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钱锁桥：林语堂的思想底色
【编者按】
很多人对林语堂的印象仅限于“幽默大师”和《京华烟云》，然而，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看来，林语堂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意义并不逊于鲁迅和胡适，他们三人同样应该被视为中国现代性的标杆。研究了30年林语堂，钱锁桥将他的新作《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定义为“智性传记”，从中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重新“发现”林语堂，还原兼具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近日，澎湃新闻访谈了钱锁桥教授，请他谈谈林语堂除文学家之外的多个面向。
钱锁桥
中西并举：林语堂的学术生涯
澎湃新闻：
林语堂在青年时期的学习经历跟他同时代的文化人不太一样。您能介绍一下他早年的学习经历吗？
钱锁桥：
林语堂确实有点特殊，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所以从小就念教会学校，后来念了圣约翰大学，始终在西方教育的环境里。圣约翰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教会大学，出了很多人才。林语堂在上学时也很出类拔萃，什么活动都参加，英文也特棒，做过《约翰声》校报的英文编辑、年鉴编辑还有英语辩论会小组长。他用英文发表过散文、小说，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应该是很少有的。所以也可以把他这种情况称为“本土留学”，因为他是在国内接受了一整套西式教育。
不过这也不是他一人独有的情况，因为林语堂受教育的时候，科举制刚好废除了，整个一代人都跑到国外留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我觉得林语堂在他们中间最特殊的是，他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兼顾中学和西学。从大学时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现在知道他在圣约翰不光在《约翰声》上面发表英文文章，还发表过一篇用文言文写的文章和一篇英译中译文。
到了北京，林语堂更加着重中文，因为北京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自己看了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同时也用英文发表阐释儒学的文章。
去欧美留学的时候也一样的，中学西学都做。在哈佛，他学的是比较文学，上过白璧德的课，内容是欧美文学。到了莱比锡以后，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古汉语之音韵学》，那是很“小学”的，需要很深厚的国学根底才可以写得出来。同时他也关心欧洲文化，除了英文以外还学习德文，课后自己翻译海涅的诗。而且他不局限于书本，不管美国还是欧洲都会实地去看看，身体力行体验西方文化。所以我觉得贯穿林语堂求学背景最特殊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中西并举”。
他后来也说，“我学习过程中掌握的思维方式是西式的”。因为他接受的主要是西式教育，所以他经常说自己关于中国的背景知识不够。实际上他在圣约翰也接受过中国文化教育，圣约翰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因为在中国办学，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也开设了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另外他说的“不够”，也要看他把自己的标准定在哪。对比五四一代的那些文人，胡适鲁迅他们这些私塾教出来的，那肯定这个方面他比较缺乏；但是我认为，林语堂这种自学形成的文化积淀也千万不能小看。他的努力源自于在北平期间受到的最直观的心灵震撼，有一种觉得“我在中国文化的古都，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的遗憾，于是开始发奋努力。
澎湃新闻：
按照您书里面的说法，林语堂感受到震撼的时间点应当是在1916年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自那时开始意识到“中学”的重要性，因为之前都是接受西式教育。
钱锁桥：
不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我在书中可能对这个时间点强调得有一点过了。因为我以前看到的资料都是说，他在圣约翰全是英文写作，他自己也经常这样说，我并没有去实地查阅过《约翰声》这份学生报。但是最近有位学者凤媛去查了，我看到她查找以后写出的这篇文章，觉得非常好，因为这是对林语堂早期只做英文写作这个普遍观念的一个很好纠正。凤媛通过看学生报理顺出来，林语堂从大学时代开始，一直都是中英文写作并举，所以不能说他对中学和西学的学习是割裂开的。
但他在不同的时期确实各有侧重。林语堂到北京这一段时间明显在补他的中文，凤媛那篇文章提到，他和他的校长说：“我现在还在学中文，学中国文化。”他自己也在文章里讲到，很多问题我不敢问我的同事，因为感觉丢人，我就自己到琉璃厂去看不同的版本。
林语堂的天赋非常之高，自学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在莱比锡写的关于“小学”的论文，其实就是他自学国学学出一定的体系以后，用西方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的古音韵知识。他和高本汉是同学，中国语言学界很看重高本汉，但最早就是林语堂把高本汉引荐给胡适的。
林语堂
新旧融合：林语堂的文化观念
澎湃新闻：
