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书法格调扯那么玄乎 一篇文章给你整明白

1.

“格调”一词来自于诗歌当中的格律声调，亦泛指作品的艺术风格，今这个词运用到各个领域，当我们在对于书法的评价时都会对作品在格调上进行高低的讨论，这也是作品高低的关键。

那什么是格调高的书法呢？就拿行书来说，作品所传达出的气息，会有书卷气，文雅的气息；也会有雄浑的，古厚的气息；这都是高格调的体现。而反之，粗野的、荒率的，这一类气息的作品格调则是不高的。

有时候同样是高格调的作品，为什么也会有高低之分呢？个人认为，书卷气浓厚的作品线质容易偏向单薄，缺乏古厚的力量，少了种大气象的境界；而过于注重力量感的，则容易显得外露，不够含蓄。所以最好的便是兼而有之，例如王羲之的作品，就是极具有雄浑的气象，又兼有文雅的文人气息。

2.

那么书法格调源自哪里，目前社会主流其实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书法格调源于取法对象。取法对象高，格调则高；另一观点认为，格调源于书写者自身。书写者自身欣赏格调创作水平不够高雅，那么即使是取法高格调的作品，也难以有很好的格调展现。

前些时日，在听书法讲课时，有位当代的书法大家讲起有关于格调的问题，他说自己以前是写晋人的法帖，后来有段时间开始学习宋人的法帖，结果发现自己的格调变低了。在学习书法时我们经常会听到“取法乎上”这个词，通常的理解就是取法的对象决定你书法创作的高度。还有就是取法要取“主干”进行学习，比如在书法学习的过程当中一提起学习行书就应该从“二王”入手学习。而且我们也看到历代的大书家也大多是从二王这里取法并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米芾也曾说：“草不入晋人格，徒成下品。”这也在当今书坛提倡“回归传统”的影响下，以行书为主，大部分人选择了向唐之前的大书家作为取法的对象。

同时，就这个问题我也请教了我的恩师，他则持第二种观点。他说书法的格调与取法的对象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与主体创作者本人有极大关系。从当今书坛的比赛展览来看，取法清代的书家并获得大奖的不乏其人。比如蒋乐志就取法赵之谦并屡获兰亭大奖；又如当代草圣林散之，用羊毫笔写的变化莫测的大草，这能说比取法更高的格调要低吗？显然不是，从这一点看书法格调与取法对象没有很大关系。

3.

然而这个问题，不论单独站在哪一个观点，都无法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所以针对这个话题，本文将进行一些更深入的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将所探讨的话题在书体上做一个限定，就以行书为例。

我们普遍认同，晋人的行书格调最高，其中以二王为主干。后世在行书方面稍有建树的书家，无不是取法二王，从二王的作品中获得灵感，在某一方面深入挖掘，才取得成就。

而从晋到唐，都有着严密的师承关系，可以说，“法”不曾断。到了宋朝，这种师承却中断，以至于宋以后的书法学习者，都是通过晋唐人留下的作品去揣摩前人的用笔，在这过程中，难免加入许多自己的理解。

自宋朝到民国，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出彩的书家，如宋四家；元赵孟；明董其昌、王铎；清何绍基；民国白蕉等。单就这些书家的行书来看，其实并不能说某个时代的格调就高于下一个时代。

可以说，自宋以后的书家，在学习二王行书的路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敢说自己掌握了二王行书真正的用笔。只是一部分书家在揣摩的过程中，悟出了些许技法，加以自己的思考，逐渐形成自成一格并影响后世的书风。

并且，书法的格调也需要时间加以沉淀。比如民国时期白蕉，在当世并没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到后世，他的书法格调所呈现出的文人气息则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现当代人的书法格调难以再超越古人。其实并不尽然，若直接取法晋唐，则格调上未必会输于宋以后。当然也需要创作者本人独立的思考，这也是现代书法学习所缺少的精神。例如当下许多学习二王书法的人，大多没有真正的走进二王。或者直接套用用米芾笔法写二王，不是在根源上去琢磨笔法。那么作品的气息，格调也只能停留在宋。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二王的笔法，也姑且不论用米芾或者其他书家的笔法写就是对的，但就学习二王而言，若不站在当时的时代去看待问题，那么对于二王的格调则难以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4.

这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书法的格调究竟是源于取法还是源于创作者个人？

而我的观点则是——需要建立在取法根源的前提下，加以创作者独立的思考。

简单理解就是说，如果学习行书，现代人与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都需要从行书的根源上，也就是二王的笔法去追寻，探讨。宋元明清时代的书家，也是借由传承的碑帖，通过自己的思考琢磨出了用笔。我们若直接取法，则掉入了文章一开始那位书家所出现的“格调变低了”的问题。这终极原因在于，学习过程中，缺乏独立的思考，而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