书·石崇传》记载说,当时大多数人都抱着一种「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牗哉」的普遍心态。也就是士人处世应当让自己过得身心舒坦,何必非要弄得家里只有破瓦烂窗的地步。
于是在西晋名士当中,一种柔顺随俗、气格卑弱的主流人格形成了,潘岳便是其中尤为典型的人物。
02
才貌双绝却蹭蹬沉寂
说起来,潘岳的出身虽然普通,但并不算低微,心气更是不低。
他生于以文名著称的荥阳潘氏家族,父亲潘芘官职从五品,在琅琊当过内史。他年少时就才名冠世,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乡里人都称赞他是奇童,与汉代贾谊是一类人。
贾谊,世称贾生,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其著作《吊屈原赋》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后世将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不仅如此,潘岳还生有一副好皮囊,姿容姣美,十分契合当时尤好风流容止的审美风气,后世有着「才比子建,貌似潘安」的美名。
潘岳每次出门游玩,热情的姑娘们就会将他围住,或是向车中投掷水果。
有趣的是,另一位创下「洛阳纸贵」奇观的文学家左思,也学着潘岳出游,结果长相不佳的他下场就很惨了,被石头砖瓦砸了一身,只能灰溜溜地回去。
按理说,潘岳才貌双绝,是魏晋人物品藻里的常客,人生该是顺风顺水。然而,他却蹉跎和苦闷了十年,三十岁就早早生了白发。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21岁的潘岳已经入仕,担任贾充府掾的郎官。但由于西晋初期有着好内官而不乐外职的风气,他在「举秀才为郎」后,便屡屡不得升迁。
这种遭遇,让他内心充满了愤怨,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当时贾充的政敌,也即掌管着吏部的山涛、裴楷、王济、和峤等人党派斗争的结果。
于是他在口头文墨上逞快,泄愤似的写了一首不入流的段子《阁道谣》:
「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鞧。和峤刺促不得休。」
阁道是通往宫廷的道路,潘岳在歌谣中把山涛比作大牛,而王济用绳子套住牛颈,裴楷拉着车牛上的绳,和峤前前后后不断催赶着大牛。这首充满讥讽和挖苦性质的歌谣,竟一时在朝堂中广为流传。
结果,因为这首《阁道谣》,潘岳被贬为河阳令,也即今天的河南焦作一带,做了个赋闲的小县令。
之后的二十年间,潘岳也并不好过。
他先是攀上晋武帝的老丈人杨骏,当上太傅主簿,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可是好景不长,杨骏因为政变「谋反」的罪名,被贾后设计诛杀,潘岳也差点跟着丢掉性命。
随后,一个叫做阎缵的官员,张罗着为故主杨骏收尸,潘岳一面答应,一面却畏罪而逃,留下阎缵自个儿独自完成为杨骏收尸的工作。两种作为,高下立判。
不过,潘岳在栖迟的岁月里,也曾经因为母亲患病,毅然地辞官回家,还在宅院旁种了个菜园,养了一群羊,侍奉给母亲吃,这是他孝顺和情感真挚的一面。
潘岳的名篇《闲居赋》,也是在这时候写下的。他在文中总结了自己蹭蹬的仕途:
「阅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虽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
元代书法家赵孟所写的《闲居赋》。图片来源:bbs.sssc.cn
也就是说,潘岳自成年踏入仕途以来,共有八次调换岗位,好容易有一次官阶提升,却又被两次撤职,一次被除名,一次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没去就任,还有三次被迁放,直到快五十岁了,仍栖迟下僚,虽有些知遇和政绩,却还只是个寂寂无名的笨拙官吏。
那么,不如退官闲居洛水之滨?
潘岳在《闲居赋》里,满篇都在抒发他对于隐居生活的向往之情,呈现出一种清高的姿态。不过我们细看来,会发现这是一种假清高。
我们可以比对《闲居赋》文中的几个意象:
陶渊明归隐后居住的地方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而潘岳背靠京城,明堂辟雍,享受着「石榴蒲桃之珍」;
陶渊明的山林乐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潘岳醉心于「浮杯乐饮」,采摘精美水果,打捞池中锦鲤,还真得「人生安乐」哉!