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有一种风气，概括一点讲就是大家都在反传统，倡导全盘西化。而与此同时林语堂显得有点特立独行，他觉得自己的中学不好，开始补学这方面的东西。他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似乎“违背潮流”的选择？
钱锁桥：
他并不违背潮流。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新文化运动好多提倡的东西，他自己也是支持的，比如禁止缠足，这是新文化运动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林语堂说在农村早就不缠了。教会不提倡缠足，而且很多农村妇女即使不是教会的也不缠足，因为下地干活不方便。对他来讲，他本能的赞同停止对妇女身体的这种伤害。新文化其他倡导的东西，他也很赞同，所以他一直坚持的大方向就是支持新文化运动，这个没有变过。但是他也不是跟着人家喊口号，要“打倒孔家店”什么的，他有自己的判断。他在1917年写的《礼》那篇文章当中讲的很清楚，中国的未来是要在旧传统和新观念两方面之间找到重合、形成平衡。我觉得这是他一生中一直秉持的观念。
所以他当时选择补学中学，也是基于他这个观念，认识到他必须对中国文化经典有所了解。而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毕竟他在西学方面已经是佼佼者了，所以他也没有违反这个潮流。他非常支持新文化运动。
澎湃新闻：
既然他主张新旧传统之间的平衡，那么他到哈佛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加入白璧德的学衡学派？
钱锁桥：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讲。首先在当时的美国，时代背景是在进行一场文化论战，叫做the battle of the books（经典之争），就是要不要读经典？白璧德的观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继承传统。他的意思是，从文艺复兴以来，因为“上帝退位”，科学昌明，精神上的东西开始变得空虚，这个时候更需要从希腊、罗马的传统中汲取力量。白璧德很早就看到，世界上经典的文明都有相通之处，所以他认为西方经典和中国经典应当沟通联合，对抗它们共同的敌人——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所以白壁德对当时一大批中国留学生都非常有吸引力，比如梅光迪等等，他们就觉得，我们中国的古典文明要保持住，应该和西方平起平坐，沟通互补。这就是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上的学衡派。
林语堂在哈佛上过白璧德的课，但是他对白璧德的态度很不一样，这就显示出了林语堂的个性。我的书上说过，他给胡适写信说，他专门找白璧德谈过新文化五四运动，但他觉得白璧德对中国可能有误解。林语堂还在中国留学生月刊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谈到，现在的留学生因为爱国，总是遵循白璧德的概念，主张对中国文化要全盘保留，文言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不可放弃。但是林语堂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是，爱国不能只是保留我们原有的东西，而是应当去创建一个可能更好的国家、更好的文明，他觉得这种扬弃的态度是一种进步的爱国。因为他去留学之前就已经在北京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他知道中国需要文化变革。
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个时候，他翻译过斯宾冈表现美学的一系列文章，斯宾冈是白璧德论战的对手，他提倡要有一个年轻有朝气的美国，而不是一味保持欧洲的文化传统。这也是林语堂希望的——一个年轻的、新的中国。
但好多事情不是全然二元对立的，他也不是和白璧德对着干。他后来去美国也讲了很多中国文化经典，当然内容是经过他筛选的。白璧德对他还是有影响，毕竟也是他的老师。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比较文学学者说过，白璧德一辈子有两个最有名的学生，一个是T.S. Eliot，另一个就是林语堂。
澎湃新闻：
包括虽然林语堂一直都非常支持胡适，但也不是认同胡适的所有行为。
钱锁桥：
对，你看他后来又强调克罗齐的美学，提倡表达要有个性，要有自主文化。他是真真切切的推崇个性和独立意识，他自己的人生履历也是按照这个执行的。
澎湃新闻：
当时林语堂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精神科学”，这和胡适的“整理国故”有什么关联或异同吗？
钱锁桥：
当然有关联，但也很不一样。他基本上赞同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而且觉得这个很有前途，就是用科学的办法来让国学重新发挥作用。但是，对胡适来讲，整理国故的那个国故到底有没有意义不是特别重要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他不是要把中国文明整理成什么样，而是着重于通过整理国故，形成一套怎么整理的方法论。
但是林语堂提倡的“精神科学”是不一样的，他引用的“精神科学”这个概念来自德国，与自然科学相对应，内涵是说我们要做中国自己的精神科学，各个领域都要有科学的方法，要提取对现代生活有用的部分。比如说儒家文化，林语堂就会强调儒家文化当中的自由主义基因，这里面是有民主的意思的。他说孟子就是“中国的杰斐逊”，孟子老说“以民为本”，这不就是民主嘛！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整理出来，也能够促进中国文化进入现代化的历程，而且这样中国文化的演进绝对不是断裂的，而是承接的。
澎湃新闻：
林语堂对现代化的思索可能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钱锁桥：
当然。我认为林语堂这种中西并用的思维观从1923年留学回国的时候就基本形成了，那个时候他28岁，后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挥，但思路一直是一致的。以前的中国文学研究，一天到晚强调说林语堂二十年代激进，后来又保守了，这完全是跟着鲁迅的说法，基于意识形态的表述，其实不符合实际。
