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才女陈端生创作《再生缘》时受到的家庭影响和环境制约

《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距我们现在不足三百年，由于她不是皇室贵胄，也不是尊贵的王侯将相，所以历史上她个人的资料不是很详备。而陈端生的生平对《再生缘》创作的影响我们只能她在作品隐约自序中推测。陈端生《再生缘》前十七卷的创作过程具有特殊性。它是陈端生在两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两种不同的创作心境下分开完成的。前十六卷是作者十八九岁时的游戏之作，充满幻想色彩。第十七卷则是她三十四岁时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续完的。少女时代的游戏之作所设想的结局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那时的陈端生为《再生缘》构想的结局应该一直都是少华与丽君花烛成亲的团圆结局，而就十七卷孟丽君的结局来看，三十四岁的陈端生是否另有他想，下面就对作为游戏之作所设想的结局结合作者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加以分析。

1 家庭的影响

看过《再生缘》的读者，都不否认作者陈端生是一个才女。陈端生（1751—约1796），清代弹词女作家，字云贞，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嫁淮南范秋塘 （陈寅恪猜测为浙江秀水范璨之子范菼，郭沫若认为是会稽范菼）。著有《绘影阁诗集》(失传)，弹词小说《再生缘》(一至十七卷)。

她出身于一个文化气氛浓郁，思想观念较开明的仕宦家庭。陈家世代书香。陈端生祖父陈兆仑（字星斋，号勾山），雍正进士，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以诗文名于时，并且持相对进步的女性观；他是“桐城派”古文家方苞的入室弟子，曾任顺天府尹、太仆寺卿，《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及总裁，著有《紫竹山房文集》，为世人所推崇。父亲陈玉敦中过举人，曾任云南、山东等地地方官。陈端生的祖父是一个很开明的旧式文人，曾写《才女论》一文，认为女性讽“习篇章”“多认典故”，“大启灵性”，对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而且可使女子变得“温柔敦厚”因此得出结论：“才也而德即寓焉”。虽然他眼里的才女最终目标还是作一个更称职的主妇，毕竟他把文化修养提到了有用的地位，至少为他的女性后人接受文化教育开了大门。陈端生和她妹妹陈长生都以文学才情见长，当与祖父的开明思想有关。其母亲汪氏是云南大理知府汪起岩的女儿，汪氏之父汪上堉曾任云南府和大理知府。汪上堉中过进士，他的女儿有知识，再自然不过。由他的女儿教育出来的陈端生很有文才，也就不奇怪了。陈端生的母亲汪氏不仅能诗，而且喜爱弹词，《再生缘》前引“慈母解颐频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和第三卷开头“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末尾“原知此事终无益，也不过暂慰慈亲笑口开”，对此都有清楚的说明。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陈端生从小就善诗文，才华横溢。从另一个方面说，陈端生写《再生缘》前十六章时尚待字闺中，陈家虽说是书香世家，不是王侯将相，但家境也是相当殷实，无需为生计问题担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作者陈端生保障。据陈寅格考证，陈端生之父玉敦与其伯父玉万才学一般，其弟之才性，更不可与她及妹长生之才性同日而语：“然则陈氏一门之内，句山以下，女之不劣于男，情事昭然，端生处此两两相形之环境中，其不平之感，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职此之故，端生有意无意之中造成一骄傲自尊之观念，更无男尊女卑之思想”。

陈端生十八岁（1768年）动笔写《再生缘》时，祖父正在京城作官。端生待字闺中，闲来无事，大概是为了消磨时间，开始动笔创作《再生缘》。最早的读者大概只有母亲和妹妹，但陈端生写得非常勤奋，再加上端生才情斐然，到次年五月，一共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她已经写完前八卷。同年八月，父亲调职山东登州府，全家跟随父亲前往。陈端生在登州住了大约有七个月时间，在她二十岁（1770年）就写完了九到十六卷。陈寅恪先生推测称，陈端生如此勤奋写作可能跟她母亲身体不好有关，她怕母亲看不到书写完，就会离开她们。 果然，陈端生写完十六卷之后就没有接着写，因为她母亲病了，而且不久便病故了。陈端生写《再生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让母亲高兴。母亲不在了，怎么还会有写下去的动力呢？

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夏天，她和家人返回杭州老家。两年后，陈端生二十三岁，嫁与淮南范菼为妻。丈夫范菼是祖父的好友范璨之子，陈端生嫁给范菼，也是门当户对。 婚后她和丈夫情投意合，生有一子一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九月，顺天乡试案，范菼被牵涉其中，此事令乾隆龙颜大怒，于是主犯陈七被判绞监候，其他人则被发配新疆伊犁。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早春，此时，陈端生已三十四岁，在母亲去世十二年、丈夫被流放四年后终于重新开始续写《再生缘》。这十二年的停笔，正像她说的“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明堂一醉”是指郦明堂（孟丽君）的性别引起后宫太后和皇后的怀疑，被灌醉了酒，正待脱靴验查是否为女儿身，剧情至此戛然而止，而且一停就是十二年。 这十二年里，《再生缘》的抄本已经流传到社会上，人们争相传读，意犹未尽，闺阁好友也敦促她继续写下去。 不过，陈端生续完《再生缘》的心愿并没有实现，她只写了第十七卷，就没有继续写了。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新帝登基，大赦天下。这时，陈端生的夫君范菼发配新疆已经十五年，此次大赦，使范菼得以回家与端生及儿女团聚。但是，无论范菼如何紧赶慢赶，陈端生在他回到家之前，就已含恨去世。这一年，她四十五岁。