由此便能看出,潘岳内心仍有不甘,对世俗之物仍极度渴求。
我们知道苏州有个著名园林叫拙政园,「拙政」的出处就源自《闲居赋》中的一句,「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
潘岳在《闲居赋》里,便提到了和峤对他的批评——拙于用多,意思是没把才华和优点发挥到对的地方。
这个评语其实是比较客观的,但潘岳故意断章取义,只说一个拙字,当作对自己的褒奖,表现出他这人只是不善于钻营,老实巴交。
苏州拙政园的冬景图片来源:sohu
但是从潘岳的事迹和作为当中,我们看得出其实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闲居赋》里,除了他对于家庭的情感是真实的以外,其他故作洒脱和超然的自诩之词,都不能轻信和被蒙蔽。
想想看,潘岳本身就轻浮躁竞,从年少恃才傲物,到终日苦闷失意,前半生历经大起大落,官场斗争的黑暗无度对他造成的精神打击和性情扭曲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心境,不会出现在明哲保身的阮籍、或者不恋世俗的张翰身上,但潘岳的心理张力就在于,他越是渴望爬到权势的高位,就越是恐慌自己沦为老冯唐的悲剧。
眼见潘岳深陷名利场,越发变本加厉,潘岳的母亲是非常担忧的,多次告诫他说:
「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
意思是,你应当学会知足,为何要贪求不已呢?干没就是贪恋名利的意思,干没不已正是对潘岳人格的形容。然而,潘岳本性难移,欲壑难填,沿着追逐名利的人生主线,终是回不了头了。
「二十四友」——权贵集团的附庸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两鬓花白的潘岳终于等来机会,屁颠屁颠地接着回洛阳当官去了。
这一回他投靠的「大人物」,是专权者贾后的宠臣贾谧。贾謐在洛阳城郊的金谷园,汇集一帮贵游豪戚和浮竞之徒,组织了一个著名文人政治集团——「金谷二十四友」。
在金谷园聚会的「金谷二十四友」
「二十四友」当中有哪些成员呢?
排在首位的自然是潘岳,核心人物还有巨富石崇,与潘岳齐名、有着「太康之英」美誉的陆机,陆机的弟弟陆云,以《三都赋》称名的左思,提出「三理」之一「言尽意」论的欧阳建等等。
他们在当时的西晋文坛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却在拼命吹捧和奉承贾谧的才思堪比贾谊,实在很可笑,但骨子里又透出十足的悲哀。
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不免感慨道:
「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刘勰指出,从前史书上都说西晋政治衰退,文士难于充分发挥才华,这话确实有理,真令人为之悲叹啊。
而在这些人当中,潘岳做得尤为极端和不耻,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当然,贾谧也「回报」了潘岳的跪拜大礼和谄媚姿态。他借贾后之手,任命潘岳为黄门侍郎一职,也就是专门侍奉皇帝的近臣。
潘岳尽管一时风光无限,但没有任何政治实权,充其量算是贾谧的一枚棋子罢了。
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也为了再往上爬,潘岳做了一个逆天的举动——协助贾后密谋。
04
潘岳的选择及代价
晋惠帝元康八年(299),潘岳被贾谧秘密唤入宫中。原来,贾后膝下无子,为了扫除专权的障碍,便计划谋杀愍怀太子司马遹,其中环节的实施需要借助潘岳的「才华」。
潘岳不会不知道,为虎作伥的恶果是什么。但拒绝贾后的下场是什么,潘岳更是心知肚明。
于是,在秘密谋划下,潘岳先是起草了一篇文章,然后贾后派人将太子灌醉,又将这篇文章拿给太子,让他抄写。
太子神志不清地抄写了一通,因为醉酒,有些字句没写全,而潘岳模仿笔迹的工夫也是了得,他将文章补全,呈给了皇帝(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后以呈帝。——《晋书》)。
其实,这段文字就是一份谋反书。上面写着:「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也就是陛下您应当自行了结,不然就让我来帮你。
智商低下的晋惠帝看了之后动怒不已,下令废黜太子,之后贾后又派人杀死了司马遹。
这次诬构事件,不仅成为潘岳人格的最大污点,也给无辜的人带来灾难,造成「八王之乱」的滔天大祸。
潘岳间接导致的「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使之后的中原北方进入十六国(五胡乱华)时期。
皇位继承空悬,野心家们伺机而起。
太子被杀之后,赵王,也就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伦,借着为太子报仇之机,带兵入宫将贾后等一干党羽拿下,成功夺权,自立为帝,由此拉开乱世杀戮的序幕。八王之乱一起,西晋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而潘岳,也因为起草了那份假的谋反文,濒临生死边缘。
其实,潘岳只是个被胁迫的棋子,对司马伦而言可杀可不杀。但结果呢,潘岳不仅被斩首示众,还惨遭诛灭三族的结局,为什么会这样呢?应该说,这是潘岳自己一手造成的。
司马伦有个狡诈的心腹叫孙秀,好巧不巧的是,潘岳年轻时跟随出任琅琊内史的父亲那会,与孙秀打过交道。他厌恶孙秀的小聪明,鞭笞过孙秀的为人。
小人报仇,多少年都不晚。
记恨在心的孙秀翻身做了宰相后,不肯放过潘岳,他网罗罪名说潘岳伙同石崇谋反,在司马伦面前煽风点火,给潘岳判了诛灭三族的死罪。
潘岳终究是为自己的「干没不已」付出惨痛代价。
这种关于个人和时代的不幸,历史学家钱穆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他在《国史大纲》里写到:
「士大夫不复有忠于朝廷之节操,却不能根本铲绝社会好名之风,遂酿西晋名士之祸国。」