1941年，林语堂（右起第三位）一行在重庆躲避日机空袭，左起第三位是林语堂长女林如斯（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林语堂是向美国输出中国文化的窗口
澎湃新闻：
如果是从中美知识交流史的角度来看，从清末民初到民国这一段时间主要是美国对中国做知识输出。但是您在书里面讲过，林语堂是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一个窗口。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人是这样的窗口吗？
钱锁桥：
在中国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我认为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林语堂，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世界上各种文字，不是光在美国流传。林语堂一本英文书出来了，马上就会翻译成德文，所以德国的一代汉学家那个时候都读过林语堂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
还有两位输出中国文化且影响比较大的是在英国，一位叫蒋彝，他也写英文；另一位叫熊式一，和林语堂关系很好，他把王宝钏的剧目翻译成英文，在伦敦上演过一千多场，后来又到好莱坞和百老汇去演，这也是很成功的例子，当时林语堂还专门写过书评。这是三十年代中西文化交流当中浓重的一笔，但现在基本上是被埋没掉的。
林语堂在美国几十年的写作受到的重视度不能小看，这是很长时间内都被遮蔽掉的。实际在当时的规模很惊人，后来再没有华人作家能达到相同的境况。举一个例子，林语堂在美国的电台上说，美国老百姓可以跟中国老百姓写信互相交流。当时真的很多人响应，足以说明他的影响力之大。
我自己到美国去的时候，遇到美国的yard sale（庭院拍卖），就是他家里面有一些旧东西不要了，放在后院摆个摊，谁都可以过来买，最便宜的一本书就一美元就可以拿走了，我经常在这里面找到林语堂的书。普通美国家庭都可以找到林语堂的书，你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影响力。而且林语堂的书到现在在美国还在加印。他的《生活的艺术》是1938年美国畅销书榜非小说类第一名，任何一个亚洲作家都没有达到过这个高度。
胡适在美国做大使的时候也会做一些演讲，但你问美国人他知道哪些中国人，可能他只知道林语堂，知道胡适的人很少。林语堂是一个老百姓都能知道的、代表中国的文化名人。
澎湃新闻：
林语堂对中国和美国的影响还是不太一样。
钱锁桥：
是的。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林语堂是不被提到的。我在北外上学的四年，1981到1985年，从来没听说过林语堂。林语堂的书是到80年代末才开始印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认知中的林语堂就是一个散文家或者小说家。他提倡幽默，写过《京华烟云》，最多就是和梁实秋一样是个散文作家。但是他的文化意义、历史意义还有他在美国为中国抗战做的民间宣传，在很长时间里不被提及。
澎湃新闻：
赛珍珠也是美国作家里面比较早开始讲述中国的，她和林语堂的关系也很好。他们对中国的阐述有没有什么差异？
钱锁桥：
当然有差异。赛珍珠先走红，她1931年出版《大地》，得了普利策奖，1938年又得了诺贝尔奖。但《大地》出版后，很快就有一些中国人批评她，比如江亢虎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你讲的中国农民不代表我们中国的文化，儒家文化是很高深的云云。但林语堂不赞同他，认为赛珍珠对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西方世界从19世纪以来，很长时间内都对中国有很多负面的刻板印象，叫inscrutable（神秘莫测），认为东方人不可理解。但赛珍珠第一次为西方人呈现出作为“人”的中国人形象，她所描写的中国农民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就是和我们差不多的人，也有酸甜苦辣，而且生活很艰难，令人同情。
与此同时，林语堂作品中体现的中国人形象则是文化人，会给美国的中产阶级“哇，挺羡慕，这种生活方式很有文化”的印象，而且感觉中国人个个都是哲学家。这就比赛珍珠描写的中国人更进了一步——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人，而且是智慧的人。
当然也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批评林语堂对中国人的刻画，说他讲的中国不是真实的中国。但是谁有对“真实的中国”的独家阐释权呢？林语堂对中国的解释源自他自己生活的艺术，是个人的抒情哲学，是自己阅读体会出来的中国。我认为，理解林语堂思想最主要的一把钥匙，就是他有一篇文章叫《论现代批评的职务》的文章，这篇的大意就是，整个现代文化最需要一个能够跨越中西两种文化的批评家。林语堂也没有很武断的说“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其他批评家说“你讲的不是真正的中国”，那就来讲你自己的理解。可是别人也没讲出来是什么样。
澎湃新闻：
林语堂的书在美国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有哪些原因呢？
钱锁桥：
林语堂和庄台公司的理查德·华尔希他们的合作是很好的中美文化结合样板，也是他能产生如此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反对说林语堂的成功都是庄台公司营销的结果。他在美国的成功首先跟自身的经历有关系。林语堂自己一直说，他生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他生活在上海时，上海华洋杂居，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有社会底层、有租界、有各种洋人办的协会，这是一个文化的交汇之地。同时上海是全国第一个中产阶层兴起的地方，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城市的风貌，和农村根本就是两个世界。林语堂的好多散文就是写城市新兴的东西，他能够捕捉到这些，避暑啦，郊游啦，他有自己独特的眼光。
