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者道德重于学问 而科举却以文章取士 苏轼一番话道出了真相
封建时代,评价一个官员的好坏其实本质不在他的学问优劣,而在于品德是否高尚。可偏偏朝廷选拨官员的标准又是文章,以学问定输赢。因此,在科举史上,就出现过这样的争论,到底是该以德取士,还是该以学问取士。北宋著名文人苏轼为此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论述,并一度被奉为真理。
宋代是中国科举的发展期,处于上升阶段,具有一定的活力和生机。因此,宋代关于科举的争论也非常激烈,有德行取士与考试取士之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经术文学之争等,而且这些争论还经常交织在一起。
以察举为代表的推荐制度,德行的优劣是能否任官的最重要标准。而科举制度则不同,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来决定是否录取,基本不考虑考生的德行。这两种选拨文官的制度确实各有优劣,各有利弊。
北宋神宗时,有人提出恢复察举制度,取消科举。对于这一提议,苏轼在上疏中极力为科举辩护,指出科举考试有一定的标准,远远优于很难有客观标准的察举,也比直接从学校中取士更为客观公正。他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鲜明地反对以德行作为录取标准的做法:
“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
在苏轼看来,如果朝廷设立德行科取士,那么是教天下的读书人争相作假。如果朝廷是以孝来选拔官员,那么勇敢的人可能会仿效历史上的孝子割自己身上的肉给父母治病。胆子小的可能会住在父母的墓旁边,为父母守墓。如果朝廷是以廉洁来选拔官员,那么天下的读书人会争相坐破车,骑病马、老马,穿非常破旧的衣服,吃很差的食物,只要朝廷认为是廉洁的事情,他们都会刻意去做。以德行取士,弊端是十分明显的。
平实而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很难客观评定的,只有通过言行加以考察。而一个人的表面言行又不完全代表其真实思想品德,当不带有功利性目的时,言行比较具有真实性;当他为胜过他人而可能获得功名利禄的时候,就可能会矫言饰行,弄虚作假,人们难以断定其真伪。
一般人只看得以德行取士好的一方面,往往忽视了另一方面,即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否会出现比原来的办法更大的弊端,所以苏轼认为那些贸然提出改变现行做法的人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早在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苏轼的观点与柳宗元一脉相承,但苏轼的论述更为深刻,这是在考察多次科举改革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精辟见解。这次争论因为苏轼的反驳有理有据,所以没有人在直接进行辩驳。
但是,到了宋哲宗时,司马光曾奏请实行“十科”荐士。到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正式诏以“八行科”取士,并且具体规定了“八行科”的标准和取士办法。在诏书中,朝廷明确提出了为了“善风俗,明人伦”,参考“成周以六行宾兴万民”的办法,设立“八行科”。
所谓“八行”,即“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凡是有以上八种善行的读书人,所在地将记录其表现的材料上报到县衙门,县衙门将根据情况择优录取其入官学学习,审查考核没有问题之后,将其上报到府州衙门。府州衙门根据读书人的道德表现,将其分成三个等第:孝、悌、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
如果读书人具备“八行”,不必等到年终,即可以将其贡入太学,免试补为舍生。再经过审核考查,名实相符者便可以向尚书省申报,由尚书省授予其官职。不能完全具备“八行”者,则取为州学上等舍生。
这种按“善行”高低、多少来选拔任用人才的办法出发点虽然不错,但实际上很难操作。为了获取“八行”之名,许多人用心良苦,挖空心思来应对。实行“八行科”取士多年都没能选拨出一位名实相符的杰出人才,说明这种选拔方式是有制度缺陷的,因此也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北宋后期这次尝试以德行为标准选用人才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可以说正好印证了苏轼的预言。
时隔七百多年后,也就是清乾隆三年(1738年),又发生了一次关于科举存废的争论,礼部对科举存废利弊的看法与苏轼的观点几乎相同,有些用语还在直接引用了苏轼反对变革科举的奏疏,可见苏轼对科举取士的看法具有相当久远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