2 社会环境的限制

众所周知，在上千年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封建礼教以一种宗教伦理的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其中男女有别是最重要的等级制度之一。尤其经汉代董仲舒的推演界定，把阴定为女，把阳定为男：“天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并进而认定：“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这便为男性控制女性提供了宇宙理论根据。发展至宋末明初以后，程朱理学对女性限制更多，导致女性在此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基本上处于无言、失语的状态。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民主思想也得到了一定范围的传播，甚至有些人开始关心妇女问题，并且主张男女平等。社会上一部分人开始鼓励女子识字读书，但这只是明清女子读书热这个大背景下的一种情况。陈兆仑在《紫竹山房文集》中曾说过：“于妇职余闲，浏览坟索，讽习篇章，也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相夫课子”表明了他的思想本质，让女子学习知识也只不过是一种达到“事夫之道”的手段，女性有知识有学问则可以“相夫课子”，这是三从四德之外的一种辅助手段，并非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生来就同样具有学习知识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的地位仍然在男性之下，并附属于男性，并不可能因她们具有知识就会改变了自身的从属地位。这样的环境也许能够造就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但是在男性意识主导的领域内，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另外，科举制度是古代传统中国社会中文人实现其才华抱负的最为重要的途径，自开科以来便是男人专利。依照儒家传统严格规范男主外、女主内分工的训戒，女性连自家闺房都难以迈出，更别论像男子一样博取功名了。

逐渐萌发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在现实中根本没有机会，社会也不允许她们有所建树；但她们也渴望发挥自己的才华，走投无路的女性只能在文字中表现自己的才华，施展在现实中所不能实现的抱负。她们逐渐发现，诗、词、曲的束缚太多，取得的成就太高，又为男性所占先和擅长，她们难以争得一席之地；而以冗长繁复著称的弹词更适合抒发她们丰富、细腻的情思，于是开始在弹词中编织女人们自己的故事。自此，有文采的女性们便有了一个施展她们的诗才和情思的平台；她们便动起手来写作自己心目中的弹词，把自己的心理，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抱负，都抒发在自己创作的弹词里了。《再生缘》作者陈端生这样一位典型的女性，恃才傲物，少女时代便开始创作的《再生缘》，处处体现女性的思想，寄托了作者与男女平等的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反叛意识。端生之写《再生缘》，着实是一种寄托。

3 个人的才华和思想

“管隙敢窥千古事，毫端戏写再生缘”的陈端生，读者们都不否认她是一个才女，才情卓异。出身书香门第的她，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长辈们的知识学长，端生更是自小就耳濡目染。《再生缘》只是她“毫端戏写”的游戏之作，但她在文中却自诩自己的《再生缘》创作犹如同“天孙织锦”、“孔雀开屏”，甚至还表示“不愿付刊经俗眼，惟将存稿见闺仪”，可见，少女时代的端生非常轻狂自负，对自己的才华也很自信。只是打算“暂博慈亲笑口开”的《再生缘》，却取得了如此成就，对于端生的才华，可见一斑。《再生缘》中对孟丽君“七岁吟诗如锦绣，九年开笔作诗文。篇篇珠玉高兄长，字字琳瑯似父亲。对答如流心颖悟，语言清正性聪明”的描写，应该多少带有自况的意味。

从孟丽君的形象分析中可以看出，孟丽君是叛逆的，郭沫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她的反封建“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作乱”。端生所创造的她是不为时代所容的，由此可以推测，现实中的端生是极具反叛意识的。端生的生活的时代，恰值人文主义思潮洗礼、女性自我意识逐渐开始觉醒的时代，而且长辈们的思想也比较开明。由于端生才华横溢，家族中的同辈基本上没有能超过她的，在有意无意中，会有一种骄傲自尊的观念，对自己才华自信又自负的她，便产生了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离异倾向。《再生缘》中的孟丽君，虽然极其叛逆，但她的贞洁观、忠孝观，仍表明她是注重封建意识的，毕竟那是的端生也只是“一定程度”的反封建。另外，陈端生本人对封建婚姻也是顺从的。

由此可以表明，陈端生的个人思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存在，其思想意识中的叛逆意识与封建意识纠结地交织在一起，在某些角度上表现出自己对某些封建伦常规则的反叛，但最终不得不屈从于封建礼法的淫威。