其次，从市场接受度来讲，中国后来的主旋律是“我们要斗争，我们要革命”，林语堂提倡的“幽默”被认为毫无价值。但是美国的情况不一样，他们觉得，一方面林语堂讲的生活方式也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是现代社会共有的东西，另一方面他讲的又不完全是美国的东西，因为引用的都是中国的说法，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有新知，又能够引起共鸣。林语堂的思维超越当时中国太多了，甚至超越了现在，所以我说他是属于21世纪的。这种思维正好跟当时的美国更契合，反而在中国他受了批评。
澎湃新闻：
那么美国读者对林语堂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钱锁桥：
有啊。最早的时候认为他是一个中国哲学家，认为他代表的文化，还有倡导的生活方式都很有吸引力。后来林语堂开始讲政治，很多人受一些新闻报道影响，就觉得林语堂是做了国民政府的说客。所以这也影响了林语堂作品的销售，《京华烟云》一直到《啼笑皆非》，都还很火。当然美国对《啼笑皆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实际上还是很火。但到《枕戈待旦》以后就不行了。
虽然《枕戈待旦》是第一本在市场上销量跳水的作品，但它还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在讲中国的事情，只是美国的中国通不赞同林语堂的立场，舆论围剿了他。
林语堂和他的美国书商之间有一个拔河一样的关于形象定位的角力，书商希望他的定位是“中国哲学家”，林语堂则喜欢模糊国籍，强调“我是一个现代人”，这两个定位是有矛盾的。在美国文化中，一直都有这个问题，美国少数民族批评当中就谈到，很多人的种族主义体现在他并不一定压迫你，有时候甚至喜欢你、提拔你，但他并不把你当成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人，而是强化你的种族标签，凸显你的不同。我相信林语堂有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七十年代林语堂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上他的讣告就讲：林语堂，中国哲学家，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我们几乎忘记了他是中国人，已经把他当成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了。
这样一个评价不能说有怎样的歧视，但他始终在提醒：你和我们不一样；但也已经承认“几乎忘记了”他的族裔身份，已经很不错了。所以美国现代文化界总觉得自己很开放，讲六十年代以后他们更能接受文化多元，但我觉得还要看他实际做了什么。看一看林语堂的境遇就知道，三四十年代，他在美国知识界很受尊重，社会对他文章非常接受，他也有机会上各种电台、接受媒体专访、参加辩论会、举行演讲。但后面反而不行了。如果从他这个例子看，可能三十年代的美国更开放，后面反而不开放。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特例，但起码有这个例子在。
1941年
林语堂
在纽约“读书与作者”午宴上发言
（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林语堂的思想底色是自由
澎湃新闻：
您觉得林语堂可以代表中美文化交流史的整个历程吗？他个人的经历可以代表这样当时类似他这样的一批留洋年轻学人的整体吗？
钱锁桥：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案例，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所有的人。林语堂在美国的影响是最大的，胡适也是这一批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体现了一种文化传播的路径，他最主要的影响是把在美国所感受的，认定是未来中国文化方向的东西传播到了中国。他很坚定，觉得中国一定要向这个方向走，不光学术方面，生活方式层面也包括在内。所以在“科玄论战”当中，他提出也要学习美国人生活中符合现代化方向的内容。但是我觉得林语堂的旅程更有意思，更独特。很难找一个人去跟他相比。很难讲是时代对他的塑造，还是他对时代的影响。
澎湃新闻：
您觉得林语堂思想中的底色是什么？
钱锁桥：
林语堂的一生经历了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和世界，很难用简单的某个词来概括他的思想，但他一辈子的思想底色是“自由”。林语堂可以被称为“自由之精灵”。他是很有个性的，一个有wit（颖悟），精灵一样的人，但“自由”是最重要的基础。
林语堂的自由不能单一的说是东方还是西方，其实是两种文化里自由的东西结合到一起形成的。林语堂谈到，好多中国国民性的形成，圆滑、世故、冷漠等等，最根本源于权利没有法律保障，多说多错，多做多错，那干嘛要多管闲事呢？但一旦基本权利被法律保障了，中国人也会和西方人一样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他的概念里，中国文化的特性并不由生物基因决定，而是受社会环境影响形成。他提倡学习西方在权利被法律保障下人民的自由。
但另外一方面，中国文化又强调精神上“自由入世”，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模板就是苏东坡，有道家豁达的个人主义精神，很自由。林语堂领悟了这一点，自己也按照这种自由的精神态度去生活。现在很多人会说林语堂是新儒家或者新道家，我认为从强调法治保障这个角度上看，他还可以是新法家，因为他提倡法律在国民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
钱锁桥著《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