名士本该是助国,但在这个太过糟糕的时代,士大夫的人格也变得虚假,操守被名利迷了心窍,笔墨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于是酿成西晋名士的祸国之悲。
后人应当引以为鉴呐。
05
诗品与人品
尽管潘岳人品有很大瑕疵,但在历史上,后人对潘岳的评价并没有一边倒地批评他。
后代许多诗人提到潘岳,常常借他的才貌来比喻美好之物,比如杜甫的《花底》:「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卫玠是与潘岳齐名的美男子。
而白居易的《不准拟》诗之二:「多于贾谊长沙苦,小校潘安白发生」,则是用潘岳前半生的遭遇来自比,因为无情的仕途岁月,催生了白发。后来「潘安白发」就用来指代早生白发,未老先衰。
对潘岳的争议,主要表现在潘岳文品与人品之间的乖离关系上。
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文如其人」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追溯根源可能是取自于孔子的一句话,《论语·宪问》中说: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也就是,有德行的人必然会有著作言论流传下来,但有着文字著述的人并不一定就具有德行。
关于文与德既统一也有不一致的关系,孔子其实讲得很到位了。只是后来,「有德者必有言」的儒学命题被无限放大和看重,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文章的思想水平直接挂钩。
依照文品与人品的公式,套在潘岳身上进行评判,就很有意思了,从中也可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文德观念和诗学风尚。
一种态度是,潘岳是文章高手,文品没问题。
南朝梁的萧统编纂《文选》时,潘岳入选的文赋篇目是最多的;诗评家钟嵘在《诗品》里,将潘岳和陆机的诗文列入上品,给出「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高度赞扬。
我们熟悉的王勃《滕王阁序》中,便有一句著名用典:「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意思是邀请在座宾客施展潘岳陆机一样的才笔,书写瑰丽的诗篇。
实际上,潘岳的文风绮美清浅,善于叙悲,彰显了魏晋六朝对于唯美流靡和缘情主义的崇尚。比如他为亡妻写的《悼亡赋》,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
「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
他描写到,自己曾听说为有人为妻子办丧礼时,服制虽重,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后,才知服制之重原来是染上人情之深。
潘岳对家庭人情的感知,无疑是真实的,这种情感反映在文章上,得到时人的赏识。
这种态度一直到宋代,都比较占主流,因而批评潘岳人格的声音就显得很微弱。
虽然刘勰在《文心雕龙》专门衡量作家品质修养的《程器》篇里指出:「潘岳诡诪于愍怀」,指出了他参与陷害太子司马遹一事,但也仅为陈述,并未加以评价。
可到了宋代,当理学道统兴盛之后,对潘岳的评价就没那么好气了,他虚伪人格被拎出来,当作反面典型。
人品不行,文品也就不行。
南宋诗论家葛立方就在诗话著作《韵语阳秋》中,结合潘岳的诗文来批评他的心口不一。
比如潘岳在《闲居赋》里称自己读《汲黯传》时,看到司马安善于钻营为宦,便放下书感慨说:「巧诚有之,拙亦宜然」,意思是确实有善于机巧谄媚的官吏,而自己则是拙笨不善为官的。
对此,葛立方反讥到:「观岳此语,尚恨巧之未至邪?」
葛立方怼道,潘岳说自己笨拙不善为官,难道是在遗憾还没学会钻营机巧的本领吗?当潘岳「坐驰京城」,内心躁动不安时,便是「渴心固已生尘矣」,心间已经蒙上世俗的尘埃。
如果说葛立方还只是通过批评潘岳道德人格的缺失,来劝诫后人要安于天命,那么宋金时期的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评论潘岳「望尘而拜」时,口吻就极度嘲讽了。他写到: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汉代杨雄曾提出「言,心声也」的观点,但在元好问看来,言语反映的心境有时也会虚假失真,从文章识别人的真实面貌是不可靠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潘岳的《闲居赋》,将自己描绘得多么情志高洁,要「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
结果在现实生活里,却是趋炎附势躁求荣利,谗事权贵望尘而拜。
元好问论诗文非常讲究一个「诚」字,也就是文人写作时的真心诚意。对于潘岳的虚情假意和表里不一,元好问自然是看不惯的。
自此,潘岳的文品与人品被尖锐地对立起来,甚至在明清演变成「以人废文」的地步。
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里论及潘岳时,便直言到:「人品如此,诗安得佳」。潘岳人品卑劣成这样,诗文怎么可能写得好呢?
直到今天,关于潘岳的诗品与人品之争还在继续。但如果我们要认识一个复杂且真实的潘岳,他的人格,他的诗文,还有他所处的时代都是不能分离的。
如果说,对于屈原和陶渊明,我们无比崇敬;对于贾谊和阮籍,我们心生哀怜;对于庄子和张翰,我们欣羡不已;那么对于潘岳,我们的情感态度就像他的人格底色一样复杂无比,因为他太像一个「人」了。
但「人」贵在有思考,有选择的自由与可能性。
正所谓「人可以无才,但不可以无耻」。
作为读书人,更应明白,在权贵的倾轧之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可惜的是,潘岳虽死,「望尘而拜」犹在。
那些为了依附权贵,不惜颠倒黑白,抹煞事实,向具有反抗精神的读书人身上泼脏水,以递交「投名状」的无耻之徒,环顾吾国历史,也可曾记得潘岳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